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为何未能彻底改变赵国的命运

公元前326年赵国迎来了一位新的君主—赵武灵王（赵雍），环顾四周赵国的邻国除了燕国都是实力强大的国家。南方的魏国多次击败赵国，甚至攻陷赵国都城邯郸达三年之久；秦国经商鞅变法迅速强大，秦惠文王时吞并巴蜀、击败楚国取汉中、征伐义渠，国力大增，已是名副其实的强国；齐国接连打败魏国并与魏国联手击败赵国，跻身一流强国地位。只有赵国实力最弱，连吃败仗国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年轻的赵雍意识到赵国需要变革，只有变革才能生存。不过变革需要一个和平的国内国际环境，赵国长期陷入战争的泥潭只能被拖垮。赵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巨大逆转，在赵雍的努力下，赵、魏、韩三国结束了长期以来的军事对抗，转而走向联合。

公元前323年，赵、魏、韩、燕、中山五国联合结盟，互相承认对方的王号，史称“五国相王”以共同应对来自秦国、齐国的威胁。此时的赵雍可以腾出手来改革内政了，不过赵雍的改革只是选贤任能，整肃吏治，赵国的国力并未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五国攻秦失败后，赵国招来了齐国和秦国的报复，公元前317年，齐国在观泽之战打败赵魏联军，公元前316年、前315年、前313年秦国三次攻赵，连续的失败让赵雍痛定思痛，反思了自己的国策。

赵雍认识到与他国联合并不会改善赵国的处境，赵国的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依靠别人的力量，赵国决心依靠自己实现富国强兵。

从地理位置上看，赵国虽不是绝佳的但也不是四战之地，赵国的北方是林胡、楼烦、匈奴这样的游牧民族，赵国长期与这些游牧民族打交道，逐渐认识到游牧民族的骑兵对中原步兵、兵车的军事优势，骑兵军团类似后世的装甲军团，机动灵活，来去如风，作战的机动性和突然性大大增强，这种军事优势给赵雍很大启发，于是一场改变赵国命运的改革开始了，这就是历史上的“胡服骑射”。

赵雍将目标由中原转向北方，避开中原战争的内耗，全力开拓北疆，赵国的国策又一次发生转变。为适应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作战需要建立强大的骑兵军团，但为什么要穿胡服？即使要穿胡服只要军队穿就行了，为什么要自赵雍开始，自上而下整个朝堂都要穿胡服？

从表面上来看，这仅仅是一场军事技术层面的改革，但其本质却是意图取缔贵族封地的私兵，由国家统一调度、训练军队。本质上是借对外战争的压力完成中央集权，国家可以最大化的动员、组织一切用于战争的资源。

改穿胡服其实与作战方便与否并无关系，不像春秋时代作战地区主要是平原，战国时代作战地域更加广泛和复杂，山川、丘陵、沟壑、江河等，这对军队的机动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据考古发现，战国时期列国的步兵和骑兵都大幅增加了，与之相对应的装束就必然要干练。改穿胡服真正的用意恐怕是借此冲破西周建立起来的礼乐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打破贵族制度对国民的束缚。

在周朝礼法中，“衣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宽袍大袖并非人人都可以穿，其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和特权制度，这种制度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是文明的体现，赵雍改穿胡服在坚守这种文明制度的人看来是抛弃了先进的文明而去学习落后的风俗，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盖有不世之功必是能承受世俗的非议，赵雍以非凡的魄力强力推行了“胡服骑射”。值得一说的是，1400多年后北方邻国沙皇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是从“易服”开始的。

赵雍的改革是立竿见影的，赵国向西北扩张，攻占了榆中（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交界的河套地区），随后开始灭中山国的长期战争至公元前301年彻底灭亡中山国，与此同时，赵国不断向北开拓，扫荡林胡、楼烦等部落，拓地千里。

到了公元前300年时，赵国兼并了林胡、楼烦大部分土地，其国土面积几乎扩大了一倍。此时的赵国北临燕、代，西至云中、九原。赵国设置云中郡（今内蒙古大青山以南、黄河以北，长城以北之间）、雁门郡（今山西北部神池、五寨、宁武以北至内蒙古间地区）、代郡（今河北省蔚县西南）三个行政区，同时在北面修筑了一条漫长的长城。长城从代郡向西延伸，沿阴山山脉，抵达高阙要塞，长城既可以防备游牧民族南下，也可以作为向北挺进的跳板。

赵国的扩张不仅促使国家强大起来还对西方秦国形成了地缘压力，赵雍曾经就想率领强大的赵国边军取道云中南下攻秦，甚至还作为使者出使秦国，亲自勘查地形和了解秦国。

但是在公元前299年，正值年富力强之时的赵雍突然宣布退位，将国君之位传给太子何，史称赵惠文王，自己则自号“主父”，也就是太上皇。表面上看这是赵雍要专心军事，集中精力投入灭秦大计，但本质上是让年幼的新君巩固地位，因为太子何原本不是太子，原来的太子是他的哥哥也是长子赵章，太子何是赵雍废长立幼的结果。

之所以废长立幼恐怕是赵雍想在自己年富力强之时培养一个支持改革的接班人，原太子章身后的贵族势力将会在自己身死后卷土重来，他的改革大业恐怕要终止了，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因此想出了这样一种权力交接模式，但这样一种模式却隐含了极大的隐患。

一个国家两个君主其权力必然会遭遇冲突，赵何是王但不是一个完整的王，赵雍不是王却有王的权力，这种错配随着赵雍对长子赵章的恻隐之心—意图分裂赵国让长子继承代地称王，最终爆发了沙丘政变。

长子赵章意图通过军事政变杀死赵何取而代之，叛乱被赵成、李兑所击溃，赵章逃到父亲行宫赵雍那里，赵雍接纳了他。这实际上释放了一种信号，赵雍维护赵章的行为可能是要再行废立之举，这导致了赵何的恐慌，赵何最终选择与贵族结盟巩固自己的地位。在赵章被杀后，赵成、李兑下令军队围困沙丘行宫，三个月后赵雍饿死。

不过这里有个疑问，赵雍被围困沙丘行宫三个月之久，赵国军队为什么没有保驾勤王？赵雍借鉴晋国灭亡的教训始终都对公族子弟十分信任和倚重，赵雍“胡服骑射”后的军事建制中，赵氏子弟几乎担任了赵国军队的所有重要职位，而“胡服骑射”恰恰动了这些人的奶酪，赵雍的改革并没有彻底打击贵族并培养起忠诚于国君的新兴力量，只限于军事改革而没有像商鞅变法那样，雷厉风行的打击旧的权贵阶层，为政治注入新鲜血液，新瓶装旧酒式的半成品改革最终在赵雍身陷囹圄时得不到有力的救助。

没有培育出改革的受益阶层改革的成果也难以持续。赵雍去世后先前围困沙丘行宫的主谋公子成和李兑分别担任赵国的丞相和司寇，赵雍的谥号为“赵武灵王”，在古代“武”代表赫赫武功，而“灵”是一个贬义词，有“荒谬、瞎折腾”的意思，这也是本文基本不使用“赵武灵王”这个称呼的原因。

从武灵王这样一个谥号来看，赵雍生前的改革最终没能坚持下去，可以合理推测下，赵惠文王与国内贵族达成了政治妥协，贵族承认赵惠文王的地位，赵惠文王部分恢复了贵族的特权。公子成和李兑先后寿终正寝，二人均得以善终，表明赵惠文王对赵国国内贵族擅权始终没有太大的力量进行节制。

赵国的改革没能深入下去但并不影响赵国成为战国中后期的军事强国，纵观整个战国历史有能力和秦国抗衡的只有赵国、齐国，楚国在面对秦国的进攻多数是无力的，赵国在“胡服骑射”之前没有出现过什么名将，而在此之后则是名将辈出，例如廉颇、赵奢、李牧，赵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后来的长平之战损失四十五万士卒后仍能对秦军的进攻建立起一段时间的有效抵抗，这就使得灭亡赵国是相当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