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载赤焰燃尽：中共首位女党员缪伯英的破壁之路

1929年10月的上海，秋雨敲打着棚户区的铁皮屋顶。30岁的缪伯英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咳血染红了枕边的《新青年》。弥留之际，她攥着丈夫何孟雄的手断续道：“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这位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用短暂如流星的一生，在近代中国的暗夜中划出了一道照亮妇女解放与革命征程的光。

1899年，缪伯英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缪芸可曾是光绪年间的举人，却突破礼教束缚，让女儿自幼入私塾、读新学。1916年，17岁的缪伯英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在这里，她读到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那些“提倡民主、反对专制”的文字，像惊雷劈开了封建礼教的枷锁。

彼时的长沙，正涌动着五四运动的浪潮。缪伯英带头剪掉长发，组织女同学走上街头，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一次游行中，她看到纱厂女工被工头打骂，便冲进工厂据理力争，却被巡捕驱散。“妇女要解放，光喊口号不够，得有掀翻旧世界的力量。”那晚，她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目光望向了北京——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9年，缪伯英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却常“逃课”去北京大学旁听。在那里，她遇到了影响一生的导师李大钊。听李大钊讲《唯物史观》时，她总坐在第一排，笔记本上写满“阶级”“解放”的批注。一次课后，她大胆提问：“女子的解放，是不是该和工农的解放连在一起？”李大钊凝视着这个眼神炽热的湖南姑娘：“你说得对，改造社会，要靠全体被压迫者的联合。”

1920年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李大钊注意到缪伯英在组织妇女运动中的才干——她创办的“北京女界联合会”，已吸纳了200多名女工、学生，她们秘密学习《共产党宣言》，缝制的红旗上绣着“劳工神圣”。当李大钊邀请她加入小组时，缪伯英没有丝毫犹豫：“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就这样，21岁的缪伯英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唯一的女性成员，也是中共第一位女党员。她的革命活动从课堂延伸到街头：在长辛店铁路工人夜校，她用湖南乡音讲解“资本家如何剥削工人”；在天桥贫民窟，她教妓女识字，告诉她们“你们不是商品，是被压迫的姐妹”。有次发放革命传单时被军警追捕，她将传单塞进旗袍夹层，从容走过关卡，事后笑着对何孟雄说：“女子的旗袍，也能藏得下真理。”

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前，缪伯英承担了重要的联络工作。她以“探亲”为名，往返于北京、上海之间，将各地早期党组织的意见汇总给陈独秀。一大闭幕后，她奉命回到湖南，与毛泽东、杨开慧等人配合，在长沙建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由她担任书记。短短一年间，她在长沙、衡阳等地创办了12所平民女子学校，学员中涌现出杨德群等后来的革命烈士。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缪伯英调任上海总工会妇女部长。她住进沪西纱厂附近的棚户区，和女工们同吃糙米饭、同睡木板床，组织起1.2万人的女工罢工队伍。资本家派流氓砸毁罢工指挥部，她带头举起木棍护在门口：“要打先打我！”混乱中，她的额头被砸出血，却仍高声喊道：“姐妹们，我们一退，就永远抬不起头！”最终，罢工持续28天，迫使资本家答应增加工资、改善待遇。

长期的地下工作与恶劣环境，严重损耗了她的健康。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缪伯英的名字被列入“悬赏通缉令”。她带着年幼的孩子，在租界与华界之间频繁转移，白天伪装成家庭主妇，夜晚则在灯下刻写革命传单。有次孩子突发高烧，她没钱请医生，只能用湿毛巾一遍遍敷在孩子额头，自己则通宵赶写《妇女解放宣言》，直到黎明时分才趴在桌上昏睡过去。

1929年，缪伯英患上肺结核，当时的特效药盘尼西林被洋人垄断，价格高得惊人。何孟雄四处借钱，甚至当掉了唯一的棉袍，却只换来几副草药。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仍惦记着工作，躺在病床上口述《上海女工运动现状》，让何孟雄记录下来。10月19日，这位30岁的革命者停止了呼吸，身边还放着未写完的《妇女运动计划》。

缪伯英牺牲后，何孟雄将她的骨灰埋在上海荒郊，没有墓碑。三年后，何孟雄也在龙华监狱英勇就义，夫妻二人用生命践行了“为党牺牲”的誓言。直到1957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缪伯英的遗骨被迁入上海烈士陵园，墓碑上镌刻着“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党员”。

今天，在缪伯英的故乡长沙，有以她命名的“伯英小学”，孩子们会听老师讲述“剪辫子的革命阿姨”的故事；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史馆，她的笔记本陈列在展柜里，泛黄的纸页上，“解放”二字依然力透纸背。她当年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早已演变为现代化的女子职业院校，延续着她“让女性拥有知识与力量”的理想。

缪伯英的一生，如同一支燃烧的火炬，在风雨如晦的年代照亮了妇女解放的道路。她或许没能看到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但她播下的火种，已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燎原。正如她在日记中写的：“生命有尽，理想无穷。只要后来者继续走下去，黑暗总会被驱散。”这，正是对这位30岁革命者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