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又退了？教科文的“三进两出”困局

民智评论

作者：黄卓然，民智国际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约2400字，预计阅读时间7分钟）

退群再起：文化多边主义遭遇挑战

2025年7月22日，美国国务院宣布总统特朗普决定于2026年12月正式退出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理由包括该组织存在“反以色列偏见”“推行分裂性文化议题”“亲中倾向”等。

这并非是美国第一次作出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决定。早在1984年，里根政府就曾以“管理不善、被政治利用”为由退出该组织；2017年，特朗普政府首次宣布退出，原因同样包括“反以色列倾向”和教科文组织承认巴勒斯坦为独立国家。

距2023年拜登政府重返该组织不过短短两年，美国再度“退群”，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既体现了美国国内文化的分裂，更体现出文化多边主义在当今地缘政治中面临的挑战。

需要注意的是，特朗普的此次退出不仅指向美国利益优先的战略考量，更具有文化保守化、单一化的倾向。将联合国与美国国内意识形态斗争捆绑，用“woke”（觉醒）和“分裂性议题”等标签，抹黑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DEI）政策。

这一操作既为美国保守选民释放了强烈信号，又通过自身国际影响力来削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信力，同时为“打压中国等竞争对手在全球文化合作平台中的影响力”，以及调整美国文化外交方向预留空间。对于全球文化多边合作而言，这是一次切实的震荡。

美国国内文化战争的外溢

美国此次退出是特朗普反复无常特性的延伸吗？要理解美国的再次退出，就必须将其置于国内政治脉络之下。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长期受到美国国家利益、国内政治文化斗争的塑形。在陈述退出原因时，美国官员指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行的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议题与美国民众支持的“常识性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今年3月美国的政策——特朗普炮轰哈佛等高校，公开宣称“DEI是有毒的，在我们的公立大学中没有立足之地”，不仅将DEI从外交与教育系统剔除，还禁止联邦机关使用包含DEI意识形态的AI模型。

美国在联合国的退出可视为国内文化战争的外溢，有两层目的：一是把文化多边平台塑造成保守主义的“靶子”，以强化特朗普在国内的选民动员能力；二是通过否定DEI议程，重新定义国际文化合作的边界，把传统价值与国家利益挂钩。

这意味着，美国在文化多边机制中不再扮演以往的建设者，而更像是破坏现有规则的批评者。这不仅削弱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有的议题空间，更有用多边文化合作为大国内部政治斗争铺路之嫌。

直接冲击：资金撤出，文化项目受挫

美国原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要建设者和资助方，但近年来其出资比例已降至8%。尽管如此，其退出仍将给组织运作带来一定压力。尤其在文化保护、教育公平、性别平权和全球遗产修复等领域，美国的撤资将直接导致项目融资出现缺口。

例如，大峡谷等美国本土世界遗产项目可能失去国际协作与技术支持，伊拉克摩苏尔的城市重建、跨国性别平等倡议也将因资金削减面临不稳定。

▲重建中的摩苏尔城

此外，教科文组织与美国高校、博物馆及研究机构有大量合作，美国退出意味着这些机构失去了一部分国际平台、研究资金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这不仅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行动力的削弱，也不利于美国自身文化资源的交流和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合作不再是纯粹的公共品，而被迫卷入了大国的权力博弈。

以退为进：削弱多边公信力

相比将此次“退群”视为简单的“抽身”，将其看作实现美国利益的战略性操作或许更为合适。首先，通过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贴上“亲中”标签，美国试图破坏该机构的中立性。

一位白宫官员甚至称中国正利用其在教科文组织的地位“按照自身利益塑造全球标准”。这样的说法，旨在让国际社会对教科文组织的议题导向产生怀疑，同时借助“反中”叙事为美国退出寻找正当性。

其次，美国此举必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文化外交，而更像是转向更“可控”的双边或小圈子合作的信号，甚至或将与其可信盟友开展替代性文化项目。这种做法能绕开多边平台的广泛牵制，实现美国优先的文化议程输出。

然而，这种策略带来的后果，是将文化合作从广泛的多边公共品推向小圈子私有化，瞄准政治同盟。这不一定会影响全球文化合作的公共性，但必然会动摇美国的全球文化领导地位。

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不仅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信力受到影响，也否定了美国作为多边文化机制创始成员的历史角色。可以说，特朗普政府是在用一次“退群”，与美国自己曾推动建立的国际文化秩序决裂。

空缺与机遇：中国与全球南方的接棒

然而，美国的退出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家创造了填补空缺的机会。自特朗普上次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后，中国已成为该机构的最大资金捐助国。

在美国撤资后，中国等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对世界遗产保护、跨国教育及性别平权项目的投入，与其他国家一起完善组织政策制定中的空白。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有助于扩大文化合作的国际影响力，也可以在多边框架下推进自身倡导的“文明互鉴”“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

同时，中国也需要与全球南方国家、欧盟及其他国家共同构建议题共识，将文化多边主义的核心重新聚焦于“教育公平”“文化多样性”“遗产保护”等超越意识形态的公共议题，减少被标签化的风险。通过去政治化的议程设计，增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为全球文化公共品平台的吸引力，才有可能在这场多边文化震荡中重塑新秩序。

文化多边主义的历史抉择

美国的再次退群，不仅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挑战，更是对全球文化多边主义秩序的冲击。当国际公共文化品被裹挟进大国国内政治与地缘斗争中，原本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空间便面临着瓦解的风险。

但危机中也孕育着变革与重建。如何在分裂的国际格局中重塑共识、使文化合作免受意识形态绑架，并让教育、遗产保护与文化多样性继续成为人类共享的公共事业，将成为未来各方必须面对的抉择。

能否在冲突与合作之间找到新的平衡，不仅决定着教科文组织的未来发展，更关乎文化多边主义能否在动荡的世界秩序中延续下去。

撰稿：黄卓然

编务：黄卓然

责编：梁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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