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澜《常俗派》：鸟的起源在鸟啼

《常俗派》里讲了主人公“我”与已故舅舅的12次相遇。

“我”的舅舅生前是个神经性脑萎缩患者，但无论走在多么滑的路上，他都不会打滑，无论人群多么拥挤，他也稳稳站在地上，如今他又回来了。“我”对于舅舅的到来，是抱有一丝疑虑与恐惧的——因为“我”无法确定舅舅究竟是来拯救自己的，还是来摧毁自己的。

他是个鬼魂吗？还是个出了岔子的人？他以不同的面貌和姿态重返世间，他是否给人一种提心吊胆之感？他是来坏事的吗？又或只是来与“我”同止同作？“我”将其视为一种威胁，还是一种庇护？他回来了，而且他还理所应当地来到了“我”身边，和“我”一起玩用肥皂泡搭城堡的游戏，但“我”明白——他终将踩碎“我”的一切城堡、一切游戏、一切美梦，乃至将“我”本身也给踩得稀巴烂。

在《常俗派》中，“我”将自己比喻为一只有毒的小虫，而舅舅则是“吃毒虫的孔雀”。或许他是来“讲道理”的，但有趣的是，每当他再次出现，他就会彻底推翻他上一次的观点。比如，在第十章中，他劝导“我”离开通往百年聚宝盆的列车，可转头又将“我”囚禁于第11章的牢笼之中……他的行为是矛盾的，搞得“我”晕头转向。

12次相遇是渐次而进的。在第一章里，“我”前往萨晋勒富，参加一场婚礼。在这段旅程中，出现了诸多死亡与不祥的预兆。首先就是绵延不断的大雨，这场大雨几乎淹没了一切，我只得在此留宿。

在这一章里，舅舅使用了一种最直白的方式来试图震醒“我”（就像是在耳边放鞭炮一样）——暴雨迫使人们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世间的蛛网将人们团团缠绕，他让“我”旁观了一场可怕而可笑的婚礼，又显现为一头待宰的猪，直截了当地展现了，俗世华美皮囊下的痈疮。但显然他失败了——“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回家睡大觉。

渡澜

后来，他又变幻出诸多不同的形貌：有癫狂的生还者、絮叨的监护人……他还尝试了各种奇特的方法，诸如，纵火、当一头狗熊……然而“我”却始终在心悸、不安与昏沉之间徘徊。这种失败一直持续到第11次相遇里。

这一章几乎完全采用了象征手法。开篇之初，“我”不慎将一对黄铜耳环遗落在市集，幸得一位好心人将其送回。然而，随着这对耳环一同来到家中的，还有一只魔鬼，而这只魔鬼正是“我”已故的舅舅。

魔鬼象征着“解构”与“暴露”，扮演着破坏者或挑战者的角色。随着他的到来，象征着“理性”与“逻辑推理”的“哲学姑娘”便生病了。“我”所想到的对策，便是向“激情姑娘”寻求帮助。在此，“激情姑娘”象征着一种生命的“本能”和一种“狂欢”的状态，她更侧重“情感”与“直觉”。然而，激情对哲学的救赎注定徒劳无功——因为她试图寻找一位医生来治愈哲学（即寻求某种外在的力量）。

在这一章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象征，那就是魔鬼口中的“节日”。节日象征着一些约定俗成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也可以单纯理解为“常俗”。实际上，无论是病倒的“哲学姑娘”，前来拯救的“激情姑娘”，还是象征“常俗”的“节日”，其实都是“我”。经过前几次的相遇，“我”正在逐步觉醒，然而，“我”的内心却充满了矛盾与疑虑，理性在一次次与“回魂”的交锋中逐渐消磨，情感与直觉似乎也失去了效用。出于对俗世的强烈排斥，我下意识地否定了俗世中平凡事物的存在，甚至否定了自我——在这时，舅舅以一种突破道德的，乃至突破了常理的，一只魔鬼的形象出现了。

此后，便是连篇累牍的魔鬼、哲学与激情之间的诱惑、辩论、争吵，甚至咒骂。最后的结局中，激情与哲学被魔鬼双双囚禁于牢笼之中，自然而然地，节日也随之谢幕。这象征了“我”的解放，既非纯粹理性的，亦非完全感性的，这是一种几乎要毁灭一切的力量——无论是世俗的，乃至于世俗之外的——“我”全部将其毁灭了。

于是，小说中的“我”迎来终章。我舍弃了一切成就与欢乐，然而，这个看似觉醒的“我”实则深陷于空虚的泥沼之中。在疑虑与恐惧中，“我”再次与舅舅相遇，这次他变成了一个名为阿穆尔的女孩，她劝导“我”重回俗世，要“我”庄重地干自己的事情，这令“我”胆战心惊，选择了逃离。

“我”逃到了海拉尔，在那里工作了三年。随后，“我”再次与阿穆尔相遇，我们交心，我们相拥，她也许诺“我”，要带着“我”去一个好地方，于是我们骑着摩托车出发了。矛盾似乎消失，旅途也充满了欣快与启悟，但出人意料的是，甜言蜜语的阿穆尔企图谋杀“我”——摩托车是坏的，我们被困在了暴风雪中。在这场濒死的体验中，“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与舅舅是一体的，如此，反反复复来了12次的舅舅便也消亡了。

《常俗派》这本书写的便是“鸟的起源在鸟啼”——“鸟和鸟啼是一体的”——“没有鸟也没有鸟啼”的故事了。按常理推断，通常是先有小鸟的存在，才会听到鸟鸣声，正因这种“常俗”之感，“我”应运而生。然而，《常俗派》颠覆了这一常理，讲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故事。这种“非常俗”表现在主客体界限的消弭之中，换言之，它体现了一种“非二元”的特性。

我所思考的，以及我所感受到的，全部都在这本书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