我们的“国父”是谁？都2025年了，不会还有人在争论这个问题吧？

每次看到网上又有人为“谁才是我们真正的国父”争得面红耳赤，我就有点哭笑不得。这都2025年了，互联网信息爆炸成什么样了，怎么还能在这个点上卡壳呢？

其实吧，仔细想想，这种争论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国父”这个词的理解，本身就带着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情感投射。

对很多朋友来说，一提到“国父”，脑海里立马蹦出来的名字就是孙中山先生。这太自然了，从小我们的课本里、历史纪念活动中，孙先生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的形象深入人心。

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这个功绩，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一点不为过。没有他和他领导的革命志士们前赴后继的努力，中国可能还要在封建王朝的泥潭里挣扎很久。

称他为“国父”，确实承载着对他缔造现代中国这一历史功勋的崇高敬意。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叙事里，尤其是在海峡两岸对于共同历史记忆的认同上，孙中山先生作为“国父”的地位，有着广泛的共识基础。

但有意思的是，还有另一种声音，而且声音还不小。他们觉得，要论“国父”，那得追溯到更远古的时候，得是黄帝。这个说法，乍一听好像有点“穿越”，但背后蕴含的情感逻辑其实很清晰。

黄帝是谁？在咱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说和文化认同里，他是人文初祖，是华夏文明的奠基者。几千年来，“炎黄子孙”这个称呼，已经深深融入了我们的血脉和文化基因，成为凝聚整个民族认同感的最核心符号。

当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时，其实就是在追溯我们共同的精神原点。从这个角度看，尊黄帝为“国父”，强调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共同起源和血脉相连。

这种认同，超越了具体的朝代更迭和政治变迁，是一种更深沉、更持久的民族情感纽带。

所以你看，争论“国父是谁”，表面上是争一个名号，实际上争的是两种不同的认同维度，一种是基于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功勋认同（孙中山），另一种则是基于数千年文化血脉传承的文明始祖认同（黄帝）。

两者都很重要，都承载着沉甸甸的分量，它们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认同感的两大支柱。明白了这一点，争论本身的意义似乎就没那么大了。

那个活在文化血脉里的“共祖”

说黄帝是“国父”，这个“国”的概念，显然和我们今天理解的主权国家不太一样。它指向的是一个更宏大、更悠久的文化中国，一个文明共同体。

关于黄帝，正史记载（比如《史记·五帝本纪》）和大量的神话传说交织在一起。他是少典之子，姓公孙，后来改姓姬，号轩辕氏。传说他生活在约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也就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时期）。

在那个部落林立、征战频繁的年代，黄帝部族逐渐强大起来。最著名的战役莫过于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阪泉之战，他战胜了同属华夏集团的炎帝部族，实现了两大部族的融合，形成了“炎黄”联盟的基础。紧接着，面对强悍的东夷集团首领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激战。

传说中这场仗打得天昏地暗，黄帝最终在玄女帮助下战胜蚩尤，确立了在广大中原地区的领导地位。

这些战争故事听起来像神话，但剥开神话的外衣，反映的很可能就是远古时期不同部落联盟为争夺生存空间和资源而进行的融合与统一过程。

黄帝，就是这个融合与统一过程中被后世共同推崇的代表性领袖人物。

但黄帝被尊为“人文初祖”，绝不仅仅因为他能打仗。围绕他的传说，充满了文明创造的光辉。

传说他的时代，发明创造层出不穷，他的妻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让我们的祖先穿上了丝绸；他的史官仓颉观察鸟兽足迹，创造了最初的文字，点亮了文明传承的火种；他的大臣大挠创制了干支历法，让人们能更好地掌握农时，顺应自然规律；还有指南车、音律、医药、舟车、宫室……

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发明创造，都被归功于黄帝和他的臣子们。

这些传说当然不可能完全真实，很可能是后世把漫长历史进程中许多先民的集体智慧结晶，都浓缩集中到了黄帝这位“文化英雄”身上。

但这恰恰说明了黄帝在中华民族心中的地位，他象征着华夏文明从蒙昧走向开化的伟大飞跃，是中华文明诸多核心元素的“符号化”源头。

千百年来，对黄帝的祭祀从未断绝。从秦汉帝王到普通百姓，祭拜黄帝陵（位于今陕西省黄陵县桥山）成为一项重要的传统。特别是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如今已成为海内外华夏儿女慎终追远、认祖归宗的重要盛典。

当我们在黄帝陵前肃立，当我们自称“炎黄子孙”时，我们是在确认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感，不依赖于任何政权形式，而是根植于共同的文化记忆、伦理价值和历史渊源之中。

黄帝，作为这种认同的象征性符号，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共祖”，称之为文化意义上的“国父”，体现的是对整个中华文明源头的崇敬与感恩。这种认同的力量，是极其深厚和坚韧的。

孙中山：为现代中国奠基的“先行者”

聊完黄帝这位活在五千年文明长河源头的“文化国父”，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到风雷激荡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个时候，“国父”的指代就变得非常具体和明确了，那就是孙中山先生。

如果说黄帝代表的是我们从哪里来的文化根脉，那么孙中山先生代表的，就是我们走向何方的现代转型，他是现代中国国家构建的奠基人。

理解孙中山先生为什么被称为“国父”，必须把他放在那个积贫积弱、列强环伺、帝制腐朽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去看。

那时的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一系列惨败，丧权辱国的条约一个接一个，民族危机深重到了极点。

无数仁人志士都在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但都没能真正触动封建统治的根基，没能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命运。

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他早年学医，想“医人”，但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必须先“医国”。他系统性地提出了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这成为他领导革命、缔造共和的理论纲领和奋斗目标。

民族主义，就是要推翻清朝统治，结束帝制，实现民族独立；民权主义，核心是建立共和制度，让人民当家作主；民生主义，则关注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改善人民生计。这三个主义，直指当时中国面临的最根本问题。

为了实践理想，孙中山先生付出了毕生精力。他创建了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想想清政府在全球通缉他，想想革命经费常常捉襟见肘），联络志士，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

从广州起义到黄花岗起义，虽然屡遭挫折，牺牲惨烈，但这些起义就像惊雷一样，震撼了沉睡的中国，唤醒了无数民众。革命的火种，从未熄灭。

终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点燃了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短短几个月内，各省纷纷响应，清王朝这座腐朽的大厦轰然倒塌。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诞生。这绝对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划时代的巨变！它彻底终结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第一次把“共和”、“民主”的理念写进了国家的旗帜。

仅凭这一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就足以彪炳千秋。

更值得尊敬的是，为了维护新生的共和制度和国家统一，避免内战，孙中山先生展现出了崇高的政治品格和无私的胸襟。在巨大的压力下，他同意让位给拥有北洋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希望以此换取国家的和平过渡。

虽然袁世凯后来倒行逆施，复辟帝制，但这恰恰证明了孙中山先生坚持共和理想的正确性。此后，他又领导了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继续为捍卫共和制度而斗争。

晚年的孙中山先生，思想也在与时俱进。他深刻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唤起民众，必须联合真正革命的力量。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掀起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北伐战争）奠定了基础。

虽然他在1925年壮志未酬身先死（病逝于北京），没能亲眼看到北伐的最终胜利和国家的真正统一，但他为中国民主革命所开辟的道路、所奠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不可磨灭的。

因此，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下，称孙中山先生为“国父”，是实至名归的。他是结束旧时代、开启新纪元的关键人物，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他的形象和精神，深深烙印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海峡两岸乃至全球华人共同尊崇的历史丰碑。纪念堂、中山路、中山装……这些遍布各地的符号，都是对他不朽功勋的无声铭记。

何必争那“唯一”的标签？

兜了一大圈，现在我们回到最初那个问题，“我们的‘国父’是谁？” 看完了黄帝和孙中山先生的故事，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而且非常清晰了：他们两位都是！只是他们代表的维度不同，意义不同。

强行争论“唯一”的国父，非要二选一，甚至为此吵得不可开交，真的有点钻牛角尖了。

这就好比问：“长江的伟大，是源头格拉丹东雪山的功劳，还是中下游冲积出沃野平原的功劳？” 又或者问：“一个孩子的成长，功劳是赋予他生命的父亲，还是含辛茹苦养育他成人的父亲？” 这两种“父亲”的角色，缺一不可，共同造就了最终的结果。

对中华民族而言，黄帝是我们文明血脉和文化认同的“共祖”。他象征着五千年来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中华文明。

没有这个深厚、悠久的文化根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我们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时，这种基于共同文化基因的身份认同，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和凝聚力，超越了地域、阶层甚至时间的限制。这是“文化中国”的根基。

孙中山，则是现代中国国家形态的缔造者和伟大奠基人。他领导革命，推翻了帝制，创建了共和，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征程。

他所奋斗的目标，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至今仍是激励我们前进的重要动力。他是“政治中国”在近现代浴火重生的重要象征。

这两种认同，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支撑、互相丰富的。深厚的文化根基赋予我们面对挑战时的韧性和智慧；而现代国家的构建，则为保护和弘扬我们的文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政治框架和现实路径。

黄帝给了我们“根”的归属感，孙中山先生则为我们指明了“路”的方向。

所以，都2025年了，真的不必再为“谁是唯一国父”这种问题争论不休了。这种争论，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思维陷阱。

与其纠结于一个标签的归属，不如更深入地去理解这两位伟人各自代表的深刻历史内涵和精神价值。

尊重黄帝，是尊重我们共同的文化源头和民族血脉，珍视那份跨越千年的文化认同感。纪念孙中山先生，是铭记他为结束封建专制、开创共和、追求民族复兴所做出的不朽功勋和奋斗精神。他们共同构成了我们民族精神谱系上两颗璀璨的星辰。

历史是连续的，认同也是多层次的。黄帝和孙中山，一位代表了我们辉煌的“过去时”，一位则开启了我们奋斗的“进行时”。

承认并珍视这两个维度的“国父”意义，恰恰体现了我们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自信与包容。这种融合的视角，或许能让我们更平和、更全面地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以及“我们要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