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比许世友低一级的耿飚却向他坦言：我的军衔在你之前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相信都对李云龙、孔捷和丁伟在军事学院进修时那段关于“授衔”话题的插科打诨印象深刻，用丁伟的话讲：

虽然只是小说和影视剧中的虚构趣事，但在真实历史上，也确实有这么一段类似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恰是有着“无衔将军”之称的耿飚与“和尚将军”许世友。

有意思的是，建国后的许世友在与耿飚的一次交流中提到了“未来会授什么军衔”的话题，不料幽默风趣的耿飚当即笑着答复他：

此话一出，二人面面相觑，不由分说的会心一笑。

在新中国的57位开国上将中，许世友的资历、军功和排名不可谓不靠前。按照耿飚的说法，如果参加授衔，自己岂不是要位列大将行列？

其实，放眼当时的一众开国元勋们，未参与授衔却有资格被授予大将的大有人在，如程子华、李先念、滕代远等人，都是名副其实的大将之才。

相比之下，耿飚给人的印象更多的还是在建国后从事政治工作的“文官”形象，但实际上，耿飚的风格却和许世友有些类似，早年也是个“猛张飞”式的人物。

1922年底，蒋先云和毛泽覃受教员之托前往水口山矿开展工人运动，到达水口时，二人在当时众多童工中发现一个身体壮实、健步如飞，背着重物也如履平地的少年，来了兴趣的毛泽覃上前一问，才知道此人名叫耿飚。

在毛泽覃开办的工人俱乐部里，耿飚也是备受关注的那个。毛泽覃亲自教他文化，带他学习英语，一系列的施教举措也为他后来从事外事活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早期工人运动期间，耿飚因为腿脚灵活而被任命为联络员。不久后，耿飚带着由水口矿工组成的游击队员参加了红军，担任红3军第9师的侦察参谋。

自幼习武且身体健壮的他在战场上迅速成长，在那个红军装备匮乏，普遍以冷兵器持械近战的年代里，耿飚一把大刀耍得虎虎生风，即便徒手对敌也很难被伤及分毫。

除了勇猛外，耿飚的军事智慧也十分在线。首次反“围剿”的战斗中，红9师师长徐彦刚见26团迟迟攻击无果，索性让耿飚前去查看和督促。结果，耿飚却现场指导全团利用附近池塘旁边的土坎作掩护，冲过封锁地带，沿小路向敌后方攻击，最后一举突破了敌军的防线。

战斗结束后，耿飚因功被提拔为红9师作战科长。随后，在师长徐彦刚的倡议下，红9师正式建立起一个专门培训连、排干部的教导队，而耿飚则被任命为第一期教导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成了名副其实的军事教员。

当然，相比于教授军事知识，耿飚最擅长的还是实战较量。而让他大放异彩的，正是长征初期的那次湘江之战。时任红1军团4团团长的耿飚因身患疟疾，原本是被安排留守苏区的，经过一番对上软磨硬泡后，耿飚才搭上了长征的末班车。

红军在闯过三道封锁线到达最为凶险的湘江边时，面对越来越多的围追堵截敌军，耿飚和杨成武率红4团艰难阻击敌人的围攻。形势千钧一发之际，耿飚再次抡起大刀冲向敌阵，最终为全军突破湘江封锁线赢得了宝贵时间。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一次部队缩编，时任红7军团19师师长的黄开湘改任红4团团长，耿飚则被调往红1师任参谋长。

之后，红军三大主力正式会师于陕北，耿飚与其他师级干部一起进入红军大学学习。在这里，耿飚结识了红四方面军中大名鼎鼎的许世友。

同为红军中的“大刀团长”，同样年富力强、武艺精湛，耿飚和许世友二人很快就有了一见如故的感觉。

在抗大学习的间隙，二人还会时不时的在操场上表演一番自己擅长的武艺招式。有意思的是，不同于拜师少林的许世友，耿飚的武功来自于家传，其父耿楚南便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双钩大侠”。

因此，论拳脚功夫，耿飚自然是不惧许世友的。但为避免伤了和气，耿飚还是建议双方各自表演擅长领域的功夫，也算是“以武会友”了。

抗战爆发后，耿飚与许世友虽然身处天南地北，各自征战一方，但彼此却心意相通。即便多年后相见，二人之间仍有说不完的话。

许世友一生保持着农民的纯朴本色，始终坚守在军事指挥的前沿，即便在古稀之年，依旧挂帅指挥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东线战役；而耿飚则专心致志地从事起参谋工作，由“猛张飞”转变成“诸葛亮”。

加上耿飚又善于学习和接纳新鲜事物，不仅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自学《工程学》而成为红军中的“架桥专家”，还通过长征期间缴获的照相机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成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西行漫记》时的珍贵素材。

正是这种浓厚的好奇、好学精神，让他在参谋长的位置上愈发出色。抗战爆发后，耿飚任129师385旅参谋长，大部分时间都留守在陕甘宁边区。而同一时期的许世友则在胶东“打红了山东半边天”。

至1944年，耿飚奔赴晋察冀军区担任副参谋长兼联络部长，在抗战进入尾声后指挥部队一举收复了被日军占领多年的塞外重镇张家口。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耿飚任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先后参与指挥了石家庄外围战役、正太战役、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占领了数十个县城和军事要点，歼灭了大批敌人。

不过，就当时的总体情况而言，晋察冀野战军在傅作义的压制下打得并不算太好，直至年过花甲的朱老总亲自到晋察冀整军备战，并组建以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委、耿飚任参谋长的“杨罗耿”黄金组合后，局面才有了显著的逆转。

之后，根据教员打歼灭战的精神，耿飚协助司令员杨得志先是策划了清风店战役，全歼国民党整编第3军，生擒军长罗历戎；随后又参加了解放石家庄战役，使石家庄成为解放战争中首个被我军攻克的大城市。

随后，耿飚所在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在参加完平津战役后，第2兵团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9兵团，耿飚继续与杨、罗搭档，担任19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一职。

随着19兵团加入第一野战军建制并陆续参加了太原、咸阳以及兰州战役，耿飚的职业军事生涯也随之出现了转折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周总理的提议下，耿飚脱去军装进入外交战线，成了有名的“将军大使”。有意思的是，在出使瑞典时，当地的武官曾问及耿飚在战争年代的统兵数量，耿飚不假思索的回答了句“大概十几万吧！”这名武官倒吸一口气，肃然起敬地对耿飚说道：

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耿飚因为早已离开军事系统，不出意外地没能参加授衔。而他的老战友许世友则获授上将军衔。

值得一提的是，许世友曾专门就授衔一事询问过耿飚本人的看法，而耿飚则是半开玩笑的对他说：

当然，对于历尽沧桑的两位革命老战友而言，这不过是一个趣谈，但即便耿飚接连错过了1955和1988年的两次全军授衔，但他却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任职记录，即继罗瑞卿逝世后，耿飚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没有军衔的国防部长。

尽管没有军衔，但对一个军人而言，这又是一份难得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