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

内容摘要：社会达尔文主义把生物界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能者为王等竞争规则，简单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早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被宣告破产。然而在我们的现实中，却不时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抬头。当前，发展和治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主题。如果没有正确的治理哲学指引，就极其容易走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生活中的绩效唯一化、资源倾斜化、分类固化和歧视化、威权常态化、胜者光环化、生存自私化等现象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形式。许多带有明显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治理方略，往往不能将社会引向良善秩序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是越治越乱，原因就在于其背后的治理哲学是错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竞争万能化，是极其有害的，不仅有损于社会公平，而且会人为绑架治理者。更重要的是，它会阻碍社会共识的形成，撕裂中国，不利于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的成功构建，因此必须给予高度警惕。

关键词：社会达尔文主义、市场经济、自由劳动、科学发展、良善治理
作者：何云峰，上海师范大学知识与价值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234)
基金项目：上海市高等学校高峰高原建设计划之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科项目基金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潮或者行为倾向，即把生物界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能者为王等竞争规律，简单地运用于人类社会生活。这样的简单化处理，对竞争中的弱者、“落后者”没有任何人性化的关照，将人类社会竞争变成类似于动物之间的“弱肉强食”，充满残酷和血腥，罔顾人类的称号。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往往表现为很多形式，并以某种表面上似乎合理或合法的方式表现出来，具有相当的隐蔽性。因此，社会达尔文主义本身并没有多少复杂的逻辑，只是用动物界的规律作为人类社会行为背后的价值准则，但在具体表现样式上却十分复杂。各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行为对发展和治理的科学化十分有害，会严重玷污“社会主义”一词。在倡导五个发展理念的新形势下，对于这些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倡导的观念不相吻合的倾向，必须给予高度警惕。

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历史演变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并不新鲜，不管日常生活中还是学术著述中都不乏其身影。不过，人们对这个概念却很少给予明确一致的定义。从已有文献来看，比较模糊的共同理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将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运用于社会领域。从哲学机理上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典型特点是将生物发展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等同起来，并进一步简单地将生物界的物种进化规律外推到社会领域，看不到二者之问的本质差异。[1]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弱肉强食规律、生存斗争规律，似乎不应该仅仅适用于植物界和动物界，还应该适用于人类礼会。[2]

在对不同的文献表达加以归纳后，笔者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可以概括为一种社会价值观或者思维模式，也就是俗称的行为背后的指导思想(亦可称行为哲学或行事逻辑)。其主要思想可以归结为这样几个物竞天择原理：

1. 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所有的进化过程和群体生活都要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
2. 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适者生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优胜劣汰；
3. 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优胜劣汰的主要生存方式是弱肉强食；
4. 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都遵循胜者为王的生存规则；
5. 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以维系生命体存在为最高的个体生存法则；
6. 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有低等与高等之进化等级的区分。

这六个物竞天择的原理在社会达尔文主义那里是一个进阶逻辑链条：适者生存是普遍法则，优胜劣汰是适者生存的主要表现，弱肉强食是优胜劣汰的结果，弱肉强食必然要推崇胜者为王，因而也就必然要以自我保存为最高目标，所以进化的程度不同乃是因为不适应生物竞争所致。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按照这些物竞天择原理去行动，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会有各种不同的具体变化形式，往往只强调上述物竞天择原理中的某一个方面。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比较常见的表现，是片面强调竞争或泛竞争化，也就是主要表现为套用前述的物竞天择原理中的前三种。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不单单以在社会领域运用丛林式竞争法则的模式出现。例如，在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例子就是纳粹主义者。他们把民族分为高低不同的优劣等级，并据此对所谓的“劣等”民族实行残酷的镇压和侵略政策。纳粹认为，“只有‘优等’种族(当然是他们自己)才有权力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中生存下去，其他的‘劣等’种族必须淘汰掉，以防止他们和优等种族抢夺资源，或者通婚从而‘污染’优等种族的基因。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给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找到了理论基础。此外，在这种理论的支持下，纳粹德国还残忍地杀害老人、残疾人、精神病人等弱势群体，因为他们不再有竞争力，而且对国家的索取大于贡献，等于拖了国家的后腿”。它要求“为了集体(优等基因)的利益，无条件牺牲个体的利益。为了延续他们的‘优等’种族，牺牲再多的人民也是应该的”[3]。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如同昆虫一样，“高等”人种应该消灭低等人种。[4]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之前一段时期，一些种族主义者包括纳粹主义者，都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5] 实际上，各种种族主义的理论根据与纳粹一样也都是进化等级论。随着二战宣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彻底破产，将进化等级论运用于社会领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式已越来越没有市场。不过，其他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却仍然大量存在。

从历史演变来看，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最早被社会学家斯宾塞所采用，始于1877年。[6] 但该词在20世纪30～40年代才真正被大家所广泛使用。今天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虽然在世界范围内以各种形式存在和表现出来，但其思想越来越受到质疑。在其历史鼎盛时期，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是19世纪70年代盛行于英国、北美和西欧的主要社会思潮。作为发展和治理的哲学基础，它很快被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吸纳为主流社会意识形态。随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彻底破产，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深刻地反思，
并逐渐放弃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

严复最早把达尔文主义引入中国(翻译《天演论》)。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却一直没有被广泛地采纳为行动哲学。社会达尔文主义真正对我们的发展和治理产生影响，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建立和欠完善的初期，因为法制的不健全，竞争的合理性范围和有效规则尚没有被充分认识，于是简单地将生物进化中的优胜劣汰规律运用于社会领域，过度崇尚无序竞争，把任何竞争都看成是必要的社会“促进手时事观察段”。在这种情况下最值得担忧的就是，我们的发展和治理活动有意无意地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所俘虏，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因此，笔者以为，在发展和治理的初级阶段，我们最可能出现的错误倾向是，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发展和治理的哲学基础，也就是一味地强调按照“适者生存”、“强肉弱食”的生物式淘汰模式去发展和治理。在市场经济下，竞争是必然的，受鼓励的，因为有序竞争往往有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而且商品交换从形式上是一种等价交换，它“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7] 。但过度的竞争、恶性的竞争、无序的竞争也可能产生诸多弊端。在社会领域还可能出现把竞争过于泛化，甚至将竞争看成解决一切发展和治理问题的万能灵药。这样的竞争主义，就极有可能导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倾向。

当前我国发展和治理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之表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过程中，我们在发展和治理中有许多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做法，值得引起关注。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六个方面的表现：

表现之一：绩效唯一化或唯绩效论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跟所有动物界一样，所有的进化过程和群体生活都要遵循适者生存的规律。在自然界，物种之间及生物内部之间相互竞争，物种与自然之间的抗争，都必然会按照能适应自然界被选择存留下来的基本规律表现出来，这就是所谓的“丛林法则”。

人类社会跟自然界一样也是要适者才能生存的。按照这个法则去治理社会，就必然是只看生存结果不看过程。在他们看来，如何适应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适应者适应了并生存了下来。在现实中，我们不难看到这样的现象：表面上，要“德”、“能”、“勤”、“绩”并重，实际上却是只重绩效不重其他，成为纯粹的“绩效主义”。这背后其实就是把生存当作唯一结果加以重视，而不看过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价值观。特别是，有一种将绩效唯一化的极端表现，但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错误。一些制度设计者、管理执行者、资源控制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信奉着生物个体之间的自然选择原理，从而在许多具体的发展和治理进程中简单地主张残酷的生物式竞争。表面上，他们的逻辑有非常连贯的思维支持：市场经济社会等于公平竞争的社会，因此只要有竞争就是公平的，只要在竞争中战胜弱者就是英雄，值得鼓励和重奖。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任何团队都会不可避免地有末位存在，哪怕该团队是绝对优秀的团队。这就等于说，任何团队成员都有可能被淘汰掉。这也就相当于“有罪假设”。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种错误的核心在于不尊重创造性劳动，不考虑劳动的能力差异性，强迫人们达到某个目标，有强迫劳动之嫌。而强迫劳动是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自由劳动理论的做法。

表现之二：资源倾斜化或扶持论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以优胜劣汰为适者生存的主要表现形式。由于社会生活充满竞争，一旦竞争失利，就会出现生存危机，所以为了能够生存或者为了更好地生存，就必须不断让某些代表自己参与竞争的主体比其他主体变得更加强大，提升其竞争力。

而提升竞争力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取优胜劣汰的方式，有选择性地集中全部资源力量扶持自己的竞争代表。所以，提升竞争力成为资源集中投入和扶持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这种倾向也可以称作扶持主义(如扶强、扶特、扶需)。按照辩证法的“两点论”和“一点论”相互依存的原理，应该在坚持“两点论”的前提下才可有“一点论”。

然而现实中，有的人违背辩证法，将二者颠倒。完全按照“一点论”，将绝大多数资源倾斜到极少数人身上，形成名副其实的扶持主义。强者、特者都已经具有很强的市场竞
争力了，却更多地被关怀着，被继续扶持着，结果强者、特者丧失了竞争能力。需者，在一定意义上属于“人为拔苗助长”，扶持者一旦改变了自己的需要，扶需随即灰飞烟灭。这种错误的核心在于个人政绩观思想膨胀，把重点关照变成了主要关照，而忽略了整体性均衡发展；人为地违背客观规律，扶持所谓的强者，搞类似于“军备竞赛”的泛竞争主义。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内因为根据、外因为条件，违背事物自我发展规律，片面地将外部推动变成主要动力甚至唯一动力，是不符合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的错误做法，最终将受到应有的惩罚。

表现之三：威权常态化或运动式治理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以弱肉强食为优胜劣汰的主要生存方式。他们认为，优胜劣汰能充分展现适者生存，而优胜劣汰的最高表现形态就是弱肉强食。只有弱肉强食，弱者要被强者吞掉，竞争主体才会有最大动力去求生存。由于弱肉强食，所以弱者的意义无非是背景性衬托，给强者提供吞噬对象而已。在这样的价值观引导下，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必然主张要全力支持强者更强，必然选择站在强者一方，因为只有支持强者才有生存的希望，才有光明的前途。于是，在社会治理中，他们就会倾向于把权力集中在维护强者的利益上。这样的权力集中运用，就是威权主义。威权者往往以合法权力的集中运用为幌子，既可以进一步展示所谓的绩效，也可以用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所谓价值。所以，他们会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法把威权常态化，让社会感受到它的存在。

这种倾向之所以被称为威权主义，就是因为它把权力集中地运用于支持强者，跟强者一起以消灭弱者为自身存在的证明。治理者作为治理行为的主导者，当然有治理的权力，也有追求良好治理的义务。然而，社会治理的权力不能简单地以权力作为发号施令的依据，更不能异化为欺凌弱者的帮凶，也不能与强者联合成为“臭味相投”者。有权不仗权、不威权，才是治理者的道德风尚之所在。但是在现实中，我们不难发现各种威权的影子。运动式治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治理者搞运动，今天严查严打，过了这阵风，治理就烟消云散了。这样的治理，效果看上去不错，而且威权的行动往往会立竿见影，但通常都会无法持久。威权的另一个典型表现是以法律规章为大旗，耍威风；或者说，高举着法律的旗帜“耀武扬威”。在提倡法治文明的今天，拿法律法规说话，是无可厚非的，也是有充足理由的。然而，法治社会的法制是非常复杂的，任何公民都不可能熟背每一个条文。这就要求，治理者需要充当法律与公民之间的中介，包括适度的警示、提醒、告知等法治“中介动作”。威权主义的主要错误在于把刚性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运用于治理，不知道如何将刚性权力人性化为社会秩序的粘合剂。当然，笔者所说的威权主义跟日常所说的权威主义要区别开来，威权主义是以凌弱为主要特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而权威主义则是将权威的塑造与维持当作目的的个人英雄主义。权威主义者可能威权也可能不威权，不应该将二者等同起来。

表现之四：胜者光环化或极端个人英雄主义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遵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生存规则。既然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基本规则，胜者当然就有兴高采烈的理由，强者自然也有居高临下的理据。于是，崇拜胜者，敬仰少数英雄人物，必然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普遍价值取向。在胜利的欢呼声中，弱肉强食的血腥和残酷，早被抛在九霄云外，人们看到的除了光环仍然是光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各种奖励和桂冠必然名目繁多，获光环者越来越多地占有荣耀，并且不断自我炫耀；失败者无论多么难能可贵，终究是失败者。整个社会便在波浪式的激励光环中充满欢呼声，实际上却是少数人占据着舞台，绝大多数人当观众。整个社会从而变得物欲横流，个人主义膨胀，拜物教(特别是拜金主义)盛行，少数胜利者趾高气扬，横行天下。不过，今天的胜者明天又可能突然崩塌，被新的胜者欢呼浪潮所掩盖。社会缺乏永恒留存的记忆，只有过眼云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给所谓的成功者颁奖的表面合理的方式，把社会的永恒性磨灭得一干二净。对于所谓的暂时性胜者而言，这种倾向也可以叫做莽夫主义，抱着胜者为王的心态，奉行极端的个人英雄主义。治理者理应是运动会的组织者，而不是裁判员，更不是比赛结束时的颁奖嘉宾。作为组织者，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优秀运动员，并让比赛公平公开进行，是其天然职责。然而，有些管理者的主要手段甚至唯一手段就是给强者颁发奖杯，让强者的光环成为每个人的价值之唯一指示器。这实际上是“山大王主义”或“莽夫主义”的逻辑。将运动会组织者的角色错误地定位为颁奖嘉宾甚至运动员，正是这种倾向的主要表征。其错误在于，表面上是表彰先进，树典型，实际上是角色错位，自我意识紊乱。虽然必要的激励和光环是应该的，但如果将激励泛化，变成形式主义地授予强者光环或者奖励泛滥，那就是不应该的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正是如此过度而不加节制地鼓噪个人英雄主义。

表现之五：生存自私化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以维系生命体存在为最高的个体生存法则。这样的价值取向看上去有非常合理的表象，每个人当然要先生存下来，然后才能讨论发展和其他问题。不过，这样的主张其实只是表面合理，它往往是自私化生存的借口，并以自己的生存作为损人利己的理由。所以，这种倾向也可以称作生存主义。比较直白地说：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活着就是最高的理由！因此为了保存自身的生存，可以不顾他人的死活!所谓生存，被看作是保持人作为生命体形式存在的同义语。生存的确具有自利性和趋利避害性。然而，自利不能自私!现实中，有些人将自己的生存视为道德律令的最高标准，只顾自己的生命，不顾别人的生命，这跟动物界的丛林法则有何区别呢?!

我们周围各种环境污染、水资源被破坏，绝大多数都是这种自私化生存逻辑所导致的。其思想的狭隘陛不言而喻。有的治理者不作为，对此听之任之，甚至维护、偏袒之，实际上就是自私化生存观在作怪。生物界各物种问具有共生关系，人类更是如此。当某些人自私地只为保存自己的生命而损害他人生存权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自我毁灭。道理很简单，人与人是共生的，如果其周边环境都遭到破坏，他们自己也不可能独善其身。所以，生存自私化的错误正在于其自私逻辑的荒谬。这种自私化生存主义者在其发展中不断制造了种族、民族、阶级的他者，以及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灵魂与肉体的对立，而且不断推动、激化着其中一方征服、奴役、消灭另一方；在把自然变成荒芜、把世界变成精神的沙漠之后，它最终将毁灭它自己。在自私化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下，必然普遍存在极端的自私自利，私欲至上，小集团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本位主义，狭隘民族主义等自私化行为。其根本错误在于，它看不到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克服和超越了自私化生存，而应该按照生存社会化的原则去联合行动，自己要活，也要让别人活!

表现之六：分类固化和歧视化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看来，人类社会跟动物界一样有低等与高等之进化等级的区分。既然通过弱肉强食实现了优胜劣汰，那么能够保存下来的往往都是强者。但由于不同的生存竞争激烈程度不同，强者之间的进化程度仍然不相同，因此强者也有高低等级之分。当社会达尔文主义走向极端的时时事观察候，人类往往被等级归类，并用生物进化阶梯去解释，最后成为种族歧视、人群歧视、文化歧视等人类自相残杀的借口。这种先分类贴标签，后歧视对待的倾向也可叫做分类主义。因为它具有“分类”作为合理性借口，使歧视掩藏于分类之中，往往具有非常高的欺骗性。在实际的治理行为中，分类管理是通常采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很符合辩证法所提倡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原则。它本来是很好的治理方法，但是在现实中，分类管理常常变了味道。有的人将分类固化，变成人与人不平等、人被等级化的借口；或者用错误的逻辑将类别变成不平等待遇的合法性根据。

例如，不同民族有文化、语言、思维等诸多差异，但这种差异不能成为民族优劣之根据。然而在历史上，有的人(如纳粹)就恰恰把民族差异等同于民族优劣，并试图用屠杀的方式，淘汰其所谓的“劣等民族”。与纳粹不同的是，我们现实中的分类主义倾向则更加堂而皇之一些，听上去似乎更有合理性。例如，高校曾经被“985”、“211”等类别化，变成不平等的标签，给予天生的无法改变的不平等待遇，甚至落户都会有不同的分数；现在甚至连“三好学生”、“优秀学生”、“重点学科”、“紧缺人才”等都被标签化，赋予不同等级的分值，导致同学之间犹如动物世界，明争暗斗，弄虚作假。不同的治理者制定不同的分类体系，然后赋予不平等的标识，并给予不平等的待遇。

分类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将分类当作区别对待的唯一根据并加以固化和标签化，将不平等合理化和披上合法性外衣，在给一些类别优待的时候，给另一些类别以直截了当的公开歧视。

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具体表现。以上罗列的仅仅是极少部分的现象。如果仔细地考察周边的一切，我们还能够发现更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事实性存在。一个人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种思潮大量存在，却被看成理所当然、不以为然；如果整个社会充满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取向，人与人之间必然被撕裂成不同的社群，甚至在不同个体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处于你死我活的对立状态下，社会就将变成血腥的动物园。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科学发展和良善治理的危害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真正的科学发展和良善治理是极其有害的。当纳粹的极端化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破产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战之后实际上已经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抛弃。这也是二战后资本主义能够继续保持生机的根源所在。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刚刚开始，很多人可能对之不以为然，其危害性很容易被视而不见，久而久之导致多数人反将其视为真理。如果这样的话，那是相当危险的。要防止发展和治理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泛滥，就必须认清其危害，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毫不动摇，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去揭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性。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有四大核心的共同价值观：劳动幸福；关爱底层；缩小差别；联合一致行动[10] 。叫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曾经
把以马克思和他本人为代表的哲学家称作“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正是以劳动为根基去建构人类新的共同价值观。而社会达尔文主义之所以是极端有害的，正是因为它完全违背了这四个最基本的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一切价值的合理性要以自由劳动为基础。而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完全背离了劳动的基础地位，这样的行为哲学对于民族发展是极其有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人类自身的玷污，是夸大竞争作用的“竞争万能论”

社会领域如果按照自然选择原理去发展和治理，那是把人类完全等同于一般动物了。人是高级动物，与一般动物的主要区别在于，人类是整体，人类联合一致行动是人类应当践行的共同价值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将人跟动物一样区分为强者和弱者，让弱者自然淘汰。这跟人类共同主张的底层关爱和一致行动等价值观念完全背道而驰。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人类严重地撕裂为弱者和强者，彼此不相容，弱者被强者所践踏和抛弃，得不到应有的关怀。现实中，那种以自私性生存为行为根据的，跟猪牛马羊的生存有何区别呢?人类从其产生的时代开始，靠的是联合的力量共同抗衡自然力量，而不是靠单打独斗、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方式去求生存。人类的生存是联合性的，整体性的，也是彼此关联的；而不是单独的，个别的，彼此孤立和互相伤害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看到，普遍的竞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从而“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说，“竞争引起伟大的社会变革”。[12] “剧烈的革命”[13] 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看到竞争的积极推动作用的同时，也明确指出竞争万能论是错误的，因为竞争并不能彻底消除不平等，相反如果“默认不同等T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就跟资本主义的天赋人权思想没有什么区别。更为重要的是，竞争还可能导致新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需要竞争，但反对竞争万能论，而且主张通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调节作用，去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必要的、由竞争所导致的不平等后果。马克思指出：“竞争是一部强大的机器，它一再促使我们的日益衰朽的社会秩序或者更正确地说，无秩序的状况活动起来，但是它每紧张一次，同时就吞噬掉一部分日益衰弱的力量。”

其二，发展和治理如果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完全违背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
当劳动幸福作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的时候，公平正义是作为尊重劳动的应有之义而蕴含于其中的。但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否定了这样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在扶持主义思想影响下，表面看竞争是公平的，实际上却十分违背公平正义原则。其实，竞争之外还需要考虑各尽所能的原则。竞争在一定意义上会导致奴役劳动，而这是违背自由劳动的自愿和公平原则的。“竞争贯穿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造成了人们今日所处的相互奴役的状况。”仅以末位淘汰制为例。它将所有人强制性地往同一个绩效目标“驱赶”，全然不珍重人们的劳动，不分青红皂白地对那些即使尽了最大所能的人们加以“淘汰”。这违背了自由劳动的最基本要求，违背了国际公认的劳T法则(反对强迫劳动)，与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原则也完全相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诚实劳动是一切自由、平等和人的价值与尊严之根源。那种蔑视劳动神圣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得到认可，就会彻底破坏社会主义的合理性根基。同样，分类主义和生存主义等现象也都是表面公平，实质上完全违反
了公平原则。分类治理要求的是分类后要达到善治的目标，而不是分类之后只管好的，抛弃不好的。而有的治理者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采取分类贴标签的方式，将那些他们认
为的强者、特者加以扶持，而对其他人则抛弃之。这样的扶持主义实际上连自由竞争都称不上，完全是人为地凌弱扶强。同样道理，生存主义把自己的生存看成优先于别人
生存的地位，明显也是不正确的治理价值观念。

其三，发展和治理如果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将极有可能出现治理者被绑架的风险

扶持主义者将强者、特者扶持起来之后，就自然而然被绑架了。强者在治理者的扶持下如果越来越强大，就不但会丧失自主生存和发展的能力，而且会裹挟扶持者“同生死，共存亡”。强者在治理者的扶持下如果没有越来越强大，则迫使治理者为了保全所谓的形象政绩，不得不千方百计维护其强者的地位。结果导致治理者和被扶持者不得不“千年修得同船渡，万年修得共枕眠”，谁也离不开谁。这实际上就是治理者被牢牢地跟被扶持者捆绑在一起，而受损害的将是全体社会的利益。例如，当我们把主要资源都压在极少数所谓“一流大学”身上的时候，我们何时能够离得开这些大学?大学的领头羊们的表现，就是我们的“造化”。在发展和治理中，类似的例子也随处可见。不少地方都会培育自己的支柱企业、形象企业。我们甚至把其他地方收来的税收投放在这些企业中，希望它们强大再强大，我们也给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们戴上各种代表、委员的政治光环，希望他们带好头，成为其他人学习的典范。然而，代价却是一大批官员可能直接被他们收买、拉下水。当我们丧失了自我的时候，就只能由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命运。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必然后果。

其四，发展和治理如果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将陷入混乱，社会整体不可能达成共识

一旦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制度化、定型化，社会治理的和谐性就不可能实现。当相互间共识无法形成的时候，发展也会最终成为空话。当社会崇尚弱肉强食的时候，弱者的抗争就是必然的。于是，强者和弱者之间必然裂痕不断加深，彼此缺乏信任和共识，最终导致冲突和矛盾不断。今天，当我们批评有的人“仇富”或“仇官”的时候，实际上是只看到了现象。“仇富”或“仇官”肯定是不对的，这毫无争议。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仇富”或“仇官”?的确有的人可能是出于妒忌而心生怨恨，但更多的人可能是因为富者和官者相互狼狈为奸，损害社会公平的基本法则，违背尊重劳动和关爱弱者的基本价值要求，甚至是富者和官者串通起来威权、凌弱，导致弱者不得不起来为生存抗争。其实，很多人“仇”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

总之，社会达尔文主义对社会稳定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许多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的治理方略往往不会将社会引向良善秩序和可持续发展之路，而是越治越乱。这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