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革命时代，警察如何追缴抨击国王的诗歌？

启蒙与革命时代，警察如何追缴抨击国王的诗歌？

尚曦文史

作者｜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

著名新文化史专家、书籍史权威，哈佛大学图书馆荣誉馆长、哈佛大学Carl H. Pforzheimer荣誉教授。1939年生于纽约，196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64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1968年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 99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2007年任哈佛大学教授，兼哈佛大学图书馆馆长。

1749年春天，巴黎的警察总监（lieutenant de police）接到一项命令，让他逮捕一首以“黑色狂怒的怪物”（Monstre dont la noire Furie）为开头的诗的作者。除了该诗的题目“莫勒帕（Maurepas）先生被流放了”之外，警察没有其他线索。莫勒帕本是海军大臣和王室内廷大臣，在政府中很有权势。然而1749 年4 月24 日，路易十五将他革职并流放。显然，莫勒帕的支持者在此之后写了一些抨击国王的诗，用“怪物”一词来讽刺路易十五，以此发泄他们内心的愤怒。这也是动员警力的原因。毕竟，在一首公开流传的诗文中诽谤国王是一件国家事务，是涉及叛国罪的重大案件。

《诗歌与警察：18世纪巴黎的交流网络》

[美] 罗伯特·达恩顿 著

谷大建 张弛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5年6月

警方雇佣的大批密探接到调查命令，6 月底，终于有一人找到了线索。他将发现写在一张纸上上报，只有两句话，没有署名和日期：

阁下，我知道几天前有人在他的办公室里藏了一首侮辱国王的诗，此事已基本坐实。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将他指认出来。

获得了12 金路易（相当于一名不熟练的工人近一年的工资）后，这名密探上交了那首诗的一个抄件，并交代了藏诗者的名字。此人叫弗朗索瓦·博尼斯（François Bonis），是一名医学生，住在路易大王学院（Collège Louis-le-Grand），并在这里指导两个来自外省的年轻绅士的学习。该消息很快便上达政府的最高层，其传递路线如下：那名未透露姓名的密探将消息传给了书籍贸易监察官约瑟夫·戴梅里（Joseph d’Hémery），并由他传给了警察总监尼古拉·勒内·贝里耶（Nicolas René Berryer），然后传给了马克·皮埃尔·德瓦耶·德保尔米（Marc Pierre de Voyer de Paulmy），即达让松伯爵（comte d’Argenson），时任战争大臣和巴黎省总长，新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物。达让松伯爵立即做出反应，认为一刻也不能耽搁，命令贝里耶务须尽快逮捕博尼斯，并告诉他下达命令的密札稍后会补上，还强调这次行动必须秘密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将所有同谋一网打尽。

从监察官戴梅里写给贝里耶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出，戴梅里执行命令的专业性令人钦佩。这位监察官在重要位置安排了岗哨，又在附近的角落里安排了一辆马车伺机待命，而他自己则在福万路（rue du Foin）和目标人物搭讪。他对博尼斯说：“ 诺瓦耶元帅（maréchal de Noailles）想要见你，此事与一件荣誉事件有关，涉及某位骑兵队长。”博尼斯相信自己是无辜的，不会引起任何决斗（诺瓦耶负责裁决这类案件）。于是，他自愿跟着戴梅里上了马车，然后消失在了巴士底狱里。

警察采取了常用模式——一问一答——将博尼斯的审讯情况记录了下来，并以准对话的形式呈现。博尼斯和审讯他的警察专员阿尼昂·菲利普·米谢·德罗切布鲁恩（Agnan Philippe Miché de Rochebrune）在审讯结束后都对记录进行了确认，然后在每页上签了名。以下是审讯稿的部分内容：

问：他（ 博尼斯）是否写了一些反对国王的诗，并读给很多人听。

答：他（ 博尼斯）根本就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写任何诗歌来反对别人。但是，大约三个星期前，他当时正在圣主医院（Hôtel-Dieu）拜访那里的院长吉松神父（abbé Gisson）。大概在当天下午4 点钟，一个教士也来拜访吉松；此人身高超过一般人，看起来35 岁左右。他们在谈话时提到了报纸上的新闻，这个教士还说有人不怀好意，编了一些攻击国王的讽刺诗歌，并拿出了其中一首。之后，就在吉松先生的房间里，被告（博尼斯）把这首诗抄了一份，但并没有写下所有的诗句，而是跳过了其中许多内容。

总之，按照博尼斯的描述，学生和教士在聚会时讨论了时事，并互相传递讽刺国王的诗歌。然而，这场聚会仍然有诸多可疑之处。审讯稿中还有如下内容：

问：他（博尼斯）拿这首诗干什么用。

答：他（博尼斯）说他在路易大王学院的一间屋子里，当着几个人的面背诵了这首诗，然后就把它烧掉了。

问：他（博尼斯）所讲的不是事实，他不会为了之后烧掉这首诗才如此积极地抄下它。

答：他（博尼斯）断定这首诗是某位詹森派信徒写的，他只要看一眼，就能知道詹森派擅长什么，他们怎样思考，以及他们的风格是什么。

罗切布鲁恩专员通过宣讲传播“毒物”的罪恶，戳穿了博尼斯那漏洞百出的辩护。警察从博尼斯的某个熟人那里弄到了这首诗的抄本，从而知道博尼斯并没有把它烧毁。警察承诺会保护告密者的身份，而且他们对博尼斯在获得这首诗后如何处置它也不感兴趣。他们的任务只是沿着诗的传播路线向前查探，直至找到该诗的源头。然而，博尼斯并不清楚提供这首诗的教士的信息。于是，警察唆使他给圣主医院的朋友写信，询问该教士的姓名和地址，并编造说他有本书要还给那个人。警察和博尼斯收到了回信，得知他叫让·爱德华（Jean Edouard），是圣尼古拉德香榭教堂（St. Nicolas des Champs）的教士。于是，警察将爱德华也关进了巴士底狱。

审讯期间，爱德华说这首诗是从另外一名教士那里获得的，此人名叫安甘贝尔·德·蒙唐热（Inguimbert de Montange）。警察逮捕了蒙唐热，并按照他提供的线索，逮捕了第三名教士—亚历克西·杜加斯（Alexis Dujast）。杜加斯将一位名叫雅克·马利·阿莱尔（Jacques Marie Hallaire）的法律系学生供了出来，导致其被捕。阿莱尔则声称他是从一名律政职员那里得到这首诗的，该职员名叫德尼·路易·茹雷（Denis Louis Jouret）。茹雷被捕后，指认了吕西安·弗朗索瓦·杜肖富尔（Lucien François Du Chaufour）。杜肖富尔是一名哲学系学生，在审讯期间，他把同学瓦尔蒙（Varmont）“ 出卖了”。瓦尔蒙则因为及时得到消息，躲了起来，但后来他还是自首了，并供出了另一名学生，莫贝尔·德·弗雷纳斯（Maubert de Freneuse）。不过，警察一直未能找到弗雷纳斯。

每名被捕者都有自己的档案，里面的信息——以该事件为例，一首与之相关的讽刺诗就包含了大量讨论和相关的阅读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政治评论如何通过交流网络得以传播。乍看之下，传播途径似乎很简单，传播环境也相当类似。传递这首诗的人大都是学生、职员和教士，彼此间大多是朋友，而且都很年轻，年龄最小者只有16 岁（弗雷纳斯），最大者也才31 岁（博尼斯）。该诗的句子本身也散发出一种与这些人的气质相符的味道，至少达让松是这么认为的。他把这首诗交还给贝里耶，并写下评论：“这首诗太无耻了，对你我而言，它都充满了学究和拉丁语区的味道。”

但随着调查范围的扩大，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又有五首诗出现了。在警察眼中，它们同样具有煽动性。它们不仅有各自的传播路线，而且，这些路线与上文提到的那首诗的传播路径有交会。人们在碎纸片上抄下这些诗，用类似的纸片与别人交换，念给更多的“抄字员”，将之记在脑海里，大声朗诵，印刷在地下小册子中，谱上流行的曲调，或者把它们当成一首歌来唱。除了第一批被押往巴士底狱的嫌疑人外，被关起来的还有另外七人。此后，第二批被拘押者又牵连出五人，只是他们逃脱了。最后，警察将这十四名传递诗歌的人投入巴士底监狱，这也就是这次行动在档案中名字——“十四人事件”（L’Affaire des Quatorze）——的由来。但他们并未找到这首诗歌的源头。事实上，这首诗歌可能没有作者，因为人们可以随意增减诗节和修改措辞。这是一个集体创作的例子；第一首诗与许多其他诗作交叉重叠，共同形成了一个诗歌的“流动”世界，从一个传递点跳跃到另一个传递点，使得空气中充满了警察所说的“坏话”（mauvais propos）或“恶意言论”（mauvais discours），到处都有配着韵律、具有煽动性的嘈杂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