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军还是解放者？浅谈法国大革命的扩张中的理想与现实

1792-1802年间的法国大革命战争以法兰西共和国为一方，第一次、第二次反法联盟构成了另一方。第一次反法联盟最初包含奥地利、普鲁士和神圣罗马帝国的部分邦国，到了1793年春，不列颠、荷兰、西班牙、皮埃蒙特-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王国、葡萄牙相继加入。这意味着法国要和大半个欧洲作战。出人意料的是，联盟却于1797年10月分崩离析——盟友们要么被法国击败，要么与之媾和，仅剩英国拒绝妥协。然而就在1798年夏，战事重燃，第二次反法同盟包括了：奥斯曼帝国、俄国、英国、奥地利、葡萄牙、那不勒斯。激战了将近4年后，双方都筋疲力尽，1802年英法两国也在亚眠（Amiens）握手言和，该和约结束了法国革命战争。未来战端再启时，那已经是拿破仑的时代，而非法国大革命的范畴了。

大革命战争爆发初期法国的对手们一度相当轻敌。奥地利人曾评估——法军为一群乌合之。普鲁士于5月21日加入战争，腓特烈·威廉二世的副官约翰·冯·比朔夫沃德曾向一些军官保证：“这出喜剧不会持续太久。‘律师军队’很快将被击败，我们秋天就能回家。”

的确，所谓的“律师军队”严重缺乏训练，而许多波旁王朝的职业军官（多出身于贵族）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普奥联军的胜利引起了法国大革命首个重大政治危机。革命党人采取了更激进的手段来应对。巴黎受欢迎的好战分子“无套裤汉” （sans-culottes）在国民卫队的支持下，于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路易十六，1792年9月22日，共和国宣布诞生，1793年1月21日，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1792年9月20日，法军终于在瓦尔密（Valmy）取得了一场胜利后，虽然从战术上看这只是一场小胜，但战略意义却十分深远。

瓦尔密战役

法军在距离巴黎仅150公里的道路两旁建立了抵抗阵地。由于战斗在泥泞地带打响（有时甚至过膝），瓦尔密主要是炮兵间的决斗——双方共发射了约20000发炮弹。法国炮兵经过18世纪后期的改革后居于欧洲领先水准，在炮火支援下，衣衫褴褛的法国志愿军终于鼓足了勇气，发动反攻，并迫使普鲁士人撤退。那天晚间，伟大的德意志作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安慰某些普鲁士军官道：“从此日此地起，世界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而你们都能声称自己见证了其诞生。”11月6日，法国在热马普（Jemappes）对又击败了奥地利人。受此鼓舞，巴黎新的共和议会——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在11月9日发布了《博爱法令》（Edict of Fraternity）。它宣称国民公会的意图是对外输出法国革命，承诺“关爱、帮助所有希望重获自由的人民”，这意味着对欧洲旧秩序的彻底颠覆。

加如法兰西共和国完全贯彻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博爱法令》，那么其对外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自然属于新时代的解放战争。然而，随着法军涌入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并在南方横扫萨伏伊后，革命者实际上已开始抛弃此前标榜的原则。这当然存在务实角度的理由：既然法国要对抗反法联盟中的多个强权，如果不能从被占领的土地上获得资金和补给，而仅仅扮演“自由天使”，那么法国的战争机器将很快无以为继。

12月15日，国民公会废除了上述领土的旧政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回报，当地居民被告知需为自由支付军费。于是，以征服的战利品供养法国战争的制度确立起来了。1793年1月，丹东曾公开宣布：“法国的边界是天然的，我们会在地平线四方实现它们：莱茵河、大海与阿尔卑斯山。”在巴黎激进荷兰流亡者的建议下，超出上述“自然边界”的领土将被转为“姊妹共和国”——法国可利用的卫星国。

法国革命政府对外战争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诚如《博爱法令》宣告的那样，它希望对外输出革命，希望改变旧制度、旧秩序，将法国的经验推广全欧洲，并为许多“被压迫民族”送来解放和自由——这必然激起大量旧政权的激烈反对；另一方面，革命政府也不乏现实主义考量，为了获得与它触怒的大量旧政权对抗的力量，便不得不盘剥压榨它所解放的土地和人民，这反过来可能激起后者的抵触，让人们将法国人视为侵略者。上述矛盾最终导致了法国军队同时扮演解放者和侵略者的窘况。

法国的征服导致了战争螺旋式升级。“自然边界”意味着吞并萨伏伊、莱茵兰和比利时以及荷兰南部一片领土，代表着与联省共和国开战，但法国入侵低地国家也令它与英国的关系紧绷至临界点。两国关系原本因路易十六垮台及《博爱法令》已经紧张，因为英国政治家担心“祸水北移”，故而强烈反对。法国重启了斯海尔德河 （River Scheldt）航运，这本被1648年条约禁止，对不列颠岛造成了直接的战略威胁。倘若法国占据联省共和国，拥有其漫长的北海海岸线以及自称的“欧洲第四大舰队”，那么英国皇家海军保家卫国的压力将会骤增。2月1日，法国对英国与联省共和国宣战。火上浇油的是，他们还在3月7日公开了对西班牙的敌意，这正式确定了两国关系的破裂——裂痕其实已经存在了：西班牙在1792年8月动员了军队，路易十六被处决后他予以了强烈谴责（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亦属波旁家族）。法国在欧洲获胜的直接后果是：它将法国与德意志政权间的危机与另一长期问题（西欧各国的海上竞争）捆绑在一起——这彻底引爆了欧洲火药桶。

这种矛盾性集中体现在海地（Haiti）。这个法国最富裕的殖民地在1791年8月因非洲奴隶起义而点燃了战火，邻近的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西班牙官员立刻开始支持叛乱者；而英国选择支持白人种植园主，他们许诺一旦恢复奴隶制度并镇压叛乱就服从英国的统治。法国的反应至关重要：共和国在海地的长官承认海地人已经获得了自由，宣布废除奴隶制（整个法兰西帝国于1794年2月4日在巴黎经国民公会通过了这一法令）。海底革命者缓慢而又谨慎地倒向了法国一方，其中包括他们最富魅力的领导人之一——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793年9月入侵海地的西班牙和英国被击退，后者在1798年撤离。然而拿破仑掌权后便开始从最初的立场上倒退。1801年末，他派出自己的妹夫查理斯·李克勒克（Charles Leclerc）将军率领的7000人的远征部队起航前去摧毁新生的海地共和国。他本人甚至在1802年宣布恢复奴隶制。而这显然是与《博爱法令》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法军镇压海地独立

另一个经典案例则是如今的波兰国歌《波兰没有灭亡》（Mazurek Dąbrowskiego）。其实它原名《意大利波兰军团之歌》 （The Song of the Polish Legions in Italy），作者约瑟夫·维比茨基（Józef Wybicki）1790年代作为波兰流亡者一员在拿破仑的阿尔卑斯山南共和国军中服役。波兰惨遭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瓜分后，大批波兰爱国者拿加入了法国革命军，波兰军团为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今波兰国歌中还保留着这样的歌词：“我们跨越维斯瓦河，渡过瓦尔塔河/成为真正的波兰人/拿破仑已经告诉我们/如何去取得胜利。”作为大革命的继承者，拿破仑的确曾向波兰人许诺为之复国，这也的确契合《博爱法令》中主张为受压迫民族争取自由的精神，无疑具备某种正当性。然而，拿破仑无意重建一个强大的波兰，因为这会妨碍法国霸权，他设立了一个华沙大公国，然而后者从来无法与历史上的波兰王国等量齐观。

拿破仑军中的波兰士兵

拿破仑在流放圣赫勒拿岛后曾告诉秘书埃马纽埃尔·德·拉卡斯（Emmanuel de Las Cases）说：“我最主要的构想之一是用革命与政治将那些分散的人民整合、集中起来。”拉卡斯后来出版了《圣赫勒拿岛回忆录》（Mémorial de Saint-Hélène），这是拿破仑最受欢迎的传记之一，书中拿破仑也的确被塑造为了一名解放者。就像波兰国歌与法国大革命存在不解之缘一样，意大利国旗——红白绿三色旗最初竟也是波拿巴1796年为奇斯帕达纳共和国（the Cispadane Republic）设计的旗帜。当年法国革命政府与拿破仑曾经信誓旦旦地为意大利人勾勒出一幅统一的美妙蓝图，拿破仑的“大军”中也有相当多的意大利军人。如果只看表象，很容易得出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诚心诚意地要为意大利人赢得自由的结论。然而历史的真相不能只看口号与承诺。法国革命政府在榨取资源方面对它所解放的卫星国可谓心狠手辣。1796年，帕尔马被法国人搜刮了200万里弗，热那亚200万里弗，富裕的米兰则是丧心病狂的2000万里弗（相当于其五年的财政收入）。拿破仑曾经建立了一个定都米兰“意大利王国”（1805-1814），但国王是拿破仑本人，总督则为拿破仑继子欧仁·德·博阿尔内（皇后约瑟芬与前夫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子爵之子）。意大利人从未享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自主。

奇斯帕达纳共和国国旗

法国大革命政府与后来的拿破仑帝国可谓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奇妙混合体，更确切地说，是在理想主义糖衣下包裹着冷酷的现实主义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