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的第76年

公元960年，后周发生陈桥兵变，大将赵匡胤被拥立为帝，遂是代周建宋，这也是宋朝的第一阶段之北宋。

北宋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它不能说是割据王朝，也不能说是大一统王朝，它属于是局部统一王朝，虽然对比大一统王朝只是一个“弟弟”，并且武力不盛，但它结束了长达七十多年的五代十国大乱世，并与士大夫共治天下，重文轻武剑走偏锋开启了文宋之世，摸索出了一条畸形又与众不同的道路。

北宋的第76年是1036年，为宋仁宗赵祯在位的景佑三年，这是他在位的第14年，亲政的第3年，在前11年是由太后刘娥临朝称制。

这一年在北宋历史上算是很平常的一年，很是风平浪静，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

一是二月宋仁宗“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书计，诏中丞杜衍与三司差择之”。意思是三司的吏人太多了，所以下令淘汰数百名年老多病已无法从事“书计”者，但遭到强烈反抗，三司的朱正、周贵、李逢吉等百人先是跑到宰相吕夷简家门口说这件事，吕夷简是见都不见，又跑到大臣王曾家，王曾倒是见他们了，并且以“美言谕之”，但是“因使列状自陈，既又诣衍第投瓦砾，肆丑言。”

最后这场闹剧是这般收场：“正、贵杖脊配沙门岛。逢吉第二十二人决配远州军牢城，其为从者皆勒停。”

胥吏是指古代政府基层的办事人员，这种职务往往是走不了仕途之人才去担任的，一般只能在基层打转，但因为是操办具体事宜之人，所以有着丰富的办事经验，上可以处理了复杂的政务，下又了解当地民情，可以说是官与民之间的中间人，如果上级官员是空降没有经验之人，往往会被胥吏在具体事务上架空，胥吏也会趁机欺上瞒下，并从中牟取私利，可以说这是古代官僚体系的一大明显弊端。

宋仁宗当时刚刚亲政没多久，想要整治这种乱象也在情理之中，不过也没什么用，毕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是那么一回事。

当然这也不能怪宋仁宗，历朝历代的官僚体系想要正常运转，都是要依靠胥吏辅助，同时自然也要忍受胥吏带来的危害，双方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整治的。

要说整治胥吏还是得看清朝的雍正帝，他在成立军机处集中皇权的时候，是例外的不置胥吏，而是以军机章京承担胥吏的功能，完美的杜绝了胥吏的弊端，不过也仅此而已，他也做不到将胥吏排除在庞大的官僚体系之外。

二是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因为颇受宋仁宗信任，又喜欢玩弄权术，所以执掌朝政，朝廷内外很多官员的升迁都掌握在他手中，因此名臣范仲淹针对这一情况向宋仁宗上书，劝说宋仁宗要亲力亲为，结果是范仲淹被贬知饶州，为范仲淹仗义出言的余靖、尹洙、欧阳修也是被贬到地方为官。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宋代的政治斗争对比其他朝代是宽松了太多，一般是不下死手的，往往是我看你不爽，就把你贬出京城，贬到偏远地方当个小官自生自灭去吧。

虽然北宋内部风平浪静，但外部已经开始惊涛骇浪起来，毕竟这是重文轻武的朝代，出于对五代十国的反思，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羸弱，皇帝的想法很简单，军队可以打不赢仗，甚至可以割地赔款，但是一定要听话，不能再让唐朝的藩镇上演，更不能像五代十国那样武将频频叛变自立为王那般，只要能维持基本的统治，不亡国就行。

所以终宋之世，不只是没有完成大一统，更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威服过四方，反而使得西夏这样地方势力彻底割据建国。

正常来说，当时北宋“时年”76岁，正是年富力强之时，但其实已经是处于多事之秋，西夏的开国皇帝李元昊已经于1032年继位，他并不满足向宋称臣，想要从土皇帝成为真正的皇帝，要与宋朝天子平起平坐，虽然在1036年并没有彻底发作，但是在两年以后的1038年，准备好一切的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西夏。

本来北方的辽国就已经让宋朝君臣很无奈和不爽，李元昊这个臣子又要称帝自立门户，宋仁宗自然是不答应，因此双方爆发战争，结果不出意料，北宋虽然国力可以碾压西夏，但是军队战斗力太弱，最后只能捏着鼻子承认李元昊为夏国主，没有承认其是夏皇帝，保住了最后一丝脆弱的颜面，随后西夏又战胜辽国军队，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宋仁宗虽然以仁治天下，堪称千古仁君，但很明显重文轻武的宋朝更需要的是明成祖朱棣和清太宗皇太极那样既可以“背叛”祖制，又攻守兼备的雄主，所以宋仁宗虽然以仁留名，却是在位时期使得西夏彻底崛起，北宋也是进一步深陷“重文轻武”的泥潭之中，在91年以后，一场耻辱的靖康之耻为其画上休止符。

虽然南宋之后成功偏安，不过重文轻武的本质依旧不变，最后亡国依旧憋屈，同一个错误犯两次，不是愚蠢，而是太过精明，知道重文轻武不对，知道重文轻武会亡国，但是重文轻武是当时可以探索出的最稳妥方法，所以明知弊端巨大，也是依旧用之，哪怕最后自食其果，起码是享受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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