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陈佩斯重回大银幕，但可能会被骂

片场，陈佩斯在监视器前，看回放。

屏幕里，自己饰演的角色，正经历着人生重大惨淡时刻。他盯着画面，下意识地说：

“太心酸了。”

几秒钟后，这个以逗别人笑为业的老人，眼眶泛红，眼泪落了下来。

这是陈佩斯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戏台》拍摄现场，开机时，他已奔七，这部片，改编自他原创的同名话剧，筹备了七八年，投资方换了好几波。 被资方拒绝的理由很一致，也很伤人：

他们不相信，在这个流量为王的时代，年轻观众会愿意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个古稀之年的老头当主演。

这是陈佩斯重返大银幕时，所面对的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现实。

不过，好事多磨，最终，电影在2025年7月25日上映。

此刻，离话剧原作首演已过10年，而这也是陈佩斯接近30年后，重新以导演、主角身份在电影院里与观众见面。

他不再是那个光着膀子呼噜面条、吃羊肉串的陈小二，以硬桥硬马的无实物表演，征服精神匮乏的一代人；而现在的主流观众，也都是浸染于短视频，打着酷炫游戏的年轻面孔，在互联网熏陶下玩着各种抽象，什么没见过？

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

-憋了太久的劲儿-

2015年，北京喜剧院正式营业，陈佩斯带着他的新话剧《戏台》作为开幕大戏首次登场。

《戏台》故事背景设定在民国初期，一个叫“五庆班”的京剧戏班，正要上演名剧《霸王别姬》。班主侯喜亭（陈佩斯饰）迎来送往，小心翼翼地维持着戏班的生计。然而，意外接踵而至：

要来包场看戏的洪大帅，是个喜怒无常的军阀；他偏偏下令，要把这出悲剧改成喜剧；原本要登台的名角儿金啸天出了状况，一个送包子的伙计大嗓儿又被阴差阳错地推到了台前。

小小的后台，顿时成了一个龙蛇混杂、险象环生的名利场。戏院经理、出逃的姨太太、地痞流氓、各路神仙都卷了进来。侯喜亭这个崇尚传统、洞察世事的老戏骨，为了保住戏班上下一百多口人的饭碗，不得不在各方势力间周旋、妥协，甚至扭曲自己信奉了一辈子的“规矩”。

这部戏一经上演，便大获成功。网络评分高达9.0，被观众誉为“诙谐幽默中带泪”的佳作。陈佩斯说，他感觉自己前面的60年，仿佛就是为了这出戏活的。他在戏里找到了自己一生的缩影：“戏里那些人的苦难就好像我自己的苦难一样地去感受它。”

话剧《戏台》面世十年，演了三百多场。很早之前，陈佩斯便萌生了把它拍成电影的想法。但这个过程，远比他想象的要漫长和艰难。

《戏台》电影版开机时，陈佩斯已经70岁了。但在片场，陈佩斯像一个上满了发条的年轻人。他每天在片场里穿梭，精神头十足。饰演凤小桐的余少群感慨：“觉得这人好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但他又不像一个传统的、说一不二的“大导演”，他觉得自己是来重新学习的——阔别大银幕二十多年，面对的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电影工业”。

因而，他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求知学徒”，“这是我的重新起步，所以我一定要先把技术学好。”他会拉着摄影师，反复探讨镜头的运用和场景的切换，力求在银幕上呈现最佳效果。

然而，在艺术创作的核心部分，他又是那个绝对的权威。他给每一位演员都发了一份长达八页的导演阐述。饰演金啸天的尹正说：“你看完后会明确知道他要什么，看完之后很感动。”这份阐述，详细分析了每一个角色的性格逻辑、行为动机，以及在特定情境下的反应。

他对表演的要求，苛刻到近乎偏执。演员每句台词的节奏，甚至一个睁眼的动作是快一秒还是慢一秒，他都掐得相当精确。黄渤在电影里饰演送包子的大嗓，他说，“佩斯导演对于舞台节奏等有很多坚持。”

这份坚持，藏着陈佩斯对喜剧艺术的纯粹执着，也源于他对喜剧核心的理解，他知道每一个笑点背后，都有其严密的逻辑和悲情的内核。

陈佩斯说，不管演员是什么背景，和他没有关系，他只认作品。他请朋友看戏，也是自己掏钱买票，因为他要的是真实的票房数据，而不是被虚假的叫好声蒙蔽双眼。

演绎洪大帅的姜武说：“他挺性情，还是当年光着膀子上台吃面条那股劲儿。”

这股劲儿，陈佩斯憋了太久。

所以，电影成片到底如何？

以「文娱春秋」的观感来看，节奏上层层推进，笑点靠情节驱动，而非挤眉弄眼的搞怪或夸张的表情言语——仅这一点就见功力。在中后段，各线头拧成麻花，看似混乱，实则内含张力；甚至，一度让我想起英国经典喜剧片《葬礼上的死亡》的癫狂劲儿——两者都有死亡、毒品，以及性笑话。

不过，正因为有六姨太思玥（徐卓儿饰演）的“性笑话”，大概率会让陈佩斯被骂。片子中，六姨太崇拜名角金啸天，疯狂追星并投怀送抱。这一桥段，直接来源于话剧，此前听说影版被删，但成片仍有。

在当下女性思潮泛起的氛围下，肯定会被部分女性观众骂，指责陈佩斯有“物化女性”的嫌疑。虽然，这种“性笑话”是老派喜剧人惯用的，但在如今，的确显得不合时宜。

这一点，陈佩斯需要有思想准备。

-从黄金时代消失-

从7月12日开始，《戏台》点映了十多天，至7月25日，票房累计近7000多万，走势和《长安的荔枝》相当。目前，其累计票房预测为3.6亿。

公映后，票房能否突围，需要看口碑，也要看陈佩斯曾影响的几代人会不会进影院支持。

对，他影响的不止一代，从六零后到七零后，再到八零后，大概都对他印象深刻。

毕竟，他的横空出世，是在四十年前。

内地的喜剧，在1984年的除夕夜，有了一道分水岭。劈开那道水流的，正是陈佩斯。在此之前，中国的文艺舞台是严肃的，教化是第一功能。但此后，“笑”本身成了一种正当精神需求。

这一切，源于一个叫《吃面条》的节目。陈佩斯演的“陈小二”，穿着不合身的戏服，端着一个空碗，用近乎夸张的无实物表演，把一碗不存在的面条吃得活色生香，让习惯了严肃文艺的观众，第一次在电视机前感受到了纯粹喜剧的冲击力。

那一年，他30岁，一夜成名。

接下来的十几年，他和朱时茂成了春节联欢晚会让人期待的定海神针。他是《主角与配角》里，总想把“八路”的戏抢过来的“汉奸”，那句“队长，别开枪，是我！”成了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他是《警察与小偷》里，穿上警服就找不到北的小偷，把小人物乍穿权力外衣后的可笑与可悲，演得入木三分。

在公众眼中，陈佩斯就是那个挤眉弄眼、油嘴滑舌、浑身都是戏的喜剧天才。这是他的第一副面孔：小丑。

但在私下里，他有另一副面孔。

朱时茂说他，“比较严肃、也很严谨，不苟言笑”。他是个“一根筋”的人，为了作品能和朱时茂在排练场吵得天翻地覆。早在1979年拍摄电影《瞧这一家子》时，导演王好为就发现，陈佩斯宿舍的墙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物分析，把他所有戏的动作语言都写在上面，“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演员像他这么用功。”

他的妻子说，他骨子里有一种“平民意识”。这源于他15岁时的经历。那一年，父亲陈强被打倒，他被下放到内蒙古的沙漠戈壁，待了四年。在那里，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中国的底层百姓，知道了饥饿和贫困是什么滋味。这种经历，让他演小人物时，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亲切和悲悯。

这第二副面孔，是一个严肃、较真，甚至有些悲观的知识分子。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两副面孔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但在春晚这个巨大的名利场和权力场中，平衡终究会被打破。

陈佩斯后来回忆，春晚的舞台万众瞩目，但也像一个精密的仪器，每一个零件都必须严丝合缝。为了一个十几分钟的小品，他和朱时茂常常要耗费半年的心力去准备。更让他痛苦的，是创作自由的缺失。他曾坦言，在那个体系里，你必须按照别人的口径说话，按照别人的爱好和习惯去做事，“你不是你，你是他的木偶。”

他的父亲，著名表演艺术家陈强，就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在建国后，陈强算是国内最早的“独立制片人”，自己拉班子拍喜剧，结果被很多老战友、老干部写信骂“掉钱眼儿里了”、“满身铜臭味”。但陈强不在乎，他觉得中国人太苦了，就想让大家笑一笑。

陈佩斯继承了父亲的这份“不在乎”。

最终的决裂，源于一次对尊严的捍卫。

1999年初，陈佩斯和朱时茂发现，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他们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出版了收录他们《吃面条》、《拍电影》等8个小品的光盘。在那个版权意识淡薄的年代，这本是司空见惯的“潜规则”。许多朋友私下劝他们算了，但陈佩斯和朱时茂选择了起诉。

官司赢了，他们拿到了赔偿，但也彻底关上了通往春晚舞台的大门。而这位正值创作力最强盛的初代喜剧人，也从他的黄金时代消失于公众视野。

外界普遍认为，这是陈佩斯事业的转折点，是被“封杀”的开始。甚至流传出他走投无路，在北京郊区的山里承包荒山种树的故事。

对此，陈佩斯自己却看得很淡。多年后，他澄清，离开春晚，对他而言不是落魄，而是一种“解脱”——当然，也有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意思。他曾用“逃离”来形容这次决裂，在一个采访中，他说：“惹不起人家，就逃跑呗！”

后来，对于重返春晚的呼声，他更是直截了当回应：“不是回来不回来……而是去还是不去，我选择不去。”

他要的，是自由。

-站着把钱挣了-

其实，在离开春晚舞台之前，陈佩斯早已开始了另一场与体制的“战斗”。

上世纪90年代初，他想拍自己的喜剧电影。但他发现，当时国有的电影制片厂都不愿意拍喜剧，并且会擅自改动他的剧本。

为了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1991年，陈佩斯成立了一家叫“海南喜剧影视有限公司”的民营企业，后来改名为“大道影业有限公司”。他自己当制片人，自己找钱拍自己想拍的电影。

这是一个勇敢但充满风险的决定。

当时，投拍一部电影需要100万，在1991年，这笔钱根本拉不到投资，只能靠陈佩斯自己去高息借款。而当时的国产影片，仍由中影公司实行“统购统销”制度，每部电影的收购价仅90万，拍一部就赔一部。此外，他的民营影视公司还需要向国有制片厂购买拍片指标。

尽管困难重重，陈佩斯的公司还是陆续拍摄了《父与子》、《爷俩开歌厅》、《临时爸爸》等多部电影。这些电影，无论是拷贝数还是票房，都是当年国内电影的前三名。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挣不到钱。因为当时电影市场管理混乱，票房被偷、瞒、漏报的情况非常严重。公司常常需要派人去各省讨债，有些债务甚至只有几千块钱。

陈佩斯后来用了一个极端的说法来形容那段经历：“你知道你再做下去，你等于是自杀，那我想我最好还是做一个聪明人，自杀就算了。”

1998年，拍完《好汉三个半》后，他彻底退出电影行业。

电影这条路，让他看清了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者，在僵化的体制和混乱的市场中生存的艰难。

在公众视野中沉寂了三年后，2001年，陈佩斯将自己的大道公司重新开张，这一次，他选择了一个寂寞的领域——话剧。

开山之作，是话剧《托儿》。当时，话剧市场一片萧条，体制内的话剧演员都要靠演电视剧来维持生计。所有人都觉得他疯了。但他利用自己多年的人脉，请来了朱时茂、伍宇娟、郭凯敏等一众老朋友助阵。

《托儿》在全国巡演了127场，直接营业收入将近一千万元。

这一次，陈佩斯终于找到了那种“站着把钱挣了”的感觉。话剧的模式非常简单：他创作出好的作品，观众买票欣赏，他获得回报。没有了那些复杂的中间环节和身不由己的妥协。

他形容自己像一个农民，眼前是一片辽阔的土地，有一种“种不过来的感觉”。他享受这种开垦荒地的寂寞与成就感。

在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上，他开始系统地构建自己的喜剧王国。他陆续推出了《阳台》、《亲戚朋友好算账》、《雷人晚餐》等九部话剧作品。他把自己的喜剧理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演员。他成立了“大道喜剧院”，有了自己的排练场地。

他终于可以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用“伺候观众”了。

-回归不属于他的时代-

在这三十年的沉浮中，陈佩斯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喜剧到底是什么？

他的答案是：“一切喜剧都有一个悲情内核。”

这个理念，并非来自书本，而是源于他用自己的痛苦换来的切身体会。他记得，早年拍电影《少爷的磨难》时，有一场戏需要他光着脚在满是蒺藜的土路上追汽车。每跑一步，脚底都被扎得钻心疼，越跑越瘸。而两旁围观的老百姓，却看得哈哈大笑。

那一刻，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也让他顿悟了喜剧的真谛：“每一个笑声都是由角色的痛苦创造出来的。”

这份对“悲情内核”的认知，也让他与同时代许多喜剧创作者有所分野。他不喜欢80年代流行的“伤痕文学”，认为那种表达属于“怨妇情结”，只诉说自己的苦，却没有去反思苦难的根源。

在他看来，那些知识分子下乡的所谓“悲苦”，远不如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农民所承受的苦难。因而，他和父亲陈强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把快乐还给老百姓”，因为“中国人太苦了”。

这种理念，贯穿了他之后所有的舞台作品。从反映农民工生存困境的《阳台》，到如今这部描绘乱世艺人悲欢的《戏台》，他始终在用喜剧的方式，包裹着对小人物命运的悲悯和对现实的讽刺。

他曾说，创作《戏台》的过程让他非常难过，因为戏班的命运代表了一种文明在强权下的被践踏，每一次排练都像是“往自己的伤口里撒盐”。但他坚持，不能把创作者自己的痛苦直接带给观众，“把最残忍、最荒谬的东西，用特别轻松、特别快乐的方式表现出来了，这个是最有力量的。”

这是陈佩斯所理解的，喜剧的尊严。

三十年后，陈佩斯带着《戏台》回到了他曾决绝离开的电影江湖。这一次，他不再是那个冲撞体制的年轻人，而是一个看淡了风云的古稀老人。他清楚地知道，这个时代已经不属于他了。

他甚至不奢望观众能永远记住他，“几十年以后，人一提这仨字，谁，干嘛的，一定是这样，这是非常正常的事儿。”

他现在想做的，是“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事。他觉得自己已经续上了中国喜剧古老的香火，也把自己的所学传给了年轻人，再无遗憾。

电影《戏台》的海报上，陈佩斯一身长衫，对着观众深深作揖，旁边写着：“谢谢您来捧场！”

不少七八零后观众，看到这张海报时，不免都像是穿越了三十年的光阴——感慨万千，唏嘘不已。

从春晚舞台上那个让亿万人开怀的青年，到一个在电影市场屡战屡败的中年人，再到一个在话剧舞台上找到尊严的耕耘者，最后，又回到起点的这个老者。

陈佩斯用他创作力最旺盛的30年，自愿选择从主流和体制离开，舞台上，演着喜剧，现实里却是一出彻头彻尾的正剧——

在荒诞的世界里，一个老派的喜剧人如何活下去。

撰稿｜筱熙

策划｜文娱春秋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