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手记｜面向社区中具体的人：来自“学术社区”的帮助

纪莺莺

面向社区中具体的人：来自“学术社区”的帮助

作者 |纪莺莺

作者单位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

原文 |

拙作《家国之间：城市社区工作者的多重身份与社区生成》一文在《社会学研究》2025年第4期发表，杨可老师嘱我写篇作者手记。这份信任令我深受鼓舞，但我也很担心讲不清楚。过去几年来我一直尝试以某种方式理解上海的社区，这篇文章的写作跨度比较漫长，修改时间很长，会议报告次数也有好几次。文章最终尝试确立的立足点是，在基层治理日益重要的总体趋势下，要更好地面向社区中具体的人，就格外需要推进对于具体人和具体实践的认识。因为具体的人和社区是丰富多样的，加上历史的纵深与地方的多样性，我知道拙作只是一个很小也带有相当局限性的起步而已，要很好地把握社区中具体的人，还需要进行非常多的具体研究。

这样说，似乎会让作者都感到研究写作都是自己一个人的事，但是回溯本文的历程，最清晰的感受却是：研究以及写作的推进，几乎都来自于学术共同体之中他人的分享、帮助与启示，包括研究对象的坦诚、学术共同体的推动，以及编辑部和外审同行的帮助，等等。拙作漫长写作过程中，受益于与多位师友直接或间接讨论，或是听讲座，或是读未刊稿，或是讨论，不能一一尽述，只能心怀深深谢意。

一、来自学术共同体的启示

如果借用拙作对于社区的理解，那么学术共同体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生成性的状态，需要许多人付出努力，通过有效互动构建出一种状态，这并不是必然存在的既成状态。多年来，上海大学社会学院一直都在推进城市社区调研，尽管每个人兴趣的深度不同、关心的问题不同、开展研究的具体方式不同，但是这种差异性恰恰促成了有意义的交流。例如，2022年以来，我曾与肖瑛、黄晓春、李荣山、杨锃、盛智明等几位老师共同参与调查，但大家最终的兴趣点与理论阐释各不相同。对这些差异的体会，我尝试在文献综述中加以整理和回应。

似乎可以说，与观察社区类似，面对面的反复学术讨论中，我逐渐感受到，理论观点的差异不仅仅是研究进路的差异，还与研究者们基于切身经验所形成的“理论感觉”有着密切关联。这些讨论甚至并不需要达到相当强度和专门的针对性，就可以推动他人，甚至有时只是一句“可以写得更有意思”的提醒，或是偶遇时对一本著作的推荐。例如，杨勇老师推荐了叶启政老师的文集，提供了讨论行动者主体性的清晰理论线索。又例如，在社会学院内部的公共性论坛上，肖瑛老师和杨锃老师都曾经分享过福柯研究，尽管拙作并不完全同意以福柯直接解释中国的基层治理，但是深受这些福柯讨论的影响。“理论感觉”与经验感觉相对，不纯然是理性认识，而不可避免是理性与感情的混合体，亦极大影响着研究者对经验的敏感性与把握方式。体会到这一点，反而更有利于我理解理论观点之间的差异，可能研究者的任务并非在不同观点立场之间的抉择，而是尝试建立一种能够最大可能涵容差异的认识方式。

这篇文章最早的版本曾在多个会议上报告，没有这些会议讨论的刺激，拙作可能很难成文。文章曾先后于社会-CJS学术论坛之第十三届社会理论工作坊汇报，贺照田、莫艾、狄金华、赖伟军、凌鹏、林叶、侯俊丹、王楠等与会师友都提供了针对性的意见。如果说居民区书记具有一个情理法的世界，那么这种情理法一定是在具体事情上展开的，因此需要在具体事情上展开来分析这些多层次的情、理与法及其互动，才有可能进一步辨析什么是可以使居民区书记获得尊严感、使居民舒展的情理状态，什么则是情理绑架。达到这样的分析目标，还需要继续努力。但这一讨论也使我增强了发掘实践者主体性的信心，实际上也就是指这样一种现实生活中人有可能达成的状态。拙作还曾于“以家为本：中国社会理论和实证研究”研讨会上报告，尽管前期已经反复阅读过周飞舟、肖瑛、赵晓力等诸位老师对家国的论述，但这次会议讨论帮我理解了行动者的“策略”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位置，及其牵动权力与伦理的概念意义。

二、作为研究过程的投稿过程

拙作的初稿于2023年12月投稿，大约3个月收到复审意见，修改则花费了很长时间。修改稿的理论讨论和初稿的理论指向差别极大，这完全是在编辑部和外审的帮助之下实现的。由此可见，投稿并不是研究工作的总结，而是研究过程的持续推进。因为要说服他人，就会“被迫”面对研究中最棘手的部分，“被迫”面对那些本来并没有想清楚的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更有效的澄清和自我说明，哪怕最后未必能完全说服外审。外审提出了诸多非常切中本文立论根本的意见，比较大的挑战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这种集中在特定群体上的社区认识方式，在方法意义上是否成立？二是关于拙作运用“身份”概念，与“角色”相比，到底有何理论增量？这两个问题都很重要也很难于回应，修改稿拖了快1年，正是因为我迟迟不能形成对这两个问题的明确回应。

关于第一个问题，拙作产生于一个非常强烈的经验感觉，就是进入社区就会感觉到居民区干部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即使在城市社区中，居民区干部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社区工作的质量、程度和开展方式，也与社会学和政治学中一直被讨论的“能人政治”问题相关联。但是，社区田野越多，我越感到，“社区能人”的能并不仅仅在于他对形式性关系和资源的整合能力。尤其是从居民区书记来看，他们都会展现出一种人格特点和精神气质，表现出非常特别的灵活性、敏锐度和交往能力。居民区书记的确会展现出某种比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但这不是自变量，而是需要解释的因变量。甚至居民区书记也的确善于综合运用情理法，但是这同样是某种主体性实践的结果或者表现。包括居民区书记在内的社区工作者当然受到制度环境的形塑，也不是所有居民区书记都能达到上述存在主体性的状态，但是把他们简化为国家代理人一样非常有问题，因为他们也有具体的尊严和感情世界，而这些因素常常就构成了积极行动的来源。我曾经组织过几次居民区干部的座谈会，承受较大工作压力的居民区书记的“抱怨”和“吐槽”，既针对密集的考核制度，也集中于居民不理解他们。事过境迁，他们耿耿于怀未必就是晋升问题，而是在社区中与他人的具体关系状态。作为回应，修改稿增加了对于居民反应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论点就是提出居民区干部和居民事实上共享着同样的互动逻辑。

关于第二个问题，本文意图突出身份的概念，是因为身份可以包涵着生成性的道德意识，从而可以为观察行动者的主体性留出空间。行动者其实认识到了自己在治理体制中的多重结构性角色，可是这些角色并没有框定他们，恰恰不仅仅从结构角色的框定中来看待社区中的他人，产生着对自己的人格和行为方式的改善，对于自己行动意义的深层认识，并调整做法。如此，人就不是角色规范的被动受体。因此，即使本文也使用“角色丛”概念，那更重要的仍然是“角色丛”在本土经验中的实现方式不同。关键还是在于社会互动的具体展开过程，人在面对面的社会互动中具体感受他人和认识他人的内在层次与内在逻辑。以这样的观点来看社区工作者会感到，这一工作位置对他们提出的要求其实是非常高的，因此格外需要支持。

在文章的修改和定稿过程中，编辑老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编辑部最后给出的修改意见推动我锐化了核心观点，也帮忙修改出一个更贴切凝练的标题，将家国关系对话的意识彻底明确化。有赖于编辑部在编校流程中细致而严谨的工作，拙作才弥补了在观点精确性、逻辑流畅度、语法严谨、引用规范方面的漏洞。许多看似对文本形式的要求，实际上是对作者观点清晰度和精确度的要求。

面向社区中的人是我近年来尝试的努力方向，对志愿者、城市社区工作者和老年群体是作者在这个大视角之下的几项具体研究工作。显然，这样的拼图还是远远不够的，从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有非常多的进一步研究要做。无疑，制度对人的型塑性是非常强的；但是，制度之下，人的行动总是多样化的，甚至人的行动、认识、思想和感觉才是制度在生活之中的本相。就此而言，知识人的工作与社区工作者或许有类似的地方，都需要在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之下，把各类人群生活与生命实践中特别有价值的部分和特别困难的部分整理、揭示和传递给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