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命运有时会以最残酷的方式捉弄人。
吴秀兰在承受儿子因公殉职的巨大悲痛后，生活仿佛坠入了无尽的黑暗深渊。
一次偶然的爬山之旅，却让她意外发现一名男子神似自己逝去的儿子。
这奇妙的巧合，如同黑暗中乍现的一丝微光，点燃了她内心深处那几乎熄灭的希望。
而亲子鉴定的结果，又将给她带来怎样的冲击，几乎让她崩溃。
我叫吴秀兰，今年65岁，是个退休的小学老师。
老伴宋建国在厂里干了一辈子高级技工，我们俩都是老实本分的人，靠着工资把日子过得安稳踏实。
家里就一个独苗儿子宋晓光，从小就招人稀罕，街坊邻居见了都夸这孩子懂事。
晓光小时候就爱守在电视机前看警匪片，一到警察追着坏人满街跑的镜头，他就攥着小拳头在沙发上蹦跶，嘴里还喊着“抓住他！抓住他！”
有天吃完晚饭，他突然把碗一放，眼神亮亮地跟我说：“妈，等我长大了，也要当警察，专门抓那些干坏事的人。”
我当时正收拾碗筷，头也没抬就应了句：“行啊，先把你数学考满分再说。”
现在想想，孩子心里的想法，哪是随口就能糊弄过去的。
高考填志愿那会儿，晓光把警察学院填在第一志愿，我和他爸才真正慌了神。
我们劝他：“你这分数能报更好的学校，当老师、坐办公室多安稳。”
可他闷头不说话，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我就想当警察，你们就让我试试吧。”
最后他以超出重点线30多分的成绩，真就进了省警察学院。
送他去学校那天，我帮他叠衣服时摸到行李箱夹层里藏着的警匪片碟片，鼻子突然就酸了——原来这孩子把梦想藏了这么多年。
大学四年，晓光总说学校食堂的菜没我炒的香，可每次去看他，都见他带着学生会的同学忙里忙外。
有次撞见教导员跟他聊工作，教导员见了我们直竖大拇指：“这孩子能吃苦，上个月还带队拿了全省警体比赛的名次。”
晓光却挠着头不好意思：“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
那时候我心里既骄傲又犯愁，骄傲孩子有出息，又愁他太拼会不会累坏身体。
2000年毕业分配时，晓光打电话说要去缉毒大队。
我握着听筒的手直发抖：“能不能跟领导说说，换个部门？妈听说缉毒的工作危险得很。”
电话那头传来翻动文件的声音，晓光压低声音说：“妈，我知道您担心，可总得有人去干这活儿。
现在多少人因为毒品家破人亡，我年轻，吃点苦没什么。”
挂了电话我在厨房站了好久，把刚切好的菜又重新洗了两遍，心里总不踏实。
往后的日子，晓光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每次推门进来，都带着股说不出的疲惫，连走路都比以前慢了些。
我给他盛饭时多夹几块红烧肉，他总说吃不下，可碗里的米饭却扒得干干净净。
有回半夜起夜，看见他房间门缝漏出灯光，悄悄推开条缝，见他蜷在椅子上写东西，听见动静赶紧把本子合上：“妈，您怎么醒了？我在写工作汇报呢。”
2002年8月初的那天，晓光突然出现在家门口。
我正在阳台上晒被子，听见开门声还以为听错了。
他站在玄关换鞋，手里提着袋苹果：“妈，明天有个紧急任务，不知道要去多久，回来看看您和爸。”
那天下午他跟着我在厨房择豆角，把老筋一根根撕得特别仔细，不像平时总毛毛躁躁的。
晚饭时晓光破天荒喝了两杯白酒。
他爸往他碗里夹了块红烧鱼：“少喝点，别回头头疼。”
晓光却握住他爸的手：“爸，您在厂里干了一辈子重活，等我以后挣了钱，带您去海边住大房子。”
他爸眼眶发红，拿筷子敲他手背：“净说些没用的，先把自己日子过好。”
我在一旁装着收拾碗筷，把眼泪偷偷抹在围裙上。
饭后晓光把我拉进房间，从包里掏出个红丝绒盒子。
打开一看是只碧绿的翡翠镯子，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
“妈，这是我攒了半年工资买的，您试试合不合适。”
我摸着冰凉的镯子直埋怨：“你这孩子，乱花什么钱。”
他轻轻给我戴上，仔仔细细端详了半天：“真好看。妈，您胃不好，记得按时吃饭，要是哪里不舒服，千万别硬扛。”
第二天清晨，我在厨房熬粥，听见大门轻轻关上的声音。
追到门口，只看见晓光背着黑色双肩包的背影，在楼道里越走越远。
他回头冲我挥手时，阳光从窗户斜射进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四天后的雨夜，警车停在楼下时，我正在给晓光织毛衣。
缉毒大队的队长站在门口，雨水顺着帽檐往下淌：“宋晓光同志在卧底行动中身份暴露，但他拼死护住了关键证据，捣毁了一个跨国贩毒集团……”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只觉得手里的毛衣针突然变得滚烫，扎得手心生疼。
葬礼那天殡仪馆的空调嗡嗡响着。
晓光穿着笔挺的警服，脸上盖着国旗。
我想伸手摸摸他的脸，却被人拦住了。
领导说缴获了一百多公斤毒品，说他是英雄。
可我只想要那个蹲在厨房帮我剥蒜的儿子，那个戴着红领巾跟我说要当警察的孩子，哪怕他不是英雄，只要能平安回来就好。
安葬仪式结束后，队长把我拉到一边，声音压得很低：“阿姨，有些事上面有规定，不能公开说。
但晓光这两年，参与破了五起大案子，抓了三十多个毒贩，救了多少个差点被毁掉的家庭。”
他喉结动了动，眼眶发红，“他走的时候没遭罪，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告诉您，让您好好吃饭，照顾好自己。”
我攥着晓光留下的翡翠镯子，突然想起他最后那次回家，连择豆角都比平时认真，原来他心里都明白，是在跟我们做最后的道别。
从那以后家里就没了笑声。
老宋变得不爱说话，整天搬个小马扎坐在阳台上，盯着楼下的梧桐树发呆。
有时候他突然转过头问我：“秀兰，晓光是不是该下班了？”
我只能强忍着眼泪说：“快了，等他忙完就回来。”
儿子走后的第三年，老宋查出肺癌晚期。
在医院的走廊里，我攥着诊断书，想起晓光最后那次回家，说要带他爸去海边住大房子，可现在连这简单的愿望都成了奢望。
老宋走后，家里彻底空了。
我学着一个人过日子，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晚上就着新闻联播吃晚饭。
每个月的15号，我雷打不动去烈士陵园，带上晓光爱吃的橘子和老宋常抽的香烟。
坐在墓碑前，摸着冰凉的石碑，我总在想如果晓光还在，现在应该有了自己的小家，说不定我都能抱抱小孙子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晓光牺牲的第18个年头。
每到八月我都觉得日子难熬。
去年八月初，我照例去城郊的青山爬山。
这是老宋走后养成的习惯，医生说我得活动，不能总闷在家里。
第一次爬到半山腰的亭子时，我扶着栏杆喘气，望着远处的高楼大厦，突然想起晓光小时候趴在阳台说：“妈，等我长大了，带你们去最高的楼看风景。”
那天我站在亭子里，一边笑一边掉眼泪，把旁边晨练的老太太吓了一跳。
今年八月的一个星期四，太阳不算太毒，山上人比往常更少。
我爬到半山腰，腿肚子直打颤，在一块被晒得温热的大石头上坐下歇脚。
不远处有个年轻人背对着我摆弄手机，藏青色T恤裹着宽宽的肩膀，磨白的牛仔裤下露出双运动鞋，个子得有一米八多。
那背影一晃，我手里的矿泉水瓶差点掉地上——晓光上大学时就总穿深色衣服，说这样执勤显利落。
我盯着那背影发怔，直到年轻人突然转身找角度拍照。
侧脸撞上阳光的瞬间，我猛地抓住石头边缘，膝盖磕得生疼。
浓黑的眉毛微微上挑，高挺的鼻梁鼻尖有点圆，连抿嘴时右边若隐若现的酒窝都和晓光一模一样。
我使劲揉眼睛，老花镜滑到鼻尖，再睁眼人还在那儿，正从背包里掏出个红苹果啃得咔嚓响。
“这不可能……”我小声嘟囔着，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
也许是最近总翻晓光的相册，连做梦都梦见他穿警服的样子，所以看谁都像？
可那年轻人随手把果核扔进草丛，仰头喝水时滚动的喉结，都让我想起晓光小时候抢西瓜吃的模样。
我鬼使神差地往旁边挪了两步，运动鞋踩断枯枝的声音惊得自己心跳漏了一拍。
等他起身收拾背包，我慌忙躲到歪脖子树后面。
听着脚步声渐渐走远，我蹲在地上半天没敢动弹，直到汗水顺着脊梁往下淌。
塑料袋窸窸窣窣的摩擦声惊醒了我，等反应过来，手里已经攥着沾着草屑的苹果核和矿泉水瓶。
下山路上我把塑料袋紧紧抱在怀里。
隔壁李大姐在楼道碰见我，盯着我通红的眼眶问：“秀兰，看你脸色不好，是不是中暑了？”
我把塑料袋往身后藏了藏，喉咙发紧：“就、就爬得急了些。”
回到家我把果核和水瓶摆在茶几上，在沙发和茶几之间来回踱步。
夕阳把窗棂的影子投在地板上，像给房间划了道分界线。
我盯着那堆东西，突然想起晓光初中时参加生物课实验，用棉签在口腔里刮几下，就能知道是不是双胞胎。
“DNA检测……”我对着空荡荡的客厅说出这几个字，声音陌生得像从别人嘴里冒出来的。
抽屉最底层压着晓光的旧牙刷，还有高中体检时的抽血报告。
如果这年轻人真是晓光的血脉，哪怕是远房侄子、外甥…… 我摸出老花镜，翻开皱巴巴的电话本。
手指划过泛黄纸页上模糊的号码，终于在“司法鉴定中心”那行字上停住。
窗外的蝉鸣声突然变得刺耳，我摘下翡翠镯子紧紧贴在胸口，冰凉的触感让发烫的脸颊好受些。
明天我得去碰碰这个十八年来最疯狂的念头。
司法鉴定中心的接待室飘着股消毒水味，空调出风口吹得我胳膊起鸡皮疙瘩。戴眼镜的年轻姑娘递来登记表，指尖在“关系”一栏顿了顿：“阿姨，做亲子鉴定需要提供双方样本，您这边……”
“我带了。”我赶紧打开布包，先掏出用纸巾包着的梳子——晓光警校毕业那年买的檀木梳，齿缝里还粘着几根黑发。
又拿出装着苹果核的密封袋，袋子底部还沾着草汁：“这是……别人用过的。”
姑娘接过袋子时，我注意到她袖口绣着朵小兰花。
她翻看梳子的眼神很轻，像在翻看一本旧相册：“这类样本受环境影响大，可能会影响数据。而且按规定，需要当事人知情……”
“我儿子牺牲十八年了。”我的声音突然变哑，喉咙里像卡着块碎玻璃，“如果这孩子……要是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姑娘没再说话，轻轻拍了拍我手背。
她的手很暖，指甲修剪得干干净净，让我想起晓光小时候总把指甲咬得秃秃的。
等待结果的五天里，我把晓光的警服洗了又晒，晒了又洗。
那身衣服他只穿过两次，一次是毕业典礼，一次是葬礼。
洗衣液的清香混着记忆里的汗味，让我恍惚觉得他只是出了趟远差。
第五天下午，电话铃响时，我正在给阳台上的仙人掌浇水。
听筒里的声音很沉稳，像医院里的主任医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