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葡萄牙炮轰我国国旗，我军死伤32人，毛主席：消灭来犯之敌

“1952年7月26日凌晨三点，他们又打过来了！”电话里传来前线观通员急促的吼声，珠海拱北指挥所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盯着地图。就是这通电话，把一个远在南欧、国力早已衰败的旧殖民帝国推到了新中国的枪口前。

时间往回拨十天。7月15日，澳门关闸。哨兵赵学登端着半旧的38大盖，正和对面葡军换岗的黑人士兵隔空点头示意。气温逼近三十七摄氏度，空气里全是海腥味。他们本没仇，却因为背后两面不同的旗帜，必须互相提防。没有人料到，一次似是而非的“微笑误会”，竟演变成葡军突放冷枪、我军投出手榴弹的连锁反应。

葡萄牙在澳门的存在，表面看像是一张陈年旧报纸，边角泛黄，随风就该散。可冷战刚刚升温，伦敦和华盛顿不肯轻易折这张牌。“英葡有同盟”“第七舰队会路过香港”，舆论战先压过来，试图把新中国的注意力从朝鲜战场上硬生生扯下一块。叶剑英识破了这手：口头照应可以，真枪真炮他们不会陪葡萄牙玩命。

关闸一带的地形并不复杂：南高北低，两条不足五米宽的道路交叉，路东面是葡军岗楼，西面是我军旗楼，中间留出一片二十来米宽的共同警戒区。当初协议写得清清楚楚，谁都不能往前挪一步。但7月25日，葡军把象征界限的木马往北推了一米多。别小看这一米，那是赤裸裸把条约当废纸。葡军士兵胳膊上纹着随船漂来的花花绿绿图案，他们举枪的姿势却相当生硬，显然没受过系统训练。枪口晃来晃去，火光乍现，赵学登的袖口被弹片划开。至此，协约形同虚设。

我军仍守住“绝不开第一枪”。等到晚七点二十三分，葡方率先架起两挺勃朗宁轻机枪，对旗楼倾泻火力，哨兵苏广照后背中弹倒下。前线暗线电话传到广州，叶剑英没多说，只报了八个字：“敌已开火，申请回击。”北京在深夜批复：准。

7月26日凌晨，第一轮自卫反击展开。我军1连三个排呈品字形前推，剪短铁丝后迅速占住中央区工事。葡军慌乱后撤，途中甚至把自家探照灯打碎。双方激战到清晨，火线沉寂了不足四小时，新的挑衅突然升级——葡方迫击炮弹直奔旗杆而来。旗杆轧然折断，五星红旗飘落，排长邢起和通讯员当场牺牲，伤亡瞬时攀到32人。这一炮，彻底点燃了战士们胸口的火。

不得不说，澳门当局当时的盘算很简单：打一枪就退、吓唬一下大陆。可他们低估了解放军对国旗的敏感程度。毛泽东批示只用了十二个字：“兵来将挡，务必消灭来犯之敌。”简单直接，等同末日宣判。

27日晨，炮兵排进入炮台山阵地。那座小山不过百米高，俯视关闸却像在居高临下捏着对方脖子。五门苏制迫击炮按“之”字展开，三百二十发高爆弹倾泻到葡军营房周围。为避免误伤平民，射击诸元精确到五米。葡军尝试以105炮回击，却突然调转炮口轰击关闸外民宅，妄图制造舆论压力。我军立即调四〇炮对准敌炮位反制，两炮过顶，敌炮哑火。

同一时间，后方民兵队伍自发组织，手推板车送来米饭、红糖水、纱布、碘酒。最惊险的是抢修电话线的“鬼见愁”小组，夜里摸进弹坑区，边剪铁丝边接线，用牙咬断裸露铜芯。有人问他们怕不怕，他们笑：“我们这辈子，本就想让子孙别再做沉默的看客。”

战至29日下午，葡军已弹药匮乏，黑人士兵内部出现骚动，甚至用枪逼迫军官谈判。澳督最终派商人何贤带着白手帕走到我军阵地前，表达停火意向。停火可以，但条件要写在纸上。谈判地点选在拱北海关旧楼，中方提出三条：道歉、赔偿、保证不再生事。何贤私下说：“再拖，澳门要断粮了。”因为就在27日夜里，中央已令广东海关暂停向澳门输出食盐、煤炭和蔬菜。岛上物价一天涨三次，渔民船队整夜鸣笛反水。逃港人潮让英国驻港当局也心惊肉跳，“该不会连累我们吧？”他们立刻声明中立，与葡萄牙划清界限。

巴黎、伦敦、华盛顿的电台很快冷静下来，新闻口径改成“边境小规模摩擦”，没人再提什么军事同盟。15轮谈判后，澳葡当局签字盖章，自认“对关闸事件负全责”，同时一次性支付抚恤金与修缮费。金额不算多，却创下1949年后西方殖民政权第一次正式向新中国书面道歉的先例。

葡萄牙此后在澳门再不敢轻启衅端，而解放军在南线的威慑有效确保了对香港、台湾海峡乃至整个南海的战略回旋。有人说，这场战斗规模不大，却验证了一个原则：国旗所到之处，就是犯不得的红线。

多年后，参与指挥的老兵回忆：“打赢不稀奇，打得对方低头才最难。”这句老兵的朴素感叹，也提醒后来者：在任何年代，主权都不是靠谈笑讨论出来的，背后一定得有人守着，枪上膛，炮待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