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了千年的书院，迎来了它的最终落幕

1521年，钱德洪于灵绪山的天阁之中，拜王阳明为师。
不久，这一消息传至钱德洪父亲钱蒙耳中，他深感忧虑，生怕此举会影响到儿子的科举之路。
面对父亲脸上的忧色，钱德洪郑重承诺，自己定将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到1522年，钱德洪果然考中举人。
钱父得知喜讯，欣喜若狂。
然而到了1523年，会试的主考官是朱子学派的大学士蒋冕，他因反对阳明心学，便在会试题目中暗含了对心学的讥讽。
结果，钱德洪未能如愿，失败而归。

1524年，钱德洪携弟抵达绍兴，继续跟随王阳明学习。钱父大怒，心想：大儿子就因为王阳明没考上功名，小儿子也要被拐跑了吗？
钱父目睹两个儿子持续师从王阳明，心中忧虑重重，于是匆匆赶往绍兴。
王阳明无奈之下，只好安排弟子魏良政，魏良器等人，陪同钱父游玩绍兴。
经过数十日的游览，钱父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心，询问道：“我素闻心学之盛，但不知你们是否也修习朱子学说？”
魏氏兄弟闻言，笑着回答：“钱老先生，您不必担忧，我们以心学理念研究朱子学说，并应用于科举考试，这不过是易如反掌之举。”
1525年，王阳明门下两名学子顺利考取解元。
至此，钱父方才彻底安心。

史籍所载，书院启蒙于晚唐，其规制确立于五代，而其鼎盛则在宋朝。鉴于印刷技术尚未广泛流传，书籍显得尤为珍贵而罕见。
在唐朝，唯有世家大族的弟子方能享有读书的特权，而寻找学子若想求学，唯有求助于寺院。
寺院之中藏书丰富，这也是唐代文人雅士偏爱隐居的真正缘由。
众多学子选择隐匿山林，刻苦攻读，借此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比如唐朝的宰相杨收，崔从等人便是例证。
这些隐士们的读书之地，逐渐演化形成了后来的书院。
至北宋年代，兴办书院之风盛行，许多声名显赫的书院在这一时期纷纷建立。

公元1523年，科考失败的钱德洪返回了绍兴故里。在那个时刻，他心中满是愤懑。

王阳明见状，淡然一笑，宽慰他说：“不必愁烦，心学之火终将燎原。”

钱德洪听后困惑不解，反问：“现今天下，朝廷对心学多方打压，何时才能发扬光大呢？”

王阳明微笑着解释：“我曾以为心学仅限于书院之内传授，如今朝廷的关注，反而证明它已经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

此后，钱德洪及其同门纷纷踏入仕途，将心学的理念带入了庙堂之上。

到了1584年，朝廷追赠王阳明新建侯的封号，其学说被纳入孔庙的理学体系之中。

至此，私立的书院也开始具备了科举考试的资格。

然而，曾经赫赫有名的岳麓书院，怎么就变成了冶炼厂了？
北宋之际，庆历新政风靡一时。
范仲淹力主将科举选拔与官学培养人才二者融合，意图想要通过这种模式来遏制书院的扩张。
然而，这场改革终究未能成功，书院没有受到实质性冲击。
此后，无论是王安石的熙宁变革，还是蔡京的崇宁新策，均秉承此核心要义，致力于官学与科举的一体化。
至此，想要通过书院之门踏入科举考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众多书院只能被迫关门。
直至1097年，名声显著的岳麓书院，被当地官员迫令改作冶炼之所。

北宋晚期，理学逐步走向繁荣。

在熙宁变法之际，翰林大学士张载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愤而辞去官职，返回故里。

归乡之后，张载创立横渠书院，广收门徒，培育英才。

同时，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创者之一，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先后创办了濂山、宗濂、郴县、濂溪等四所书院。

从此，理学家们通过传授知识，讲学授艺，以扩大其学说的影响力。

程颢、程颐两位先先贤创立了明道书院与伊川书院，秉持“昌明道学”之宗旨，作为办学之根本。

两程所设书院，尽管在言辞上反对门人参加科举考试，实际上却听之任之，甚至讲授内容也趋向于科举考试所需。

诸多程门高徒，诸如邢恕、谢良佐、杨时、游酢、吕大忠、戴述等人，都是在书院深造后进入太学等官方学府，进而取得科举考试的资格，他们在不同年代均荣登进士之列。

事实上，理学若想成为思想主流，政治助力不可或缺。

因而，诸多书院必须依赖门人科举及第，跻身仕途，以巩固其地位。

自南宋以来，朝廷多次颁布禁学令，对理学更是施加政治上的压迫。

然而，以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理学大师，凭借其非凡才智，在残酷的科举考试中崭露头角。

从此，世人才普遍认同，研习理学对科举考试大有帮助。

然而，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在学校贡举私议》一文中，对官学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当时的太学并未真正秉承儒家学说，而仅仅是单纯为了科举名额的存在。

理念虽好，现实却令人失望，在残酷的现实面前，理学家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唯有通过科举之路，方能将理学思想发扬光大。

可谓极其讽刺，又很真实。

黄谦深得朱熹的青睐。然而，他却十分矛盾，因为他的父亲希望他参加科举。结果，朱熹一句话，让他茅塞顿开。

据史册所载，黄谦之父坚决将他送往郡学深造，期望他日后通过科举一展抱负。

然而，黄谦对理学的理念情有独钟，对科举之路并无兴趣，于是向朱熹倾诉自己的困惑。

出人意料的是，朱熹却告诫黄谦，应当遵从父亲的意愿，专心致志于科举考试。

实际上，虽然朱熹的众多弟子对科举考试持有排斥态度，但朱熹却语重心长地教导：“读书人借科举之路为官，既能上报父母之恩，又能下养妻子儿女，此乃人生一大乐事。”

因此，宋代书院并非反对科举制度，而是反对那些心中唯有科举之念的人。

1200年，一代理学宗师朱熹因病去世。
1206年，权臣韩侂胄主导的北伐战争以惨败收场。
朝堂之上，更是将战事失利之责，归咎到韩侂胄一人，而曾受其打压的朱熹所倡导的理学思想，得以复兴。
短短数年间，朱熹创办的白鹿洞书院得到多次扩建，规模宏大，其他书院望尘莫及。
同时，朱熹生前著作正式被纳入太学以及地方官学的教学大纲，成为科举考试的必备内容。
1244年，理学造诣深厚的徐霖一举夺得科举状元的桂冠。
至此，理学思想深入人心，其地位日隆，成为时代的主流。

自明朝隆庆年间伊始，心学与法学间的争议激烈爆发。

在这场论战中，法学派占据上风，使得阳明心学的进程遭受挫折，特别是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期间，阳明心学更是遭受了连连打压。

1579年，张居正颁布严令，封闭全国书院，禁止私自办学。

短短数月，六十余所书院被迫关闭。

直至张居正撒手人寰，朝廷方才对心学采取宽容态度。

然而，科举制度被废除，这也是必然的规律。

不过，心学的发展历程还是很艰难。

明清之际，书院逐步沦为官学的附庸，化身为培育科举英才的核心场所。

至晚清戊戌变法之际，朝廷颁布命令，要求各地的大小书院统一转型，兼容中式与西学之教育。

然而，随着变法的失败，取消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已成为了时代的必然趋势。

1901年，清政府正式下诏，将书院更改为学堂。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存在了千年的书院，迎来了它的最终落幕。

1905年，清政府宣告废除科举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