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贵:我的抗战(六) 反“讨伐”的日日夜夜

1937年8月下旬，我三师从海伦八道林子出发返回汤原。路经张家湾、双岔头、汤旺河，行至岔巴气三、六军联合办事处时，接到了张寿篯政委的来信。对我三师部队完成了北满临时省委西征先遣任务给予了肯定。在信中传达了省委指示，要我师部队在汤原格区游击根据地活动。所以，我师于9月上旬进驻汤原格节河区王傻子屯。

格节河区委和抗日救国会杀猪宰羊慰劳西征归来的子弟兵，还动员各家各户腾出房屋让部队避风雨、消除疲劳。格节河区委书记小金子组织妇女，帮助战士缝补衣服，烧水送茶，问寒问暖。

上级将青年游击连60余名骑兵交给我师领导，增强了我师的战斗力，这在兵源严重缺乏的困境下，真是“雪中送炭”啊！后来，青年游击连扩编为三师九团，原游击连长任××（绰号任瞎子）晋升为团长。

我师返回根据地仅10天时间，干部、战士很快消除了长期征战的疲劳，日渐复壮。这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的重要性。我师返回汤原不久，发现下江地区敌我斗争形势异常紧张。汤原县委及时向我们通报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向伪三江省神区调丘造整的情况。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于琛（于大头）已被日本关东军司令部选中，任伪满洲国第四军管区司令兼伪三江省省长。日本人大迫大佐和北部邦雄充当其顾问，形成了所谓军政联合的战时军事体制。汉奸与主子使出了“治标治本结合”的毒计。

所以，我师对日本关东军即将发动的疯狂“大讨伐”和政治欺骗、政治瓦解的阴谋有了高度警惕，并作了应急的各种战斗准备。

在敌入发动的“三江大讨伐”迫在眉睫之时，我师在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指出全国抗战爆发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变成了全国抗战的一部分，我东北抗日联军由单独作战变成牵制、配合关内抗战。因此，我军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处境下，进行敌后抗战的作用就更加重要了。为了顶住敌人的残酷“讨伐”，不给敌人造成聚歼的机会，要求全师指战员加强军民团结、官兵团结，共同克服给养和子弹缺乏的困难。我们的战士民族觉悟很高，组织纪律性很强，没有一名战士请假离队。

1937年9月18日，我六军三师部队和格节诃两岸的人民群众，在宝宝山举行了一次震惊北满、威胁伪三江省城佳木斯的军民反满抗日大暴动。

举行大暴动是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采取的断然措施，目的是打击日本关东军策划的“三年消灭东北抗日联军”的阴谋及其“三江大讨伐”的野蛮行径。

1937年8月20日至24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随军从桦川县火龙沟向依兰县境转移过程中，召开了军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赵尚志（北满临时省委执行主席、联军总司令、三军军长）、张兰生（省委书记)、冯仲云（省委常委）、张寿篯（省委执行委员、联军总政治部主任）、白江绪（下江特委书记）、戴鸿宾（抗联六军军长）、冯治纲（抗联六军参谋长）等。会议研究了松花江下游抗日斗争形势，决定在“九一八”六周年之际，领导下江人民举行联合大暴动。会后，依兰、桦川、富锦等县委根据下江特委的部署，作出了积极响应。

1937年9月1日，中共汤原县委书记高雨春在桦川县境内接受了下江特委书记白江绪关于领导人民群众举行暴动的指示后，于9月5日在汤原县凤阳屯高连科家召开了县委常委会议。会上研究了领导群众暴动的具体方案。我三师师部根据军部的指示，制订了配合格区暴动的行动计划，其任务是：七团进驻汤原以东、格节河以西地区，在汤区游击连的配合下，阻击从汤原县城出来增援的敌人，八、九团和师部在格区游击连的配合下，进驻鹤岗以西刘老岗至宝宝山地区，阻击由佳木斯经鹤立向刘屯、景阳屯方向来犯之敌。

毕格节河区、汤原区、龙区、鹤立区的区委和抗日教国会，深入群众做青壮年的思想发动工作。由于汤原靠近省会，敌人戒备森严，部分群众对于暴动的结局不托底，存在各种顾虑。

县委和区委的同志针对这种情况，列举了日本侵略者欠下的一笔笔血债，生动有力地说明了没有国便没有家、没有人民的一切的道理。在共产党员和抗日救国会员的说服教育下，各区的青壮年都决心同日本侵略者大干一场。各村屯参加暴动的群众都按自卫队的编制组织起来。铁匠、木匠集中一起，用群众捐献的废铁打造了土枪、土炮、红绥枪、大刀等武器。许多的老人和妇女都动员起来，用铁锤砸破铁，儿童们也搭起锅灶化铅弹。这一切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

9月16日，汤原县委对各区的暴动准备工作进行了检查。土枪、土炮、扎枪的修造任务和其他各项筹备已全部完成。暴动的时间、行动路线、集合地点、兵力部署都已安排就绪。9月17日夜幕降临之后，格节河区成群结队的人，手持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等简陋武器登上了宝宝山。我们三师的一个连也上山执行保卫群众安全的任务。

9月18日清晨，各村屯的妇女、儿童抬着水桶、担着饭筐拥上宝宝山。山上人山人海，红旗招展，歌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昂。县委书记高雨春发表了激动人心讲话。他号召格节河区人民不要忘记九一八这个悲惨的日子！要配合全国抗战，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高雨春的讲话，不时被群众高呼的“抗日救国大团结万岁！”“日本侵略者滚出中国去！”等口号打断。随后，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有秩序地从宝宝山出发。为了震慑敌人，指挥部派游击连杜景阳在桥头击毙了死心塌地效忠日本侵略军的伪甲长高彦臣。

枪声在宝宝山的上空回荡，驻扎在丁家粉坊的日本守备队吓得没敢出动。守备队长明越急忙抓起电话向汤原、鹤立日本守备队求救，摇了半天昕不见声音，才知道电话线被暴动群众掐断了。暴动指挥部六次派姓苗的交通员给明越送信叫阵，要他带守备队出来较量较量。结果以明越为头子的日本守备队一扫往日的威风，换上便衣，化装成老百姓，沿着北山根溜回了汤原县城。

格节河区暴动群众义愤填膺，捣毁了汤原县城至莲江口之间三座公路桥和汤际县至高立县之间的两座木桥，炸毁了鹤岗至莲江口之间的四号铁路桥墩，致使火车停运数十日。汤原区、鹤立区、龙区的暴动群众与格节河区暴动群众相呼应，在集会、游行之后，锯倒了60余根电线杆，割断了佳木斯与外界的联系，使佳木斯变成了聋城、黑城。暴动的群众队伍在村屯稠密的地方散发了《告同胞书》等6000余份传单，鲜艳的红旗飘扬在丁家粉坊上空。

9月19日，我和周云峰在宝宝山北与高雨春会面，建议他动员群众回家，以免遭受敌人的围攻。我三师师部和八团转移到刘侉屯北，七团、九团转移到太平川北。同日，日军的一个中队从鹤岗出发开到了刘侉屯，我八团展开了阻击战。日军在飞机的援助下向我八团阵地发射炮弹百余发，我军迅速地转移到裕德北，甩掉了敌人的尾追。

格节河区军民大暴动的胜利，在政治上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做亡国奴的反抗精神。

转战下江两岸

格节河区军民反满抗日大暴动之后，日本关东军调动了三个师团的兵力，准备在松花江封冻以后进行“大讨伐”。扬言要毁灭三江抗日游击根据地，肃清共产党，消灭抗日军。在这严峻的形势下，我师一面建议汤原县委及其所属党组织迅速转入地下活动，严密监视和打击汉奸、特务的猖獗气焰；积极帮助军烈属和贫困户收割庄稼，把成熟的粮食收到仓里。一旦敌人发动进攻，我师可以无忧无虑地离开根据地，以灵活的游击战术，寻找敌人薄弱环节打击敌人。

11月中旬，日本“讨伐”队在松花江下游两岸摆开了阵势，杀气腾腾地闯入抗日游击区。石川部队本部进驻依兰；井山部队进驻勃利；熊谷、森村、仓石部队进驻汤原。我师为了避开敌人的进攻锋芒，决定九团化整为零，化装成农民隐蔽在莲花泡附近的各村屯。师部和七、八团从佳木斯西郊渡江去依兰县西湖景。

在我们离开汤原两天后，日军熊谷部队之迁本队倾巢出动，并纠集宪兵、警察130多名，扫荡我汤旺河上游后方密营，焚毁营房10栋。森村、仓石部队分别向我汤东、汤西根据地疯狂“讨伐”，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但是，20天过去了，连一个抗日军的影子都没有捉到。

我三师在依兰东郊西湖景与军部和一师一团会师。我和周云峰向戴鸿宾、冯治纲汇报了部队活动的经过。戴鸿宾肯定了我师的工作之后说：预计日本关东军在三江地区集结的兵力将达四五万人，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年，汤原游击根据地可能遭到敌人更大的破坏，要教育部队作好吃苦的准备。目前，我军虽在敌人大范围包围之中，但仍有可乘开展游击战，只要指挥得当，定能冲破敌人的“大讨伐”；要在反“讨伐”的实际斗争中增长才干，锻炼本领，培养干部。戴鸿宾的这些要求，我在三师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了认真的贯彻。

几天之后，我三师部队告别军部，仍然路过桦川县火龙沟，直奔汤东游击根据地。这时汤东游击根据地已遭到日本讨伐队的血镇压，于家沟、套子里、刘老岗等村屯的无辜群众有上千人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许多村屯被洗劫一空、化为灰烬。为了不使群众受害，我们决定暂时离开根据地。部队从佳木斯东郊过江南，路经大堆蓬，很快到达了桦川县东约30公里的新城镇。

我与周云峰商定，由他指挥七、九团固守一个村屯，顶住敌人的进攻，我率领八团冲过敌人扼守的高地，占领了南面的一座村庄，形成夹击敌人之势。在战斗中我的左腿负伤了，因精神高度集中，没有察觉，直到战局转危为安，才发现鲜血浸湿了棉裤，疼痛难忍。两名战士背着我进了群众的住屋，剪开棉裤才知道子弹射入胫骨端部。当时战斗还在进行，无处寻医找药，我决心自己手术取出子弹。战士和群众找来一把圆头虎钳子和一把剃头刀，用煤油和沸水进行了简易消毒，把伤腿担在一个长形木板凳子上。因没有麻醉药，大家都为我的手术后果担忧，不忍用力压住我的伤腿。可时间宝贵，我对好心的群众和战士进行了安慰，他们才噙着泪花协助我进行手术了。我执刀割开了伤口，血喷出了半尺多高，原来是一粒三八子弹卡在骨缝里。两名战士压住了我的伤腿，由一名力气大的青年用钳子拔出了弹头。虽然骨头有些劈裂，流血很多，但疼痛减轻了。用群众送来的新棉花进行了简单包扎，我又骑上战马继续指挥战斗。

我考虑此地是交通要道，不能与伪军持续打下去，便派通信员给周云峰送信，约定天黑以后，全部撤出战斗。周云峰委托梨树园子屯的王悦给我请医生治伤，然后他带领部队去富锦、宝清游击区活动。

王悦为了保证我的人身安全，当日送我到西山包他舅父老赵家养伤。赵大爷忠厚、朴实，以耕地为业，热爱祖国，拥护抗日联军。为了使我尽快痊愈，他从南大林子请来一位专治黑红伤的于大夫，用祖传医术给我治疗，仅10余日全部排除了脓血，伤口愈合。我养伤期间，赵家和邻居对我关怀倍至，还捕鱼给我吃。这种阶级情、民族爱，使我非常感激。在这10余天内，伪政权两次派人调查我的来历，都被赵家和邻居们机警地掩护过去了。我的伤基本好转后，赵家又用马爬犁送我回到梨树园子屯的王悦家。

送赵尚志去苏联

1937年12月26日，赵尚志、张兰生、张寿篯、戴鸿宾、蔡近葵等北满党和抗联的领导人率领六军保安团、三军一师从依兰县来到富锦县西山包屯（现桦川境内）。他们在老赵家听到我在这养伤的情况后，派人骑着马到梨树园子王悦家来接我。这一天，

王悦和我都非常激动和高兴。临别时，我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感谢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医治枪伤。他也鼓励我为抗日救国再立新功！担心我伤口愈合不久，长途行军不方便，让我骑上他家的大马归队。王悦这种无私的精神，使我终生

难忘。我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亲人。

当天下午，我在西山包屯老赵家见到了赵尚志、张兰生、张寿篯、戴鸿宾等领导，他们对我非常关心，仔细地询问了我的伤情，并安排我同他们住在一个房间。我向他们汇报了几个月来的战斗和伤势恢复的情况，大家都很高兴。在这里，我才知道北满军政领导同志将送赵尚志同志去苏联。原来，交通队长陈绍宾把赵尚志写给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布留哈尔的信送过去之后，又带回了署名海路的信。经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慎重研究，根据苏方的要求推选了赵尚志去苏联交涉求援事宜。1938年7月，陈绍宾和我在富锦县长春林子见面时也谈过这件事。这时我抓紧时间向他们作了汇报之后，要求归队。戴鸿宾军长见我腿伤基本痊愈，就同意让我随军部去萝北。

12月27日，我们从西山包出发，经过哈哈蚂屯，由江南下套子过江，30日到达萝北县公立永屯。我随军部行军五天五夜，每天都是夜间行军，白天研究和探讨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去苏联求援的可能性。因天天同领导吃住在一起，所以也参加了他们的讨论，记得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要求苏联援助武器、弹药和医药。我军孤悬敌后坚持游击战争已6年有余，从民间募捐的子弹已经消耗殆尽，从伪军手中夺取子弹日益困难。因处于敌后，本身又没有制造武器、弹药的条件，所以直接影响到部队的装备。有很多的战斗，因缺乏子

弹由主动变为被动，严重地影响士气。我军在各次战斗中缴获的适于游击战争、便于携带的掷弹筒、迫击炮和轻重机枪，皆因弹药缺乏被迫埋入地下。正因如此，我军就很难摧毁敌人的顽固据点。

我们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是全国抗日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保卫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前哨，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和平建设。从邻邦的意义上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中苏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在我东北抗日联军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相隔千山万水中断联系的情况下，只好要求苏联给予我们武器、弹药和医药的支援。

二是要求为我军提供训练干部的条件。我军军政干部在长期战争环境中，非常需要提高军事素质，只是凭经验指挥，这是远远不能适应战争需要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在小兴安岭创办了东北抗日联军政治军事干部学校，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但由于日本关东军的疯狂“讨伐”，不久便被迫停办。“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为扩大侵华战争，巩固东北后方基地，加紧了对东北的控制，战争更加残酷，战斗更加频繁，许许多多的优秀干部在战场上英勇牺牲了。因此，培养有政治理论、有军事素养的干部是我军的迫切需要。希望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帮助解决政治、军事教材和训练基地；

三是要求帮助我军接通与中共中央的组织关系。中共满洲省委撤销以后，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中断了联系。我军为解决党的领导关系，曾先后派团长刘海涛、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朱新阳去苏联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汇报工作，至今人信皆无，不知何故？在中日战争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我们迫切需要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希望苏联远东军区司令部帮助我军接通与党中央的关系，并及时转递来往的信件。

赵尚志、张兰生、张寿篯等领导同志对此次去苏求援充满着信心，并商定一个月后，仍在萝北集结部队迎接赵尚志和苏联援助的枪支、弹药等其他军用物资。1937年12月31日，赵尚志在萝北县公立永电与我们分别，在三军一支部队的护送下去苏联。但谁也没有料到，赵尚志同志去苏后，苏方矢口否认陈绍宾带回的信，赵尚志直到一年半后，才重返东北抗日战场。

在独立营的三个月

在萝北县公立永屯送走了赵尚志以后，张寿篯向我交待：“省委书记张兰生要在独立营等待赵尚志，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陪同张兰生去独立营，对他的政治身份要保密，有事要及时

向他请示，”1938年1月3日，我同张兰生骑马到了三师独立营的驻地。

六军三师独立营原为云中豪山林队。这支队伍具有爱国热情，他们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号召，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于1936年12月毅然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第六军。云中豪任营长，辖两个连、60余名骑兵。营部座落在梧桐河下游左岸，营房是一个阳光充足、冬暖夏凉的半地下长方形建筑。平时能宿营，战时能做防御工事。这支队伍远离军部独立活动于梧桐河金矿、鹤岗煤矿和三江平原之间，以能骑善射、机动性强的优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

我初次来到这个营，人地两生，首要任务是了解情况。我发现这个营，从收编至我们到达，未曾有过政治干部来工作，也没有建立党团支部。在这复杂的环境里，我深感自己政治责任的重大。为了保卫好省委书记张兰生同志，我做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支队伍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抗日很坚决，对我们从六军军部派来的于部很热情，张兰生在这个营住了一个月，安全地返回张寿篯所在的六军二师部队。

1938年2月初，张寿篯、张兰生、戴鸿宾、张传福、蔡近葵、李振远、徐文彬等，各自率领三、六军部队按预定时间又集结在萝北县公立永屯。张寿篯决定攻打两处边境据点，以胜利的军事行动迎接赵尚志回国。

根据分工：戴鸿宾率领六军保安团、四师二十八团和三军一、九师500余名队伍攻打肇兴镇（萝北县境）；张寿篯政委率领六军二师、三军十师200余名队伍攻打鸭蛋河镇；我率领六军三师独立营和六军二十九团百余名骑兵队伍，埋伏在宝泉岭附近阻击鹤岗方面来的敌人援兵。2月4日夜，戴鸿宾指挥进攻肇兴镇的战斗打响了，攻入城内的三、六军部队遭日本关东军授兵的攻击迅速撤出城外。2月5日拂晓，我军在肇兴城外与乘汽车追击的日军板坂部队发生了一场非常激烈的战斗。打死打伤日本关东军板坂大尉以下三四十名。但我军也伤亡很大，戴鸿宾被迫决定率队入苏求援。

2月5日，张寿篯指挥进攻鸭蛋河的斗也不顺利，只是解除了前屯自卫团的武装。未能攻点后中伪满军某连和警客署的据点。

我带领独立营在宝泉岭阻击了鹤岗方面来的四辆汽车援敌，并诱敌入山利用有利地形进行了一小时战斗，完成了预定的阻击时间，遂撒至鸭蛋河屯。鸭蛋河敌人据点久攻不克，张寿篯决定六军二十九团引路，带六军二师部分队伍攻打都鲁河金矿。尔后，我们返回梧桐河下游独立营的驻地。

三江平原被日本讨伐队搅得天昏地暗，梧桐河下游左岸的三师独立营营房却很平静，没有硝烟，没有枪声。张兰生离开这里以后，我的工作重点由政治保卫转移到部队的思想建设上来。尤其在日本关东军集中了飞机、大炮、汽车、坦克配合步兵部队向我游击区重兵压境的关键时刻，更显得思想建设的重要。这支队伍的主要成分是煤矿工人和失业农民，都有朴素的爱国思想。他们很愿意听民族英雄和革命先烈为国为民英勇牺牲的斗争事迹。

我每次宣传爱国主义都联系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暴行，激发他们的民族感情。干部、战士的思想觉悟提高很快，他们认识到没有国家的独立就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个真理，纷纷表示，宁愿为抗日而死，也不愿跪在侵略者的脚下求生。在此基础上，我又进一步向他们摆清了抗日联军与党和群众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提高了尊重地方党、依靠地方党，爱护群众、依靠群众的自觉性。这年3月，云中豪营长率领队伍到数十里之外的松花江南岸的公路上缴获了敌人的给养车辆，得到了几千斤粮食。这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指战员们的士气。

同年4月，我的伤腿已痊愈，骑马、走路都恢复了正常状态。从这开始，我便带领这支部队进行游击活动。

全营的马匹经过一个冬天，多数都瘦弱不堪，只有解决这个主要问题才能够适应战争的需要。我找到了中共汤原县龙区区委书记（名字忘记了），请他帮助我们侦察了佳木斯江北柳树岛砂汤的日军运输情况之后，便决定在那里解决马匹。

4月中旬，我带领队伍到达了佳木斯江北龙王庙。部队拂晓前埋伏在沙场的各个沙坑里，七八点钟，佳木斯日满土木建筑会社的胶轮马车成群结队驶入沙场。我一声令下，全营指战员突然持枪冲上前去，我立即站在沙堆高处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我们没消耗一颗子弹顺利地挑选了百余匹好马，兴高采烈地返回了驻地。战斗结束后，云中豪营长根据我的指示把部队原有的马匹送还给群众，改善了军民关系。

为了警惕敌人出兵报复，我带领队伍沿着松花江往下游活动，在桦川县境内过江南，偶然与六军二师的骑兵队伍会合了。我们两支队伍向依兰方向移动中，在佳木斯东太平镇与日本骑兵讨伐队遭遇。经过激战，我军撤出了战斗，摆脱了敌人的尾追。此后，云中豪营长根据我的指示，带领独立营返回松花江北进行游击活动。我随着六军二师的骑兵部队到了绥滨找到了参谋长冯治纲。

我离开独立营后，这支部队改为六军二十三团，六军军部派徐国任政治部主任，云中豪任团长。他们在1938年反击“三江大讨伐”的斗争中，由于孤立无援，遭受很大损失，但仍坚持到1939年上半年。二十三团的指战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