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

作者：[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译者：陶小路

如果我们来看当代右翼，会发现其与19世纪的那些运动有一些相当重要的区别。早期那些运动的发言人觉得自己代表的主张和群体仍然主宰着自己的国家，他们是在捍卫一种地位仍然稳固的生活方式（他们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现代右翼，如丹尼尔·贝尔所写的，感到自己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权：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从他们和他们的同类那里被夺走了，尽管他们决心试着要重新夺回它，并防止最后的破坏性颠覆行为的发生。传统的美国美德已经被世界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所腐蚀；传统的竞争性资本主义逐渐遭到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阴谋家破坏；传统的国家安全和独立已经被叛国的阴谋摧毁，这些阴谋最有力的谋划者不仅包括国内权力中心之外的人和外国人，而且还包括处于美国权力中心的主要政治家。当代激进右翼的前辈发现了外国阴谋；他们自己则发现，国内背叛也是阴谋的一部分。

重要的变化可以追溯到大众传媒的影响。当代右翼眼中的大反派比其偏执狂前辈眼中的大反派要生动得多，也更为公众所熟知；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对大反派的描述和谩骂方面，带有偏执狂风格的当代文献也就更加丰富和周密。之前共济会成员面目不清，藏在各种伪装之下的耶稣会士身份不明，教宗的代表鲜为人知，货币阴谋里的国际银行家神秘莫测，现在就不同了，当代右翼清楚地知道恶势力的代表是哪些人，因为他们都是声名显赫的公共人物，比如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三位总统，马歇尔、艾奇逊 和杜勒斯 三位国务卿，弗兰克福特 和沃伦 这两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有以阿尔杰·希斯 为首的一连串不及前面这些人显赫但仍然有名的阴谋家。

1939年以来的大小事件层出不穷，为当代右翼偏执狂人士驰骋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其中充斥着大量丰富的细节，还有数不清的线索和不可否认的证据，用以证明自己观点的真实性。当代右翼的作战领域不再只是美国，而是整个世界，他们不仅可以借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件，还可以用朝鲜战争和冷战中的事件。任何战争史学家都知道，一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由错误组成的喜剧，一个收集了各种无能表现的博物馆。 但是，如果每一个错误和无能的表现都被认为是叛国行为，我们便可以看到，偏执狂的想象中可以有多少惊人的历史阐释：几乎在所有紧要关头，都存在着政府高层的叛国行为—最终，阅读了主要的几本带有偏执狂风格的作品之后，读者真正感到迷惑不解的不是美国如何被带进现在的危险境地，而是美国是如何到现在还没有亡国。

当代右翼思想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纳为三点。首先，有一个现在已经为人熟知的阴谋持续了一代人以上，罗斯福新政是该阴谋所达到的最高点，那便是：破坏自由资本主义，实现联邦政府对经济的指挥，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实现铺平道路。右翼人士可能会在细节上有争论，但许多人会同意《所得税：万恶之源》一书的作者弗兰克·乔多罗夫（Frank Chodorov）的观点：这个阴谋始于1913年通过的宪法所得税修正案。

其次，政府高层被共产党人严重渗透，至少从珍珠港事件之前开始，美国的政策就已经被那些狡诈且持续出卖美国国家利益的恶人所主导。

最后，这个国家已经布满了共产党的特工网络，就像以前被耶稣会士渗透一样。所以，包括教育、宗教、新闻和大众传媒在内的整个系统共同发挥作用，瓦解美国人民的抵抗。

当代右翼的主张有极其丰富的细节，难以在简短篇幅中讨论。在当代右翼的麦卡锡主义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文件可能是1951年6月14日参议员麦卡锡在参议院宣读的，对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长篇控诉书。这篇控诉书后来做了一些结构上的调整，以《美国躲避胜利：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的故事》为题出版。麦卡锡将马歇尔描绘成美国利益背叛团伙的中心人物。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计划到马歇尔计划的制定，麦卡锡坚持认为，马歇尔几乎与美国的每一次失败或者失利都有关联，而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或无能造成的。你能从马歇尔对战争的干预中发现一种“令人困惑的特点”：“他极为顽固又很有技巧地坚持自己的决定，而他的这些决定无一例外地总是服务于苏联的世界政策。”在他的指导下，战争结束时，“我国的失利似乎是计划好的”。马歇尔的访华报告不能被理解为无能的产物，如果把它当作“代表其他利益、另一个国家和文明的宣传文件”来读，你会发现它很雄辩、杰出。马歇尔和艾奇逊意在将中国拱手让与苏联。马歇尔计划是“利用美国人民的慷慨、善意和粗心而设计出来的邪恶骗局”。最重要的是，1945年到1951年美国相对实力的急剧下降并非“客观因素导致”，而是“人为因素一步步促成的”，不是错误致使，而“一定是一个大阴谋导致的结果，与这个惊天大阴谋比起来，人类历史上的任何阴谋都会相形见绌”。这个阴谋最终的目的是要“遏制、阻挠我国，最后，在苏联间谍的阴谋和苏联的军事力量的内外夹击下，我国的国家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

如今，从糖果生意退下来的小罗伯特·H. 韦尔奇接过了麦卡锡的衣钵，虽然没有麦卡锡所处的战略地位，但他的约翰·伯奇协会追随者的组织严密，影响巨大。几年前，韦尔奇宣称，“共产党的影响现在几乎完全控制了我们的联邦政府”—注意这句话里“几乎”这个词的细致、谨慎。他对我们的近代史进行了全面的解读，共产党的身影在其中无处不在：他们1933年开始了对美国银行的挤兑，迫使银行歇业；同年，在他们策划下，美国承认了苏联，避免了苏联发生经济崩溃；他们在种族隔离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接管了最高法院，使其成为“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机构之一”。在围绕对“报刊、布道坛、广播电视媒体、工会、学校、法院和美国立法大厅”控制的争夺战中，他们正处在上风。

韦尔奇先生密切关注历史，这给了他非同寻常的洞察力。“出于许多原因，经过大量研究，”他几年前写道，“我个人认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共产党间谍。”他还揭露了其他表面上清白的人物的真面目。阿瑟·F. 伯恩斯教授是艾森豪威尔经济顾问委员会的负责人，但他担任该职很可能“只是为了掩人耳目，他实际上是艾森豪威尔和他背后集团老板的联络人”。艾森豪威尔的弟弟米尔顿“实际上是艾森豪威尔在整个左派集团中的上司和老板”。至于艾森豪威尔本人，韦尔奇称他是“一名竭诚为共产党阴谋效力的间谍”—这话让韦尔奇声名远扬；另外他补充说，这个结论“建立在大量内容详尽的证据基础上，这些证据非常多且明显，所以这个结论是不容置疑的”。

韦尔奇先生小心翼翼收集的“详细证据”的源头是一群人数虽然不多但声量不小的公众人物，从他们提供这些“证据”的表达来看，不能算太有学者风范。据共和党参议员、参议院少数党党鞭托马斯·R. 基克尔透露，他每月会收到6万封信件，大约有十分之一可以被归为他所谓的“惊恐邮件”—关于“发现推翻美国的最新阴谋！！！！”的一些表达激愤或者苦闷的信件。写信者肆意挥洒着想象力：

我能想到的一些更令人难忘的“阴谋”包括：3.5万名共产党军队全副武装，为掩人耳目，将制服染成了蓝色，这支军队在墨西哥边境上蓄势待发，即将入侵圣地亚哥；美国已经—或者说随时都会—将其陆、海、空三军交由联合国的一名俄国上校指挥。美国或自由世界的几乎每一个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高级特工；美国陆军在佐治亚州进行的一项名为“Water Moccasin III”的游击战演习，实际上是联合国准备接管我国进行的行动。

本文节选自《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美]理查德·霍夫施塔特 著，陶小路 译，上海三联书店 | 铸刻文化2025年7月。

现在来总结一下偏执狂风格的基本要素。其中心意象是一个巨大而险恶的阴谋，它有庞大而又精巧的影响机制，目的是要破坏、摧毁一种生活方式。也许有人会反对说，历史上的确发生过一些阴谋行动，注意到这些阴谋并不是偏执狂的表现。这说得没错。所有的政治行动都需要策略，许多策略性行动的效果都取决于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不为人所知，而任何秘密行动都可能会被描述为阴谋行动——虽然这样的描述有些夸张。偏执狂风格的差异之处在于，它的拥护者并非发现了历史上这里或者那里发生的阴谋，而是把一个“巨大的”或者“庞大的”阴谋视为历史事件的推动力。历史本身就是一个阴谋，由几乎具有超凡力量的恶势力发动，因而要击败它，不能靠政治上寻求折中妥协的通常方法，而是要依靠一场毫不妥协的十字军式的征战。偏执狂风格的代言人用末世论的语言描述这个阴谋的最终结果——他动不动就要谈到整个世界、整个政治秩序、整个人类价值体系的诞生和死亡。他总是在守卫文明。他总是活在某个转折点：要即刻组织起来抗击阴谋，否则就太晚了。时间永远是刚好快要不够了。和宗教中的千禧年派（millenarians）一样，他表达的焦虑，是那些认为自己生活在末世之前最后时日的人的焦虑，他有时会倾向于为末日定下一个日期。“时间不够了，”韦尔奇1951年说，“从许多来源得到的多方证据表明，斯大林会在1952年10月发动攻击。” 偏执狂风格的末世论非常接近那种绝望的悲观主义，但通常也就只是接近，并不会成为悲观主义。末日警告能唤起激情，号召人们去战斗，人们产生的是在受到基督教类似主题影响时的反应。如果表达得当，这种警告能发挥的作用，会与复兴派布道中对罪的可怕后果所做的描述的作用相同：虽然描绘了即将发生的事情，但许多事情仍然可以避免。这些警告是一种世俗、恶魔版本的再临宗 。

作为先驱者的偏执狂人士是一位斗志旺盛的领导者，他能在阴谋还没有被公众完全察觉之前就察觉到其存在。他并不像职业政治家那样，面对社会冲突时，认为需要做的是进行调解以及做出妥协。既然一直是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之间的冲突，那么，需要的品质不是愿意做出妥协，而是将斗争进行到底的意志。除了彻底的胜利，其他都不能接受。既然敌人被认为是完全邪恶、完全不能和解的，那么就必须将之彻底消灭——即使不能从世界上消灭，至少也要在偏执狂人士重视的作战区域将敌人消灭。这种对无条件胜利的要求，导致极其苛刻和不切实际的目标被制定出来，因为这些目标无法实现，失败就会不断加剧偏执狂人士的挫败感。即使目标部分得到实现，也会让他产生与起始相同的无力感，而这反过来只会让他更强烈地意识到敌人的强大和可怕。

敌人的形象被清晰地勾画出来：他是恶的完美化身，是没有道德的超人——阴险、无处不在、强大、残忍、追求情欲、热爱奢华。这个敌人不像我们其他人那样，困在历史规律之中疲于奔命，能够限制他的只是他的过去、他的欲望和他的缺陷。他是自由、主动、邪恶的行动者。他用其意志改变，乃至创造自己的历史规律，或者让历史进程偏离正常轨道，令其走向歧途。他挑起危机，引发银行挤兑，造成经济萧条，制造灾难，然后享受他制造的痛苦，并从中获利。偏执狂人士对历史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显然是从个人角度出发的：决定性事件不被看作历史潮流的一部分，而是某个人的意志导致的后果。很多时候，这个敌人被认为掌握着一些特别强大的获取权力的工具：他控制着新闻界；他通过“操纵新闻”来引导公众的思想；他拥有无穷无尽的资金；他有影响人们观念的新秘诀（洗脑）；他有一种特殊的引诱技术（天主教的忏悔）；他对教育系统施加着愈发强大的压制力。

这个敌人似乎在很多方面都是自我的投射：自我理想的以及不可接受的方面都在敌人身上找得到。偏执狂风格的一个基本悖论是对敌人的模仿。例如，敌人可能是世界主义的知识分子，但偏执狂人士会在学术研究，甚至是在迂腐程度上超过自己的敌人。麦卡锡参议员连篇累牍记录翔实的小册子，频频向公众展示自己掌握的信息；韦尔奇先生积累的那些无可辩驳的证据，约翰·罗比森极为艰辛地研究以他不擅长的语言写就的文档，反共济会者无休止地讨论着共济会的仪式——所有这些行为都隐含着对敌人的赞美。为打击秘密组织而成立的秘密组织也同样是对敌人的赞美。三K党借用了许多天主教元素，他们穿神父的法衣，制定了繁复的仪式以及同样繁复的等级制度。约翰·伯奇协会模仿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通过设立“掩护机构”开展半秘密行动，宣扬进行无情的意识形态战争，而其斗争路线与它的敌人又很相似。各种基督教反共“斗争运动”的发言人曾公开表示，他们很钦佩共产主义事业唤起的献身精神、纪律性和战略上的聪明才智。

大卫·布里昂·戴维斯写过一篇关于内战前“反颠覆”运动的出色文章，他在文章里这样评论19世纪的本土主义者不知不觉地师法自己的敌人：

本土主义者想参加一项崇高的事业，想要寻找获得传统和权威准许的一个群体中的团结，因此他宣称自己相信民主，相信人们有平等的权利。然而，他在热烈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自己却很奇怪地表现出他想象中的敌人的样子。他谴责颠覆者狂热效忠于某种意识形态，同时他也肯定了对另一种意识形态同样不加批判的接受；他攻击颠覆者对异见不容忍，自己却在努力消灭异见，不允许多种意见的存在；他抨击颠覆者的放荡不羁，自己却在幻想肉欲之事；他借着批评颠覆者对一个组织的忠诚，以此来试图证明自己对现存秩序的无条件忠诚。本土主义者比他的敌人走得更远：他组织起联系紧密的秘密社团和党派，个人要为实现集体目标服务。虽然认为颠覆者最大的恶是“为了实现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但他们也采取最激进的手段，清除国家中的不安分群体，强制其对国家绝对效忠。

敌人的主要功能不在于作为模仿对象，而是作为被彻底声讨的对象。敌人通常拥有性自由，没有道德，因而不会抑制本性，另外还掌握着特别有效的技术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偏执狂风格的拥护者因而有机会去投射，去自由地表达他们自己思想中那些不可接受的部分。在他们看来，天主教的神父和摩门教长老对女性有特别的吸引力，于是有淫乱的特权。因此，天主教徒和摩门教徒——后来是黑人和犹太人——都对不正当性行为情有独钟。很多时候，偏执狂人士的幻想让他们强烈的施虐受虐欲望得到了宣泄，例如，反共济会者一直关注据传是共济会使用的残酷惩治手段，便是一个生动表现。关于这种现象，戴维斯说：

共济会成员将受害者开膛破肚或割喉；天主教徒切开母亲的子宫，当着其父母的面，拿未出生的婴儿喂狗；摩门教徒强奸和鞭打不服从的妇女，或用烧红的铁块烫女人的嘴。这种对虐待狂细节的痴迷，在诸多文献中所占篇幅之多，达到病态的程度。这显示出一种确保要把敌人描述为十恶不赦的魔头的狂热决心。

偏执狂风格反复出现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敌对势力的叛变者被赋予特殊意义。反共济会运动有时似乎是前共济会成员创造的产物；他们所揭露的事情无疑被赋予了最高的重视和最无条件的信任。同样，反天主教运动利用出走的修女和叛教的神父；反摩门教者找来曾经在一夫多妻制中生活的女性；在我们这个时代，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则是利用前共产党员。从某种程度上看，叛变者之所以会被赋予特殊权威，其源头是这些运动特有的对秘密的痴迷：叛变者是进入到敌人秘密世界的男人或女人，他或她揭露的真相可以彻底打消世人存在的疑虑，否则这个多疑的世界始终不会相信这些运动的主张。但我认为，叛变者还被赋予了更深的末世论意义：在善与恶的精神角力中——这也是偏执狂人士脑中世界斗争的原型——叛变者的存在证明了，不是只有从善倒向恶的情况。叛变者带来了救赎和胜利的承诺。

在当代的右翼运动中，前共产党人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他们从偏执狂左派迅速地转到偏执狂右派，虽然这个转变不无苦恼。同时，他们执着于摩尼教式二元论，而这种心理正是偏执狂左派和偏执狂右派的基础。这些共产主义权威让人想起古代那些从异教皈依基督教的人，据说他们皈依后并不会完全不信旧神，而是将这些旧神变作恶魔。

偏执狂风格的最后一个特点与我之前提到的那种迂腐有关。偏执狂人士写就的文本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之一，恰恰是它几乎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对呈现方式的精心关注。不能因为这种政治风格所特有的幻想性结论，就认为它一定不是通过枚举事实来进行论证的。它极其具有幻想色彩的结论让它不懈地追寻“证据”，从而证明那不可思议的事情是唯一可以相信的。当然，偏执狂人士也有高、中、低段位之分，如同任何政治立场一样，从中世纪开始的偏执狂运动就对业余知识分子有吸引力。但是，比较体面的偏执狂文本不仅从某些在非偏执狂人士看来合理的道德承诺出发，而且还小心翼翼、近乎痴狂地积累“证据”。偏执狂人士以某些合乎情理的判断作为写作的起点。反共济会者的判断有其合乎情理的地方。毕竟，一群有影响力的人组成一个秘密社团，其中的成员需要遵守一些特殊的义务，这类秘密团体会对公民秩序构成某种威胁，并非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新教的个性和自由原则以及本土主义者想要在北美发展出一种同质文明的愿望也有某些道理。同样，在我们这个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无数决定都可以被指责，而且怀疑者很容易相信，这些决定并非善意的人所犯的错误，而是叛徒的计策。

高段位偏执狂风格作品的典型程序是，从一些合乎情理的假定出发，精心积累事实（至少是看起来是事实），然后将这些事实编列成不容置疑的“证据”，证明某个阴谋的真实性。论证过程确保连贯——事实上，偏执狂人士的思考方式比真实世界要连贯得多，因为错误、失败或模棱两可是不容许存在的。这种思考方式如果不是完全理性的，至少可以说是有着强烈的理性主义色彩；它相信自己面对的是具有无懈可击的理性以及彻底邪恶的敌人，试图让自己与据说是全知全能的敌人并驾齐驱，构架出一个解释所有事物、理解一切现实的理论。它在写作技术上务求“学院风格”。麦卡锡的96页的小册子《麦卡锡主义》 包含了不少于313个脚注，韦尔奇先生在他的《政客》里对艾森豪威尔发起了荒诞不经的攻击，书目和注释达到100页。我们这个时代的整个右翼运动就是连绵不断的专家、研究小组、专著、脚注和书目。有时，右翼人士对学术深度和包容世界观的追求会产生惊人的结果：例如，韦尔奇先生指控说，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著作之所以流行，是费边主义者、“英国工党头目”和英美“自由主义机构”阴谋造成的结果，目的是要遮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更真实、更有启发性的作品。

偏执狂风格的与众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缺乏可证实的事实（尽管出于对事实的狂热追求，偏执狂人士偶尔也会制造事实），而是在叙述事件的某个关键点上，总是会出现想象力的奇特飞跃。约翰·罗比森写的关于光明会的小册子遵循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一直重复的模式。他一页又一页地耐心记录着他所能搜集到的有关光明会历史的细节。然后，突然间，法国大革命发生了，光明会是幕后主使。他的小册子里缺少的不是关于该组织的确凿信息，少的是关于什么能引起革命的理智判断。对于那些认为偏执狂风格可信的人来说，其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偏执狂人士以极其仔细、认真并且看似连贯的方式对待细节，在于他们为了那些无比荒诞不经的结论，费尽心思地积累足以令人信服的证据的材料，还有他们为从不可否认的事实飞跃到不可置信的结论所做的精心准备。这些繁重工作有个奇特之处，那就是这种对事实证据的热情并没有像大多数学术交流那样，让偏执狂风格的发言人与他的群体之外的世界—尤其是那些怀疑他的观点的人—进行有效的双向交流。他对用自己的证据说服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几乎不抱希望。他为积累证据所做的努力，颇像是一种防御行为：他关闭了自己的“接收系统”，不去关注那些不能强化他的想法的干扰因素。他拥有他所需要的一切证据；他不需要接收信息，只需要向外传递信息。

考虑到我引用了大量美国的例子，我想再次强调，偏执狂风格是一种国际现象。它也不限于现代。诺曼·科恩（Norman Cohn）在他那本杰出的作品《追寻千年至福》（The Pursuit of the Millennium）中研究11世纪到16世纪欧洲一些信奉千年至福的派别，他发现的这种持久存在的情结与我在本文关注的主题非常相似——沉溺于某些事物、好幻想的风格。“自大狂地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是至善的，自己受到了严重迫害，但又确信自己将获得最终胜利；认为对手拥有巨大的、恶魔般的力量；拒绝接受人类生活不可避免的局限和不完美，比如无常、分歧、冲突、出错—无论是智力上还是道德上的。痴迷于永不会出错的预言……系统化的、粗暴且怪诞的曲解……以及决绝地要朝着一个目标进发，而这个目标本质上无法实现——一个无法在任何实际的时间或具体情况实现的、彻底和最终的解决方案，只能在永恒和自闭的幻觉中实现。”

偏执狂风格在漫长时段、不同地方反复出现，表明人口中有着相当数量的少数群体可能始终会抱着这样的心态，以偏执狂的眼光看待世界。但是，采用偏执狂风格的运动并非持续存在，而是不定期地一波一波出现，这个事实表明，偏执狂风格会被调用，往往是在涉及终极价值体系的社会冲突中；这种社会冲突带入政治行动中的是恐惧和仇恨，而非可以进行谈判的利益之争。灾难或对灾难的恐惧最容易催生偏执狂言辞。

在美国的经验中，种族和宗教冲突往往会危及整个价值体系，显然是好斗和多疑者集中发力的领域，但在其他地方，阶级冲突也会调动这种能量。偏执狂倾向由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的对抗所激发，而两边的利益是（或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因而，不能容许讨价还价、妥协退让这类正常的政治活动存在。如果某一特定政治利益的代表—也许是由于他们的要求从本性上就非常不现实且无法实现—无法在政治活动中获得存在感，情况就会变得更糟。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没有机会参与政治中的讨价还价或决策过程，发现自己原来对权力世界的理解—无所不能、阴险邪恶和居心叵测—完全被证实了。他们只看到了权力的结果，而且视角还是扭曲的，几乎没有机会观察到权力的实际机制。L. B.内米尔曾经说过：“历史研究的最高造诣是对能直观认识到事情如何没有发生。”偏执狂人士恰恰未能形成这种认识。当然，他自身会抗拒这种意识，但环境往往让他没有机会去了解可以对他有启迪的事件。我们都受困于历史，但偏执狂人士的受困却是双重意义上的，因为他不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受到现实世界的折磨，而且还被他的幻想折磨。

选自《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第一部 美国右翼研究”的第一章“美国政治中的偏执狂风格”，本文为该章第4、5节。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