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古知今话孙梁 : 殊途同归岂无由？共此一心为国谋

文︱关品方

今年是孙中山逝世100周年。笔者为文纪念，意犹未尽，百年回眸，感慨良多。中国过去近200年来的历史，证明先要革命成功，不断改革，才是正路。孙中山伟大之处，在洞察这个先后次序。他期盼中国领土金瓯无缺，希望后世承先启后，恢复一个辉煌的唐疆汉土。革命和改革之间有什么关系？可以从孙中山和梁启超之间长达27年的互动看出端倪。

孙中山和梁启超是同期的人物，孙中山较梁年长7岁。两人1898年在日本东京初次见面时，梁启超25岁，孙32岁；此后彼此交往，在政治理念和进步事业上的取态，既有分岐亦有相同，关系复杂。笔者认为，他们在改良改革、革新革命之间，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采取什么手段最可行、什么主义和制度最合适，彼此虽存在差异，但方向相同。他们两人的出发点都是忧国忧民，共此一心为国谋。百年回眸，其实很多方面都殊途同归，相异之处经得起历史的分析审视，共同之处是同样以身许国，终生不渝。

1898 年康有为和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先后分别逃亡至东京。孙中山前往慰问，但康有为以帝师自居，拒绝与革命党首领往来。梁启超的想法不一样，通过陈少白与孙中山交流，希望找到共同点，为了救国，一起合作。康有为当年已40岁，保守傲慢。三人不欢而散，主要原因是康有为自恃曾亲沐皇恩、自称有光绪的衣带诏。最初，梁启超因为对康有为执弟子之礼，感到师命难违。

孙中山是革命派要推翻满清，梁启超是改革派要君主立宪。康有为是保皇派要维护满清，视孙中山为乱臣贼子、视梁启超为背叛师门。

从1899 年起，梁启超搬开康有为，多次和孙中山进行会谈，探讨两人合作的可能性。梁启超帮助唐才常筹募资金支持他在国内的勤王活动。孙中山的兴中会筹募资金支援国内的革命组织准备起义行动。两人在交往过程中惺惺相惜，讨论合作细节，但由于康有为的反对，孙梁的合作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在政治理念上进行交流时激烈碰撞互相启发。

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以“奉有密诏”“起兵勤王”为由，拒绝与被他视为叛逆朝廷的孙中山合作。梁启超年轻有为，思想活跃，吸收新知识和新观念的能力异于常人。他以开放的态度接纳孙中山相当激进的思维，和康有为渐行渐远。这段时间，梁在“改良立宪”与孙在“革命共和”的道路上形成根本分歧。

1899年7月，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早在1894年已成立）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目标。他们分属不同政治阵营。康是老一辈、有一整套思维体系，孙梁两人年龄接近、思想碰撞之余，尽管孙年纪大些，但梁治学严谨，孙其实受益于梁的启迪不少。梁启超政治理念多，孙中山亲身体验多，两人来自毗邻的新会和香山，以广东话交谈，因此更形亲切。

1899年，孙中山介绍梁启超去檀香山，是基于两人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意愿。当时，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的兴中会已5年，致力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政体，是一个革命组织。梁启超经历戊戌变法的洗礼，年纪轻轻但声望颇高，和民众接触有影响力及亲和力。孙中山希望梁启超为兴中会带来更多支持和资源。梁启超到檀香山后，受到兴中会的热情接待。孙中山的大哥孙眉对梁启超非常友好，招待优渥，还让儿子拜梁启超为启蒙老师。梁启超当然优而为之，如鱼得水。

梁启超在檀香山的活动逐渐偏离了孙中山的初衷。他开始在兴中会发展保皇会成员，以开明态度宣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以他的口才和声望赢得了部分兴中会会员的信任。梁启超声称：“我们现在名义上是保皇，实质上是革命。”这一策略吸引了许多原本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华侨纷纷转向支持梁启超诠释的保皇会，其实和康有为心目中维护帝制的保皇会截然不同。

梁启超在檀香山筹集到大量资金，却主要用于支持保皇会在国内的勤王活动，而非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孙中山随后来到檀香山进行筹款活动时，仅筹集到2000余元、远不及梁启超筹集到的10万余元，形成强烈对比。孙中山颇为不满，最终兴中会内部分裂，孙中山本人在檀香山的影响力大减。事件反映了当时革命派与改革派之间的复杂关系和严重分歧。

1900 年，两人先后回到日本。孙中山爱才、希望梁启超能帮助他。双方探讨合作的可能性，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在改革和革命两条道路之间仍有分歧，合作未能实现，只同意保持交流沟通。他们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上的探索与努力，代表当年中国谋求出路是多么艰辛。他们的思想碰撞，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在转型期间不同的救国方法和体制选择。

孙中山主张通过武装革命推翻清朝，仿效西方建立共和政体；梁启超认为应通过教化以启迪民智的方式循序渐进，因此支持君主立宪制。梁启超因为孙中山的介绍和引荐，在檀香山获得了兴中会部分成员的信任并发展保皇会成员，被孙中山视为“挖墙脚”。梁启超声称自己名义上是“保皇”，实质上是革命；因为民众须要逐步引导启发。

1911辛亥革命成功，翌年中华民国成立。各地军阀割据，因为各自有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从1900到1911，梁启超在学术上突飞猛进，他勤于介绍各国崭新思潮，文章极受欢迎而他又多产，质量俱优，自成一家之言，俨然一代宗师；影响了当年大批爱国知识分子，从梁启超的思想吸取养分而各有所得。梁启超思想活跃，与时俱进，以海外的生活体验拓宽世界观之后，以学者的姿态引领民心的归趋。关键是这10年间他完成了一个飞跃，从支持君主立宪转向支持民主共和。他以文章经国，笔端常带感情，他的文章，议时论政，一纸风行，读者趋之若鹜。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46岁）出任临时大总统，梁启超（39岁）作为首任内阁成员出任法务部部长。后来两人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尤其是反对袁世凯1915年称帝（和后来的张勋1917年复辟），梁启超与孙中山的思想已有所交集，找到共同点。梁启超在上海联络各派反袁势力包括革命派，显示出他在反对专制统治方面和孙中山有普遍共识。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与改革两种思潮的互动冲突，120多年后的今天回望当年，共同点是救国救民。1917年俄国大革命之前，对中国出路的辩论，还未发展到主义、理论、制度和道路之争。孙梁两人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革新复杂性的缩影，感叹和唏嘘之余，这个过程其实不可避免。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检视孙梁之争的来龙去脉，梁启超早在戊戌变法之前就对孙中山闹革命有所耳闻，对他的想法产生了浓厚兴趣。两人终于在东京见面时，相逢不必恨晚，探讨过联合建党的可能性，一度计划以孙为会长，梁为副会长。当年康有为极力反对，因此未能成功。梁启超对孙中山的革命理念逐步深入了解后，内心表示钦佩，双方并无敌意。两人都在流亡期间被清廷缉捕。他们交流思想、探讨将来；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革命也好、改革也罢，优劣都有，各自表述，求同存异，深入探索就得。这是他们两人难能可贵之处。

孙中山和梁启超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可谓一时瑜亮，评价不同。梁启超被誉为 “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他的思想和著作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孙中山以其推翻帝制、建立民国的历史贡献而名垂后世。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理论基础。尽管他们政治立场不同，其实共同点不少，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共同推动了中国的革命和改革。

1903年，孙中山志向已决，要彻底推翻满清皇朝；梁启超坚持办教育、开民智。孙中山发行“军需债券”筹集资金闹革命，梁启超筹集资金办校办报做宣传。1905年，孙中山领导成立同盟会，成为革命派的核心力量，全力准备武装起义，6年后辛亥革命成功。梁启超发挥他的所长，宣传进步思想唤起民众觉醒，客观上催生了一整代救国青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一个枪杆子，一个笔杆子。从这个角度看，孙梁两人表面上是对立，本质上是殊途同归，客观上是互相补足，只是当年在思想和行动两大派系之间的良性互动，他们并不清楚知道。

孙中山和梁启超反映了他们在清末民初的板荡时期，对国家前途的不同思考。尽管两人在早期有过短暂合流，后来分道扬镖，最后还是互相成就。情况就如上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和胡适为代表，在革新和改良之间存在分歧，但家国情怀雷同。

孙中山坚持革命，梁启超坚持改革，两人渴望救国救民的目标一致。梁启超是做学问的。尽管当年他年纪较轻，但对于西方政治制度的理解比较孙中山更为深入。孙中山是行动派，需要政治理念的提升，他从梁启超那里得益不少。梁启超是第一个提出中华民族这个概念的人。孙中山后来三民主义里面的民族主义，溯源自梁启超定义的中华民族。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如果只为推翻满清皇朝显然并不足够，梁启超在宪制政治方面的理论，为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以及其后的五权宪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因此，两人在竞争与对立的过程中其实相互促进，彼此成就。梁启超后来与康有为割席。康梁分道扬镳后，梁启超转而同情孙中山的同盟会，对民主共和的政制不断出谋献策，在关键时刻和孙中山走在一起，参与到反对清朝无可救药的腐败统治。在议论中国未来的政体形式时，梁启超从最初的君主立宪转变为接受民主共和，遂有1912年他拥护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并乐意参予到首任内阁中来。

1917年俄国大革命爆发，“为中国送来了共产主义”。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重组。孙中山促成国共合作，整军经武，准备北伐统一全国。期间梁启超“转换赛道”、著书立说讲学，倡导新文化运动，建设清华大学，成为一代国学宗师。可惜天不假以年，孙中山和梁启超先后在1925年和1929年逝世。不论革命还是改革，自有后来人接力传承，且看百年后今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