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差带来的重大冤案，灭倭寇数千却换来死罪

嘉靖三十四年五月，明军在王江泾大胜倭寇，斩首1900余级，烧杀溺毙者不计其数。获此捷报后，世宗却令锦衣卫拘捕总督东南倭事的张经回京问罪并将其斩首弃市，这是为什么呢？

嘉靖三十三年由于东南倭乱日益猖獗，明廷认为有必要设置一位总督大臣专司剿倭事务。经几番廷议后，南京兵部尚书张经被授予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各省的兵马、便宜行事之权。

嘉靖二十五年张经被人翻了旧账（嘉靖十六年平定两广期间克扣军饷），而去职赋闲七年之久（嘉靖三十二年起复）。官声不佳的他原本难以获此重任，他之所以被选中，主要是世宗信任他的平乱能力（请注意这点）。

张经在六月十八日正式履任，只是一上任就连遇惨败。

六月二十一日，倭寇进犯嘉兴，浙江都指挥佥事夏光率数千明军与倭寇战于王江泾，此役明军大溃，夏光也被倭寇阵斩。八月二十八日，倭寇又进犯嘉定，山东调来的援军只战了半日，就全军覆没。

总督张经奏，起原任贵州总兵白泫及广西都司都指挥邹继芳俱充游击将军，往田州、归顺、南丹、东兰、那地，调狼兵五千人，各帅至浙直御倭。
《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二》

至此张经认为东南的明军不堪任用，于是他重定了征剿策略，向朝廷奏请征调两广、湖南等地狼兵（土司兵）驰援浙江。除此之外张经还下了另一道命令，而这道命令也为他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因为觉得打不赢倭寇，在狼兵到达并重编军队前，张经命令各卫明军和各州县以闭门自守为重，严禁出城浪战。这命令从军事角度来说并没什么大问题，但对浙江各地平民不啻于灾难。

因为此时东南明军的数量连固守州县都难以做到，更别说县城之外的广大乡村了。很快乐清、黄岩、永康、东阳等县就遭倭寇洗劫，而明军闭门不出的态度让倭寇愈发肆无忌惮。他们化整为零分散于浙南各地大肆烧杀劫掠，甚至嚣张到十几人就敢深入内陆开抢。

随着浙江局势的全面恶化，各种弹劾张经的奏疏也雪片般飞向朝廷。这些人自然不会承认朝廷天兵打不赢倭寇，战败以及被劫掠的原因都是张经无能以及个人私利。兵科都给事中李用敬的弹劾就很有代表性：

纵贼误国四事：其一，受命半载，一切军情利害，不闻奏报；其二，山东兵至，不量客主劳佚之势，而轻于一战，为贼所掩；其三，兵败之后，不即席稿引罪，而隐匿至二月余；其四，以坟墓（张经的祖坟）在闽，恐为诸寇龁，不敢尽力驱剿。
《明世宗·实录卷四一五》

此时的世宗“用人不疑”，不仅将弹劾奏疏留中不发，还进一步扩大了张经的权限，授其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以方便他震慑和指挥江南各地官员、将领。只是这种信任时效并不长，也需付出代价。

嘉靖三十四年正月，上万倭寇进犯乍浦、海宁并攻破崇德，随后这批倭寇又在浙西展开刮地皮般的烧杀劫掠。官员、御史们再次群起弹劾张经，这次罪名也更加严重，诸如纵容倭寇甚至是养寇自重 ……

此时的世宗不仅耐心快被消磨殆尽，身为皇帝的自傲也让他难以继续为张经挡枪，遂下旨命令张经“克期剿贼”。

从世宗的角度来说，他已经很给张经面子了。顾虑了他的难处，没有要求限期剿灭，只是让他尽快出兵，以缓解朝廷众议的压力。但张经没理解世宗的用心，他一定要等狼兵到达并和东南明军重新编组后再动手。

所以张经采取了拖字诀，没有直接回复世宗的旨意。不论臣子本意、用心如何，“不听话”是聪明且刻薄的世宗无法接受的。只是世宗此时还不愿意直接撕破脸，于是借着工部右侍郎赵文华上呈“备倭七事”之机，让他以“祭海神”的名义南下浙江促战。

注：赵文华的“备倭七事”为，祀海神、降德音（发布惠民类的政令）、征水军、差田赋（在江南苏松四府加征和预征田税）、募余力（要求富户捐纳）、遣视师（命官员至前线视察军队）、察贼情。

赵文华在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到达浙江，一见面赵文华就要求张经尽快出兵剿倭，张经觉得赵文华越权而没有回复他。四月初赵文华前往松江府履行本职（祭海神）时，两广的狼兵也抵达浙江前线。

只是狼兵的初战并不顺利，“遇倭数百人，与战不胜，头目钟富、黄维等十四人俱死”，张经愈发坚定了不浪战、先练兵的观念。因此赵文华再度催促其应皇命时，他反怼赵文华，圣旨只是说让你来祭海神，没说你可以代管军政。

被怼得无话可说的赵文华遂上疏弹劾张经，“畏巽失机，玩寇殃民”。差不多同时，张经收到好友李墨（吏部尚书）寄来的信件，李墨称朝廷弹劾他的奏疏都堆成山了，再不想办法打一场胜仗会很危险。

这时张经才意识到他已置身风口浪尖，于是他和浙江巡按胡宗宪商议后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由俞大猷（统领的永顺土司兵）、汤克宽（统领广东土司兵）兵分两路在王江泾设伏，保靖宣慰使彭荩则率新败的保靖兵，把气焰嚣张的倭寇诱入伏击圈。

该计划于五月初一正式执行并大获成功，斩倭寇首1980余级，是为倭寇入侵江浙以来明军最大的胜利。但张经的捷报传至京师前，世宗已收到赵文华的弹劾奏疏。

世宗的视角是这样的，能获取大胜说明张经不是没能力，也不是打不赢。一被钦差弹劾就打出胜仗来，岂不是说明之前不出兵剿敌，只是不愿意打，其心可诛！除此之外，还罔顾自己这个皇帝给予的信任，罔顾自己替他挡枪，其心可诛、其人更可诛！

世宗杀心一起，那就任谁也挡不住了。

五月二十一日，世宗下令捉拿张经回京问罪。给事中李用敬和闻望云为张经说情，“王师大捷，倭气夺，不宜易帅。请召回锦衣使者”，世宗命将二人廷杖八十并削职为民。

六月张经在三司会审中自述任职总督以来，前后俘、斩倭寇五千余人，并未消极避战。世宗在御览会审奏章后，象征性地询问内阁意见。深谙帝心的严嵩，很滑头的奏称“徐阶、李本（南京礼部尚书），江浙人，皆言经养寇不战。文华、宗宪合谋进剿，经冒以为功”。

严嵩很清楚世宗想杀张经泄愤，只是皇帝不愿意直接表态担责罢了。

严嵩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用徐阶和李本来证明，两京的官员普遍认为张经有罪，给他定罪一点也没冤枉他。二是，王江泾大胜的功劳是赵文华和胡宗宪的，跟张经没关系，所以也不存在什么议功减罪一说。

严嵩敢这么说，是他笃定徐阶、李本、胡宗宪这些人都是聪明人，他们都能看出世宗杀张经之心。所以不论他们本意如何，只会站出来附和。果不其然，直到张经被处死，这仨也无一为张经说情。

由此世宗授意严嵩票拟，“张经欺怠不忠，闻文革（赵文华）之奏，方此一战，是何心也”。会审的最终结论也就此明确了，最终判张经斩首弃市。处死封疆大吏能这么荒诞？没错，皇权如果不能如此任性行事，还抢这个位置干嘛？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张经被验明正身后押赴西市处死，与他同日被行刑的还有一个名人 – 因触怒世宗而下狱的杨继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