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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牧心
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宗庙之礼,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贵贱也。序事,所以辨贤也。旅酬下为上,所以逮贱也。燕毛所以序齿也。践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第十九章
本章接续前章而言,称赞武王、周公之孝,称其为“达孝”。在大众观念中,孝是指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与恭敬。而本章则将孝定义为“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将“践其位,行其礼,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视为“孝之至”。在此维度,孝不再局限于家庭伦理中的人子之德,而是推广至君主或宗子之德。
武王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推翻暴政,建立新朝;周公则制礼作乐,奠定了周朝的文化根基以及延续至今的礼乐秩序。武王与周公作为历史长河中备受尊崇的人物,被视为“达孝”的典范,他们的孝行不仅体现在对父母的敬爱,更延伸至对先辈善政的尊崇与继承,奠定了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家国秩序。
“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深刻揭示了“达孝”的精神传承内核。真正的“达孝”,是让先辈(并不局限于血亲关系)的精神火种穿透岁月迷雾,在更广阔的时空中延续光热。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出自《论语·八佾》)这种“继志”不是盲从、机械地复制,而是让旧理想在新土壤里生根;这种“述事”不是简单记录,而是让老智慧在新时代中生长。
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文明,正是因为每个时代都有“继志述事”的“达孝者”。北宋张载在关中书院写下“为往圣继绝学”时,他接续的不仅是孔孟的竹简,更是“仁”的精神基因;明代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写下“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时,他守护的不仅是农桑百工的技艺,更是“经世致用”的智慧传统,即使它不会带来功名利禄;清代学者整理《四库全书》时“片纸只字皆关掌故”的严谨,他们传承的不仅是典籍的卷帙,更是“述而不作”的文化自觉,对典籍文明的守护。这些穿越时空的守夜人,用各自的方式诠释着“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至孝”。孝的维度,早已从家庭伦理升华为文明传薪的责任。
可见“达孝”并非是对传统文化无奈地继承,乃是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以五千多年积累沉淀的智慧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当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践行“中华传统美德”时,即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的“达孝”,是“敬其所尊,爱其所亲”的实践,更是个体生命的升华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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