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北京,空气里翻滚着灼人的热浪。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区却弥漫着一种沉静而凝重的气氛。
彼时,郭沫若老先生躺在病榻上,呼吸微弱,甚至连睁眼都显得极为困难。
而在他床边,静静坐着一个满头银发、面庞布满深刻皱纹的日本老妇人,她便是郭的日本妻子佐藤富子——85岁的安娜。
此时此刻,安娜正以充满复杂情绪的眼睛,专注凝望着郭沫若,眼神里似乎有万千言语想一吐为快,但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
要知道,安娜当时已经85岁高龄,身体也衰弱虚弱不堪,但她得知消息后,还是毅然从大连动身,千里迢迢前来探望这位阔别了近半个世纪的爱人,简直令人无比动容。
然而,当有人忍不住问起安娜,郭老对她说了些什么时,安娜声音低沉,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状态,缓缓说道:“他不愿意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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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到底是一场怎样的爱情故事,为何安娜会这样说呢?
我们将时光拨回到1913年,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那年的12月28日,郭沫若怀着背水一战的决心踏上了日本之旅,为何会这样呢?原来,郭沫若随身携带的全部家当是长兄给的一根重六两的金条,换成日币后只够在日本生活半年。
而且为了能够到日本留学,郭沫若也放弃了刚刚考上的国立官费学校——天津军医学校,为此受到长兄责备。
正是在这样的压力之下,郭沫若临别前暗暗发誓:一定要在日本混出一个样。
1914年1月13日,郭沫若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京,然而接下来他表现出惊人的爆发力,最终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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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这一年报考该校的中国学生近千人,而录取者仅四十余人,郭沫若名列第七。由此意味着他可以享受着官费了。
当时的一高预科是为中国学生特设的一个班,为期一年,主要补习日语,考试合格后再分配到各个高等学校去,郭沫若选择了医科。
那么为何郭沫若会选择医科?这是由于他从小就受“富国强兵”“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再加上厌恶法政,也轻视一向喜欢的文学,尤其不擅长数学,所以医学也就成了首选。
然而问题来了,由于郭沫若在五年前,患过一次严重的伤寒症,落下了重听耳鸣的后遗症,所以听诊极其困难,那么他又是学的医。如何给人断病呢?
而就在这时,郭沫若又爆发出惊人的能力,那就是“诗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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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因为日本的外语教学有一个特点,教授都是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士,喜欢用外国文学名著做教材,而一向喜欢文学的郭沫若突然又被激发了潜能,不能不说就是冥冥注定。
1915年夏,毕业后的郭沫若被分配到冈山的第六高医科继续学习。由于在异国的生活所受的民族歧视,以及国内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和军阀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使郭沫若的爱国热忱受到沉重打击,他时不时感觉情绪苦闷、消沉和迷茫。
然而,就在郭沫若这心头布满愁云的时候,一道新的曙光出现了。
那是1916年暑假期间,在郭前往东京探访患肺病的友人陈龙骥时,在圣路加医院与日本女护士安娜(本名佐藤富子)认识了,并且两人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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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那会刚从教会学校里毕业,到东京想学习产科,并且是一个富家小姐,而郭的才情与炽热的爱国情怀,却深深撼动了她的心。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这份感情,安娜不惜与整个家族决裂,放弃优渥的生活,甘愿追随这个前途未卜的中国青年,并且两人结了婚。
1917年12月,郭沫若与安娜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小两口为其取名郭和夫,这给郭沫若精神上也带来了一些宽慰,但同时也存在为经济问题所迫的烦恼。
此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贫穷”似乎和郭沫若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安娜默却默成为郭沫若身后最坚实的支撑,一直在清贫中撑持着飘摇的家。
可以说安娜为爱与信念付出着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确实令人无比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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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7月,郭沫若由冈山六高毕业,免试升入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然而,随着学医的真正开始,他真正的陷入了痛苦之中。
因为在一百多人上课的大教室里,郭沫若无法听清老师的讲解,而最令他沮丧的是,由于重听耳鸣,连听诊这种最基本的医术都无法掌握,学医俨然行不通。
尤其糟糕的是,他带着安娜及儿子由冈山转到福冈,栖身于学校后面一家类似当铺的仓库楼上。面积小的可怜,人立起来可以抵着望板,看起来很象鸟笼,更象一个监狱。
然而就是这样一间小房,每月还要六元房租。郭沫若一家三口就靠他每月48元的中国官费来维持生活,常常连吃饭都节省,有时甚至还把买好了的参考书又拿去卖了维持生计。
就这样,在苦闷和彷徨中,郭沫若夫妻俩迎来了1919年的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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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五四”运动爆发时,郭沫若不在国内,但是,这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狂风暴雨,还是给了他极大的鼓舞,引起他的强烈的共鸣。
就在当年五月中旬,郭沫若联合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了一个爱国的小团体-“夏社”。
虽然郭沫若并不是中国第一个写作新诗的人,但他在新诗坛上,却卓然独步,后来居上。
据悉,从1928年至1937年这十年间,是郭沫若在艰苦环境下从事写作、研究、翻译的黄金时期,也是他在这方面成就最大、最丰富的时期。
可是,当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炮火不仅撕裂了家国,也撕裂了这个小家庭。
于是,流亡日本多年的郭沫若决心回国参加抗战。就在7月25日凌晨,他毅然告别了安娜和五个孩子,冒着生命危险登上了驶向祖国的海轮,从此,一别竟成天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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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安娜独自在日本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生活艰辛,苦苦养育五个子女,坚韧地等待着渺茫的团聚。
可是,漫长的等待之后,等来的却是郭已在国内重组家庭的消息。这份深切的伤痛,如同无形的裂谷,横亘在漫长的岁月里,再也无法弥合。
彼时,病房里只有医疗器械单调、规律的低鸣。安娜伸出布满岁月痕迹的手,轻轻触碰了一下床沿,似乎想唤醒什么,又似乎只是确认眼前景象的真实。
她凝视着郭化若紧闭的眼睑和消瘦的脸庞,嘴唇微微动了动,最终没有说出一个字。
后来,当有人问起安娜,郭老是否对她说了些什么时,她声音低沉,带着一丝难以言说的疲惫,缓缓说道:“他不愿意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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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意谈”,这五个字里究竟藏着多少欲言又止的愧疚?多少时过境迁的无奈?抑或只是生命之火将熄时彻底的疲惫与无言?
据悉,那次安娜在北京短暂停留后,便悄然返回大连。她没有接受任何特殊的安排或照顾,如同当年那个毅然出走、坚韧独立的女子,保持着一种沉默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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