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末代总督赵尔丰生命中的最后100天（下）‖章夫

末代总督赵尔丰

生命中的最后100天(下)

章 夫

赵尔丰在一路尴尬中反复求解

非常时期,各色人等都在不停地打着算盘。保路会、哥老会、同盟会“三会合流”,已形成一股与朝廷对抗的强大势力。这些势力就是一个“火药桶”,燎原之火,只待一根引线。

各方势力都在用放大镜紧盯着赵尔丰,看他以什么样的方式抛出这根“引线”。

想法既定,赵尔丰决定召集保路会和“九大首领”议事。总督府内,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分坐两排,阵营不同,泾渭分明。一边依次坐的是:蒲殿俊、罗纶、颜楷、张澜、彭兰芬、江三乘、邓孝可、王铭新、叶秉城;另一边坐的是:赵尔丰的表侄、布政司尹良,兵备处总办吴钟容,巡防军统领田征葵,教练处总办王淡,心腹幕僚饶风藻。

这次见面,赵尔丰很是花了一番心思,他特地穿上总督官服,头戴一品红珊瑚顶伞形红缨帽,身着有仙鹤的蟒袍,脚蹬粉底皂缎靴。这样严肃而正式的装束,向与会人员透露两层意思:一是皇权在上,以此在这特殊的场合显示大清的威仪;二是明白地告诉与会者,四川的天下仍在他赵尔丰手里,如果谁不听话,他是有权力有能力“拿下的”。

可赵尔丰的精心设计,却没有收到他想要的效果。这一不合时宜的装束在另一拨与会者眼里,甚至多少显得有些滑稽。蒲殿俊等人一看到总督这般模样,还以为“如此正式”有什么好消息。

那顶“一品红珊瑚顶伞形红缨帽”,那身“仙鹤的蟒袍”无疑是朝廷的象征。已经铁定“站在朝廷一边”的赵尔丰,更像穿起戏服一般,扮演起“川剧变脸”,与先前保路态度的“赵尔丰”做了一个坚决的切割,张口闭口都是“朝廷体恤川人,川人也应体恤朝廷”,“一切以大局为重”的大道理。

与这帮士绅耍嘴皮子,武人出身的赵尔丰肯定处处占下风。无奈之下,赵尔丰发怒了,他拿起一份事先备好的《川人自保商榷书》厉声质问。这份《川人自保商榷书》,明确提出“编练国民军、制造军械,实现川人自保”。这样的声音与行动,显然已不再是“内部矛盾”了。

为不使局面太僵,赵尔丰还是强忍着屠夫的性子,没把话说得太死,但仍遭遇股东会会长颜楷硬邦邦的顶撞。这一切虽在赵尔丰的预料之中,但他还是显得有些意外且尴尬,按赵尔丰的秉性,这些人早就该“拿下了”,可这一次,他还是忍了——面对一盘难解的棋局,赵尔丰在反复求“解”。

赵尔丰似乎找到了这盘棋的唯一下法:进则死,退则生。原来,静下心来的他,听从了智囊邵从恩的建议。权衡再三,赵尔丰不得不“让”出总督位置。

深秋之夜,成都皇城明远楼内,一场政治交易在夜幕中徐徐进行。赵尔丰再次“变脸”——桌子两边分别对坐着先前同样的人,只不过角色稍稍发生转变,一边是即将下野的“官”,一边是即将执掌川省七千万人命运的“绅”。

面对各省纷纷“独立”的现状,成都“独立条件”经过“民主协商,互谅互让”,就此确定。官绅们各得其所,实现双赢。

“条件”是按赵尔丰的要求制订出来的。“独立条约”规定:新政府名“大汉四川军政府”。新任都督蒲殿俊,新任副都督朱庆澜(赵尔丰原部属、新军统领)。赵尔丰则回川边负责,用他自己的话说,“替四川守西大门”。

军权仍掌握在赵尔丰手里,朱庆澜只不过是他的代理人。后来有人愤愤地说,蒲殿俊等人“简直就是赵尔丰的提线木偶”。

赵尔丰的软着陆看似风平浪静,其实是在为更大的反叛蓄力。《清史稿》载:“会川乱起,尔丰还省,集司道联名奏请变更收路办法,不允。商民罢市,全省骚动。廷寄饬拏祸首,捕蒲殿俊等拘之,其党围攻省城。”

原来,赵尔丰提前获悉并看清,朝廷已有意免去他总督一职,他只不过是六神无主的朝廷某些人手中的一张牌,现已失去利用价值。赵尔丰心里明白,这是他最优的解决办法。总督肯定是当不成了,就是看谁来接替他,在这个改朝换代的风口,他无形中有了一定的筹码。

既然如此,何不自己做个人情?这样,也给对川督垂涎三尺的端方,一个有力的回应。

此时,端方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只不过他比赵尔丰显得更加自信。赵尔丰已看清自己的处境,而端方,根本没看到自己身处何等危险之时。

《清史稿》载:“督办川路大臣端方劾尔丰操切,诏仍回边务大臣,以岑春煊代总督。”

像赵尔丰、端方这样的朝廷重臣都看不清前行的路,大清岂有不亡之理?

这个端方,可不是一般的人物。

托忒克·端方,标准的根正苗红的清朝贵族家庭出身,清光绪八年(1882)中举人,是晚清具有革新思想的政治领袖,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先是在考察归国后出任两江总督,后调任直隶总督,深得慈禧厚爱。身居要位,忘乎所以,未曾想慈禧驾崩后,他要拦路拍照留念,引起圣怒,被弹劾罢官,赋闲在家。

清宣统三年(1911)5月18日,朝廷复起用端方,任命他以侍郎候补充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作为新政府改革的重要标志,首届责任内阁出台了铁路国有化改革方案,需要懂行的重臣去实施。朝廷认为,端方就是其中“懂行”的“重臣”之一。

当端方得知朝廷越来越不满意赵尔丰在四川的工作后,以为自己马上会咸鱼翻身。他火速弹劾赵尔丰,以此向朝廷表忠心,认为赵尔丰有失大臣风范,“始则恫吓朝廷,意图挟制;继则养痈遗患,作茧自缚”。

恰逢北京主持此项改革的盛宣怀等人也认为,赵尔丰在四川保路运动中优柔寡断,镇压不力。赵尔丰下课在所难免,只是时间问题。

清宣统三年(1911)9月7日,成都血案爆发,四川局势急转直下。仅3日,清政府便迅速免去赵尔丰的总督之职,委派端方接管治理。

春风得意马蹄疾,兴奋莫名的端方,率湖北新军第八镇之中的第十六协第三十一标以及三十二标一部,共2000余名湖北新军赴川平乱。稍后,朝廷又命四川省水陆新旧各军悉听端方调遣。

很显然,朝廷已放弃和平的安抚政策,准备以武力平息因保路而引发的骚乱,恢复秩序,制止这种骚乱向周边向全国蔓延。

端方“打了鸡血一般”满血复活,星夜兼程携带“利器”入川。

重压之下的赵尔丰,关键时刻,“屠夫”性格暴露无遗,他要赶在端方进入四川之前搞定保路运动的事,他要向朝廷证明,四川的事,我赵尔丰还行,无须派端方来。在这样的逻辑思维诱导下,赵尔丰采取雷霆手段,直接把自己推到了与四川人民特别是数千万铁路股民的对立面,从而万劫不复。

端方到达四川境内后,武昌起义发生,他所带领的军队也暗潮涌动、酝酿兵变。

清宣统三年(1911)11月27日,新军哗变,端方带领的湖北新军发动起义,军官刘怡凤率起义士兵将端方、端锦兄弟斩首示众。这支本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鄂军,在四川起义军的欢送下,返回了武汉。

枭首示众,“赵屠夫”被“自己人”所“屠”

端氏兄弟死于非命之时,赵尔丰还蜷缩在成都这座城市最具权力的总督府中。

总督府里外两重天——外面,是一片嘈杂与喧嚣;里面,是死一般的沉寂。赵尔丰瘫坐在太师椅上,双目微闭,身处“孤岛”中央,他已疲惫不堪,从未有过的孤独感笼罩,让他后背阵阵发凉。

作为四川末代总督,赵尔丰此时后悔莫及,他的政敌端方的悲惨结局,给了他极大的震撼,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屠夫”的勇猛与血性在他身上慢慢远去,他怕了……他不敢去想明天的自己。

《清史稿》载:“武昌变作,资政院议尔丰罢黜待罪,而朝旨已不能达川。重庆兵变,会匪蜂起,军民环请独立,尔丰遽让政权于殿俊,殿俊自称都督。防军复变,殿俊走匿,全城无主。”

清宣统三年(1911)12月7日夜,刚上任的军政府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军政部长尹昌衡正在研究第二天的阅兵事宜。其时,尹昌衡对蒲殿俊“放假十天以庆祝军政府成立”的决定虽然没说出口,但心存狐疑。

果不出所料,次日上午阅兵仪式上,军乐队结束奏乐,春风得意的蒲殿俊刚说出“各位革命军人”,阅兵场上就响起了枪声,顷刻之间秩序大乱,一介文弱书生蒲殿俊吓得直往主席台桌下钻。

又一场兵变发生了。刹那间,那些无拘无束的“散兵”变成了“游勇”,他们四处逃窜,横行霸道,逢物便抢……

关键时刻,尹昌衡站了出来,他带领四川陆军学堂千余名学生上街维持秩序。原来,赵尔丰到任之初,便委任尹昌衡为四川陆军学堂代理总办,那帮持枪的学生兵只听他的。

《清史稿》载:“商民请尔丰出定乱,因揭示抚辑变兵。而标统尹昌衡率部入城,自为都督,罗纶副之。”

顷刻之间,尹昌衡替代吓得半死的蒲殿俊,成为四川省新的都督。

清宣统三年(1911)12月8日,新一届四川军政府成立。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届军政府中,同盟会占了百分之六十的席位。

尹昌衡的当务之急,是彻底解决赵尔丰的问题。已卸任总督的赵尔丰还霸占着总督署,他手上的三千精锐也时刻唯他马首是瞻。

这是同样带兵的尹昌衡无法容忍的。颇有些城府的尹昌衡心里明白,此患不除,必成后患。

权衡再三,27岁的尹昌衡亲自独闯总督府。年轻老成的他,掐中了赵尔丰的任督二脉——总督府有如成都这条汪洋大海中的一艘孤船,赵尔丰不敢对他怎样,何况他还是赵尔巽起用的人,赵尔丰定不会有任何怀疑。

古人云,乱世出英雄。而乱世之中,能震慑住局面的,往往是这种能凝聚起较为稳定的中、下级军队群体、又心狠手辣的人物。尹昌衡就是这样的人。只是,直到此刻,赵尔丰不但没有看透尹昌衡,还在心里暗自感激这位二哥提拔起来的青年才俊。

尹昌衡心里,一场针对赵尔丰的阳谋,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清宣统三年(1911)12月21日,尹昌衡大张旗鼓地为自己操办婚典,以麻痹所有人。深夜三更过后,他突然下令包围总督府。亲自擒杀赵尔丰的人名叫陶泽焜——都督护卫团团长。陶泽焜奉命率锐卒数十人组成敢死队,到督院西辕门赵尔丰住地,直闯赵尔丰卧室,生擒赵尔丰,将其解押到皇城内的四川军政府。

陶泽焜与赵尔丰还有些关系。陶泽焜的母亲是赵尔丰妹妹的侍女,因为彼此关系要好,又结为姊妹。因而,陶泽焜一直把赵尔丰尊称为舅父。陶泽焜是四川苍溪人,清末武秀才,后考入四川将弁学堂。因赵尔丰推荐,留四川绿营任哨长(连级),侍卫四川总督锡良。之后,在四川绿营任管带(相当营级),侍卫四川总督赵尔巽。

或许正因为此,尹昌衡才将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陶泽焜,使他能顺利进入总督府。据悉,当晚陶泽焜以侍卫管带之名查哨,赵尔丰值宿卫的卫兵毫无防备之心,陶泽焜很容易就进入了赵尔丰的寝室。后来陶泽焜在皇城明远楼前尹昌衡主持的公审大会上,手持大刀,亲自将赵尔丰首身分离。

《清史稿》载:“尹昌衡以兵攻督署,拥尔丰至贡院,尔丰骂不绝口,遂被害。”

陶泽焜还有两个身份:四川总督尹昌衡护卫长,强国委员会委员。应该说,他早已是尹昌衡的人了。这一点,赵尔丰死到临头,还蒙在鼓里。

陶泽焜能如此身先士卒,令尹昌衡感动。为奖掖陶泽焜“除暴有功”,尹昌衡特地安排“骏马八匹,大轿四抬,前呼后拥,荣归故里”。

听闻赵尔丰被血腥枭首,其头颅挂在树上示众3天,已升任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大发雷霆,特令四川陆军一个名叫周俊的师长“解决此事”。

据载,陶泽焜及其一家老小70余口,惨遭灭门。

原来赵尔丰与袁世凯是真正的儿女亲家,赵尔丰的女儿是袁世凯的三儿媳妇,而赵尔巽也是袁世凯的多年故友,赵尔巽认为三弟“既已交权,却遭惨杀”,实在冤枉。

有儿媳妇为其父报仇,有好友为其弟鸣冤,加之赵尔丰死得如此凄惨,袁世凯当然要“主持公道”。袁世凯派人将尹昌衡扣押起来后,下令褫夺尹昌衡军职荣典,如果不是时任陆军总长段祺瑞出面力保,尹昌衡应该性命不保。袁世凯最后手下留情,仅以侵占公款的罪名,判处尹昌衡9年有期徒刑。

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尹昌衡被特赦出狱。自此以后,似乎看穿了人生与世事,尹昌衡常以诗酒、参禅自遣,了却漫长余生。

赵尔丰生命倒计时

“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宣判赵尔丰死刑的罪状是:暗通北庭,教唆兵变,图谋颠覆军政府……

三弟被枭首的消息传到赵尔巽耳里,他重重地坐在总督府椅子上,半天没回过神来,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骨肉相连,同胞之亲,他内心有一种深深的自责。

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赵氏兄弟堪称干员,生活上公认的清俭,兄弟俩在朝中还有“西天双柱”之称。可面对积贫积弱随时可能改朝换代的关键时刻,身为朝中大臣的赵尔巽不由得隐隐为弟弟担忧,因为说不清为哪怕一丝火星,就会身败名裂甚至丢掉性命,所以必须处处睁大眼睛,看清前路,小心翼翼。

赵尔巽是一个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人,几十年宦海生涯,他看到了许多,也学到了许多。他显然更能准确把脉帝国的气息,因而惊闻三弟赵尔丰在成都枭首的消息,赵尔巽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楚。

按说,一个65岁的人应该享天伦之乐了,像赵尔丰还在涉藏地区冲锋陷阵,真的罕见。

稳定川边、收复昌都、驱逐噶厦、威慑英印……这一连串的赫然功绩,有人将他誉为“左宗棠之后第二人”(左宗棠晚年收复了新疆)。再考虑到赵尔丰捐纳出身、高龄为官的履历,以及他在最后5年间,从权道台到实总督的蹿升速度,已经是一位朝廷重臣大器晚成的完美典型。

晚节不保,成为赵尔丰人生最后的标签。或许,没有真正想到过自己的“晚节”,才是赵尔丰真正的为人风格,也正是生命临终前7个多月的四川总督生涯,让赵尔丰闻名一世。

我们再回顾一下,清宣统三年(1911),赵尔丰生命最后100余天的重要日历上,他生存的那片天空究竟发生了什么——

4月,赵尔巽调任东三省总督。

6月,四川爆发保路爱国运动,清廷严令弹压。

8月2日,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

9月7日,赵尔丰诱捕保路同志会领袖蒲殿俊、罗纶等9人。

9月8日,同志会组织民众在总督府前请愿放人,军警卫兵悍然开枪,当场射杀数十人,酿成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9月10日起,四川各地同志会纷纷起义,旬月之间,四川大半州县被保路同志军攻占,清军处处失利,四面楚歌。

9月16日,赵尔丰召集各营军官训话,部署弹压保路风潮。

9月25日,四川荣县宣告独立,成为中国第一个脱离清廷统治的县级政权。赵尔丰无法控制局势,川军也不愿接受清廷命令继续弹压同胞。

9月26日,清廷紧急抽调湖北新军入川弹压保路运动,导致武昌兵力空虚。

10月10日,武昌首义。

11月6日,赵尔丰被清廷免去四川总督职务,仅保留川边军务大臣。

11月14日,赵尔丰释放蒲殿俊等人,并表示愿意交出政权。

11月27日,成都宣布独立,成立四川军政府,蒲殿俊出任都督。

12月8日,成都兵变,蒲殿俊出逃,尹昌衡接任都督。

12月21日深夜,四川军政府逮捕赵尔丰。

12月22日,在成都皇城坝对赵尔丰进行公审,当即处斩。

从封疆大吏落到死刑罪囚,从民族英雄沦为人民公敌,从大器晚成变成晚节不保……这过山车般的履历,赵尔丰只用了短短百余天。

成都血案,是赵尔丰一生中唯一在历史上难以洗清的恶名。事实上,他也不情愿这么做,而是为载沣、盛宣怀背上的恶名,最后,又被自己信任的军官以这种方式惨杀,真让人感慨万端。

每逢出大事之前,都会有很多征兆,四川的保路运动同样如此。

四川总督赵尔巽关键时刻离任,其弟弟赵尔丰到任之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兹事体大”,晓之利害的他站在了四川地方这一边,一直跟朝廷力争。但蛮横的朝廷亲贵,却寸步不让,态度越发强硬。

这种情况之下,四川全省迅即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灵位”,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归商办”上谕,有了这个尚方宝剑,遍及各地的袍哥们十分活跃。

对此,高高在上的朝廷,还一厢情愿天真地以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根本没有考虑到事情可能产生的后果,依然执迷不悟,连出昏招,不仅赶走了王人文,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

这个关键时刻,赵尔丰临危粉墨登场。不明事理、作风一贯强硬的他便自然地成了帝国的殉葬品。

于是乎,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

保路运动时期的成都皇城(章夫 供图)

端方和赵尔丰,都是时代洪流之中的牺牲品。

“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赵尔丰兴冲冲地离开涉藏地区之时,就已经注定了自己的结局。一个人走得太顺,往往蕴含着巨大的危机。赵尔丰的仕途生涯一路走来,先有锡良关照,羽翼丰满之后,又有哥哥袒护,从一个无名小卒到一代朝廷重臣。

“晚清知兵帅,岑袁最有名;岂如赵将军,川边扬英声”。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著名教育家、政治家章士钊先生对赵尔丰在涉藏地区的作为评价极高,并对赵尔丰的命运表示极大的惋惜,“政变始辛亥,全川如沸羹;纵贼舞刀来,丧此天下英”。

理塘冷谷寺堪布大喇嘛很会神机妙算,赵尔丰曾专门找他掐算过,他之所以前去问卦,无非是想要冷谷寺大喇嘛给他这个朝廷一品大员说些吉利话,让他高兴,没想到大喇嘛却预言不吉。当时他虽闪过一丝不快,却也根本没放在心上。

不名垂千古就遗臭万年。用辩证的观点来看,能名垂青史和遗臭万年的,都不是一般之人。

赵尔丰当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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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25年第2期)

作者:章 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成都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商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