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氏杀害魏帝：这么忌讳的事情，是怎么被记载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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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瀛洲海客

编辑：莉莉丝

在诸多古代皇室中，司马氏一直饱受世人诟病，后人对这个家族的评价，也是贬低远超过褒扬。这不仅是因为西晋末年出现的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更是因为司马昭昔年背负的弑君之嫌。

时有魏帝曹髦，欲仿效夏朝中兴之主少康，对专权擅断的司马氏做出反击。于是甘露五年（260年）五月，曹髦亲率宫中宿卫并“僮仆数百，鼓噪而出”；见“众欲退”，司马昭亲信贾充遂指使成济、成倅兄弟二人对曹髦痛下杀手。只见“刃出於背”，魏帝当场身亡，时年二十。

亦如高澄对元善见所言：“陛下何意反邪？”封建时代一位皇帝的遇害细节，也同样写实而又生动地展现在了世人眼前。这不由令人怀疑：弑杀魏帝这么一件犯忌讳的事情，它是怎么被史书记载下来的？

上图_ 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姬晨牧饰演曹髦

一、陈寿最难落笔之处

司马氏废曹芳、杀曹髦，犹如董卓暴行；非但如此，他们还要逼迫太后下令，将曹芳、曹髦打成“负面人物”，以此证明自身反击实属“无奈”。因为，在孟子“君视臣子如草芥，臣则视君如寇仇”的理论指导下，司马氏受到迫害而反击，是“合情合理”的。

对于司马氏冠冕堂皇的借口，世人皆为其所不耻。可不满归不满，真要让他们站出来揭穿司马氏，恐怕也没几个人。哪怕是被誉为“良史之材”的陈寿，也不敢去直接触碰这个禁忌话题。说白了，这么忌讳的事，触之即死。是以此二者，恰是陈寿最难落笔之处。

上图_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

在这种情况下，若直接观察《三国志》中对曹髦之死的记述，便不难看出，陈寿有曲笔之嫌。见于《三国志·三少帝纪》：“五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分明是三位少帝的传记，可陈寿却直接以高贵乡公称呼曹髦；而曹髦当街遇害一事，又分明是石破天惊的“爆炸性新闻”，可陈寿却仍旧“视而不见”，只以寥寥几字略过此事。

这么一来，难免会有人认为陈寿对司马氏多有回护。如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言：“三国志魏纪，创为迥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又言：“寿于司马氏最多迴护。”

难道，陈寿真的放弃了自己的“职业道德”？

上图_ 《廿二史札记》为清代史学家赵翼的名著

二、陈寿的苦心孤诣

在将曹髦之死一笔带过后，陈寿并未有任何点评，而是直接引用了所谓的“太后诏令”，诏曰：“昔援立东海王子髦……情性暴戾，日月滋甚。……此儿便将左右出云龙门，雷战鼓，躬自拔刃，与左右杂卫共入兵陈间，为前锋所害。此儿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祸……亦宜以民礼葬之。”

此处所见，尽是对曹髦的贬低、斥责之语。这份名义上的“太后诏令”，显然是司马氏精心准备的一份说辞，用以堵住天下万民之嘴。陈寿的“嘴巴”，显然也被堵上了；但出于一个史家的“职业道德”，他只能另辟蹊径：

既然不能直斥司马氏的无耻，那就只能通过对曹髦的赞美，来委婉表达出其死亡的不同寻常。所以，陈寿自己的“原创内容”，基本都是直笔，且写出了曹髦“才同陈思，武类太祖”的少年英姿。

上图_ 陈寿（233年～297年），字承祚，西晋时史学家

于是，在《三国志》中能看到一个这样的曹髦：他“少好学，夙成”，即便被立为新帝，一步登天，也没有得意忘形；相反的是，曹髦在抵达洛阳后，又坚持以藩王之礼朝拜众臣，顿时便引来诸多名士的好感与赞美。在正式登基后，曹髦依然谦逊有礼、好学不倦；哪怕处理政务，他也能做到体恤吏民、纠察冤狱、开一时清正之风……

这样的曹髦，与太后诏令中的“情性暴戾”、“悖逆不道”截然相反。恰恰是因为这样的强烈反差，才会更容易引起读者的探究与好奇。因而陈寿此举，就差没直接把“曹髦之死另有隐情”给写出来了。

上图_ 1994年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曹芳

类似笔法，亦在曹芳被废一事中能见到。曹芳被废时，也有太后诏令颁布。但毌丘俭、文钦却说得很明白，此乃“矫废君主，加之以罪”。另外，被打成叛逆之臣的夏侯玄，则被陈寿评为“格量弘济”“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观其人“临斩东市，颜色不变，举动自若”，有大义凛然之态。这样的人，又岂是司马氏口中“包藏祸心，构图凶逆”的奸臣？

更有意思的是“太后诏令”。陈寿的记载是：“大将军司马景王将谋废帝，以闻皇太后。”何谓“以闻”？原来，太后也只是被通知，她非但拿不了主意，就连商议权也没有。

上图_ 司马师（208年—255年3月23日），字子元

据《三国志·明元郭皇后传》记载：“值三主幼弱，宰辅统政，与夺大事，皆先咨启於太后而后施行。”可见，“宰辅”司马师、司马昭才是执政的人；至于郭太后，与当年的汉献帝一般，不过是个“传话筒”罢了。

故而，仅“以闻”二字，既表明了太后“寄人篱下”的无奈，也暗示了司马氏的专横跋扈，并为下文司马氏美化“弑杀曹髦”一事提前做了铺垫。

不可否认，“寿于司马氏最多迴护”并非虚言；但从陈寿的安排中，也不难看出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良知与底线。碍于当权者的淫威，陈寿没法直笔写出曹髦之死的真相，但他却留下了草蛇灰线般的线索，留待后人发微。

上图_ 司马昭（211年—265年9月6日）

三、后来人的情绪反弹

司马昭以臣弑君，何其悖逆？

哪怕他当时大权在握，也有人表达出强烈不满。与司马氏有“通家之谊”的陈泰，当朝放声痛哭，还不顾司马氏的面子，要求追惩凶手；就连司马昭的叔叔司马孚，也“枕尸于股”，直到去世之前，他还自诩为“大魏之纯臣”；还有司马氏日后的擅代与受禅，也或多或少受到了此事影响。可见，这件违背了儒家道德伦理底线的事情，给司马氏带来了颇为消极的政治影响。

及至东晋年间，衣冠南渡，门阀士族的力量一度达到巅峰，“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氏不再高高在上，没了往日强权。

上图_ 司马懿（179年—251年9月7日）

据《晋书·宣帝纪》记载：“明帝时，王导侍坐。帝问前世所以得天下，导乃陈帝（司马懿）创业之始，及文帝（司马昭）末高贵乡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 ‘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从王导对司马氏的揶揄、暗讽中，不难理解：为何曹髦之死的前因后果，能顺利传于后世。盖因在这种风气下，昔日被司马氏强权所掩埋的真相，在诸多史家和小说家的努力下，逐渐浮出了水面。

于是，刘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曾先后引习凿齿《汉晋春秋》、干宝《晋纪》、《魏末传》等资料，将曹髦之死的完整经过给呈现了出来，并将其矛头直指司马昭。而裴注《汉晋春秋》所言“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也成了一句流传甚广的谚语，被后人引申为对野心家的泛称。

参考资料：《三国志》《晋书》《廿二史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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