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画饼，洋人插手，十年“难产”的上海造币厂成了谁的牺牲品？

文│宋佩玉

上海造币厂自1919年首倡其议，到1928年底改组为中央造币厂，历时近十年。在爬梳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档案资料、《银行周报》等报刊资料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对20世纪20年代上海造币厂的筹建始末作个案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梳理上海银钱业与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

缘起

近代中国长期实行银两、银元双重货币本位制度。一般而言，小额收付用银元，大宗交易计算则以银两为标准，以元易银、以银易元，辗转折合，十分繁琐，给社会经济尤其是商业流通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民元以后，随着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逐渐确立，银元在商业、日常生活中需求日增，而沪上的银元需求主要靠南京造币厂供应，到1919年始有筹建上海造币厂的倡议。

上海造币厂的筹设，是与中外银元地位的变迁，国人迫切要求废两改元、统一币制的呼声直接相关的。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后，袁像银元（袁大头）得以铸行。由于其制造精美，分量划一，使用方便，因此流通渐广。袁像银元的普及带来了银元行市的统一。1915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与上海钱业公会达成协议，取消龙洋行市，袁像银元成为主要商埠金融市场上的标准准货币。1919年7月5日，上海银钱两业公会又因市面鹰洋逐年减少，出现供不应求的状况，遂通告“龙洋及各新币一律通行，并取消鹰洋行市“。【《申报》，1919年7月5日】基于以上状况，1919年8月，上海银行公会机关刊物《银行周报》载文提出：“沪上英龙既已合并，驱逐英洋，扶植龙洋之征兆，是我国市制统一之极好时机乎？南京一厂，倘以铸数之繁，目不暇给，宜由沪添设分厂。”【徐寄庼：《论旧币改铸新币之必要》，《银行周报》，第3卷第31号，1919年8月26日】但这一建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广泛的重视。

同年11月，上海市面银元存底不足，造成洋厘飞涨，最高时竟达七钱六分八厘，银拆也屡次涨至七钱以上，金融情势至为紧张。华商银行界在提出抑制厘价的三种办法中，重申了在上海建立造币分厂的建议，他们认为：“增设造币厂多铸银元以供市面，应商请津、汉、宁各造币厂，昼夜开工，赶铸银元，上海为吾国商业之中心，需要银元最多，急宜设造而分厂，俾得随时鼓铸银元，供给市面。”【徐永祚：《上海洋厘飞涨之原因及其救济法》，《银行周报》，第3卷第43号，1919年11月18日。】可见，银行界对于在沪建立造币厂的要求日益迫切起来。

民国时期流通使用的袁像银元

另一方面，在华外国商人借口洋厘过高银洋存底缺乏，企图介入中国的铸币事务。1919年10月间，英方陆续提出由外国人在上海建立造币厂，制造银元。【《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1912-1924），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69页】11月间，中国各地英商会通过了这一提案。随即，上海英商会联合会第一届会议作出一个决议：“请中国政府切实进行，停止不用银两，鼓铸全国通用本位币，以及银铜各辅币，设造币厂于上海，俾商民得自用制造，所有其他各厂，当须严行约束，于是统一而制可成。"【《统一银元问题之详情》，《银行周报》，第3卷第43号，1919年11月18日】为了尽快达成这一目的，英商会联合会立即将这项改革计划呈送英国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及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Francis Arthur Aglen），试图凭借英人在华的特权地位，控制势在必行的中国币制改革。

朱尔典接到这份改革计划后，立即作出回应，向北洋政府外交部陈述应行废两改元的意见，并称：“今中国政府如肯采纳英银行家于各商家之意见，果有整顿而制之决心，则设立沪厂开铸银元，实为要图”，“至于银元通用与否，系于信用，故新定之造币厂，宜由中政府直接管辖，辅以外人，庶可造成与外国银！元同等之信用。”【《统一银元问题之详情》，《银行周报》，第3卷第43号，1919年11月18日】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则进一步向北京政府提出：“由政府委任总税务司于上海建设造币厂，直辖于财政部，以一定价格将生银自由铸造银元。”【《税务司请在沪设造币厂》，《银行周报》，第3卷第43号，1919年11月18日】安格联甚至提出如果同意其监办上海造币厂事务，可以用海关改征银元作为交换条件。很明显，朱尔典、安格联提议的关键，都在于直接插手中国的币制改革，安格联更是要求亲手办理上海造币厂的筹建。

英国公使的敦请，海关总税务司的要挟，令北京政府不能漠视新建造币厂的问题。1919年12月3日刚走马上任的市制局总裁周自齐，要求政府进行已在谋划中的币制改革。此后，财政部训令币制局开始讨论此案，要求币制局就如何整顿、如何改革，先行略议具体办法。

墨西哥鹰洋

与此同时，受洋厘飞涨影响至深的华商银行界，更是不能坐视此种紧张情势继续，遂由上海银行公会出面，于 1919 年 12 月初，呈请财政部及江苏当局，在上海设立造币分厂并提出多项理由：“（一）各国造币厂多建于通商大埠，比如，英国设造币厂于利物浦，日本设造币厂于大阪，中国也应该设造币厂于通商交易繁盛的地方。（二）中国现状，国库依赖银行，我国的大银行均集中于上海，公私名机关所需银元，惟银行是赖，若银行不能视市面需要之额，随时向造币厂定铸，将不能担兰起调剂金融的作用。（三）上海开铸银元，物料价廉，运费可省，以大条银付铸，火耗又可减轻，成本必然降低。” 【上海银行公会呈江苏省长及财政部文，《银行周报》，第 3 卷第 45 号， 1919 年 12 月 2 日】 银行公会的这项呈文，可以说是较为详尽地阐明了上海设立造市厂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江苏地方当局接到此项呈文，立即做出批复，认为“所拟分设币厂调剂金融极有见地”，而币制局本来已受财政部训令讨论此案，对公会的建议自然是欣然接受，表示“核办此批” 。 【上海银行公会呈江苏省长及财政部文，《银行周报》，第 3 卷第 45 号， 1919 年 12 月 2 日】

自从英商会联合会提出在沪筹设造币厂之后，当时沪上中外舆论反应也很强烈。1919年12月，《字林西报》就此次金融恐慌发表评论，对于银行公会主张在沪设立分厂的呈请，该报则推测为：银行公会考虑各省造币厂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甚为强固，裁并非常困难，于是主张在沪设立分厂，以协调解决这一问题，而不是贸然直接采纳英商会联合会建立上海独立的造币厂的建议。【《申报》，1919年12月11日】《申报》则于同年12月11日发表了《统一银元之外论》一文，阐述了中国币制紊乱对于商业的影响，建议“造币厂宜设上海，而以雇佣外员之政府机关管理之，如是则可得各方面之信用，亦惟如是始可实收以银元代银两之效也。"【《申报》，1919年12月11日】

在经过中外各界多次讨论并先后上书之后，北京政府最终决定筹建上海造币厂。 1920 年 2 月 13 日，币制局颁令钟文耀为该厂长，张德薰会办厂务，其余各科办事职员均由币制局遴选通晓造币的专门人员分别充任。钟文耀与张德薰于 3 月 20 日启用上海造币厂筹备处关防。

筹建

第一任厂长钟文耀、 总技师赫维特

钟文耀上任以后，设筹备处于上海银行公会，就造币厂事宜多方筹措。

1920 年 4 月，筹备处拟订了造币厂办法二十则，将筹备分成两期。第一期从 1920 年 4 月到 6 月，规定铸币种类、铸数及每日工作时间勘定厂基；绘具厂屋草图并估计建筑费搭经费并编制开办预算。第二期从 1920 年 7 月至 12 月，主要是订定购买厂屋合同；预备祖模；预购附属材料并自制应用器具。 【陶德琨：《设立上海造币厂计划书》，《银行周报》，第4卷第36号，1920年9月28日】

同年11月，钟文耀以1.5万美元的年薪聘请美国人赫维特（C . Hewitt）为造币厂技师。赫维特曾供职于美国政府铸币机构长达24年，对于造币机械的构造与发展，很有心得，且能自己创造铸币机器。据他估计，“沪厂规模将与美国裴拉杜尔裴亚相似，共需经费达二百万元，每日可铸币银元五十万元，全厂约两年开工铸币，机器多可在沪广监置，但有一部分以及原料，须从美国运来”。【《上海造币厂聘请美人之外讯》，《银行周报》第4卷第42号，1920年11月9日】上海造币厂筹备处考虑各省旧厂所用机械陈旧，不甚适用，由此接受赫维特的建议仿造美国费城造币厂，决定订购最新式的机器，以合乎现代铸币的要求。

但是，由于北京政府财政困难，上海造币厂建厂经费的筹集颇费周折。1920年8月，周自齐再次署理币制局。在此期间，造币厂曾打算向美国友华银行借款，但由于该行对借款合同中许多条款不满而拒绝借款，于是谈判不了了之。【《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1912-1924），第1172页】

由美国人设计的造币厂车间

在华英商一直密切关注上海造币厂的筹建进展。1920年11月间，上海英商会联合会第二届年会召开，汇丰银行经理斯蒂特（G H . Stitt）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停止使用银两并于上海设立造币厂，自由铸造银元，对各地造币厂加以有效管理，以求中国货币单位之统一。斯蒂特认为，中国造币厂所鼓铸的银元如果想取得一般信任，至少暂时要有外国专家对各造币厂的监督。为此，他提出：“造币厂应由华、洋总理联合管理之。”【《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1912-1924），第1169-1171页】在此前提下，“外商银行因中国政府经济之支绌，愿在经济上予以暂时之帮助，以供购置基、机器、房屋之用。”【《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1912-1924），第1169-1171页】

对此，上海银行公会有自己的考虑。沪上华商银行自民国创立以来，获得了显著的发展，随着资本的积累，业务的兴旺，与外国在华金融业展开竞争的能力和信心也大大增强。它们认为造币事业如果求助于外债，币制难免受到外人干涉。但现实问题是，北京政府经费拮据，尚且时常仰仗借款，自然没有余力来开办造币厂。在此形势下，如果以公开发行债券来募集开办经费，政府信用不佳，普通民众购买内债库券，应募自然不会踊跃，所以不如由上海银行公会发起组建银团，合力借款给政府作为开办经费。通过这种办法，造币厂既可成立，银团也可在投资库券中获利，并且可以以投资人的身份，监督造币厂的筹设与开办，同时还能推动废两改元、统一国币的改革。正基于此，上海银行公会决定委托在北京的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与财政部磋商造币厂借款问题事宜。

上海金融界希望通过上海造币厂的筹设参与金融业务的管理，而北京政府亦想通过这一举措，改革币政，统一而制，因此双方在筹设上海造币厂的问题上很快达成共识，有关借款的谈判也进展顺利。

碾片机

1921年2月26日，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盛竹书进京订立借款合同。3月2日，时任财政总长兼币制局督办的周自齐、币制局总裁张弧与银行代表冯耿光、盛竹书在合同上签字，宣告借款成立。合同主要内容包括：（1）发行特种国库券，总额通用银元250万元，全数由银团担任发售；（2）借款为购地建厂购买机器等的专项基金；（3）库券年息九厘，每百元实收九十三元；（4）由财政部、币制局训令盐务署稽核总所总会办，自民国十年（1921）四月起，至民国十二年五月止，逐月还本7万元，每月于放出盐余项下，拨交上海中交两行洋7万元，由中交两行如数即日拨交乙方（银团）以备还本之用；（5）上海造币厂之地基房屋及机械全部，开明细帐，附带厂屋机械保险单交存乙方（银团）；（6）乙方（银团）公推稽核员一人，常川驻厂，稽核借款用途，至库券借款全数还清之日止。【《上海造币厂借款合同》，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34。】

上海银行公会为了使此次库券具有广泛参与性与普及性，在借款合同成立后，即在各大报纸登广告，让售上海造币厂借款国库券，通告发出不久，银钱业即认购365.5万元，超出合同借款数额115.5万元。【《认购上海造币厂借款之踊跃》，《银行周报》，第5卷，第9号，1921年3月15日】可见银钱业对于库券投资的踊跃态度。

上世纪30年代中央造币厂厂区图

3月11日，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成立，其成员由上海24家华商银行及若干钱庄组成。总计250万元的借款，上海银行公会16家会员银行摊得200万元。其中中交两行各24万；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上海商业储蓄、中孚、四明、金城、东莱、大陆银行各12万元；盐业银行16万元；聚兴诚、中华、广东、东亚、新华银行各8万元。其余50万，由公会分派计钱业25万元，东陆、淮海、江苏、劝业、中国实业等银行各4万，正利、华大两银行各2万，永亨银行1万元。【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团员表，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228】

借款银团的成立，有力地促进了上海造币厂的筹建工作。从 1921 年 4 月至 1921 年 8 月，上海造币厂筹备处与银团共同勘测地基，最终决定在沪西小沙渡以北的苏州河沿岸地区购买厂基。 1921 年 10 月底，建造厂屋工程开工。厂屋系由通和洋行打样，用招标法由姚新记营造公司承包建筑，全厂用最新式钢筋水泥建筑。次年 7 月，除发电屋、水泥地板外，均已告竣。同时，筹备处于该年 7 月，同茂生洋行、华昌洋行订立购买机器合同。 12 月，向华昌洋行订购库门保险柜，测热器等机器。次年 5 月 9 日，筹备处向新孚洋行订购电线、马力、电灯、电话、电扇、电铃等一切设备。至 1922 年 8 月，各项设备相继运抵上海。照原定计划，建成后的上海造币厂每日可铸造银币约八十万元，如遇市场需要，则随时可以增至百万元。

停滞

造币厂车间内景

上海造币厂筹设初期，筹备处与借款银团就发现预算与实际所需款项相差甚远，因此，续借款问题很快提上议事日程。

钟文耀筹厂时期，当时曾咨询美国技师赫维特，据其预计，筹备经费需200万元。1921年4月1日，财政部改派萨福懋为厂长，萨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对于金融事务较为熟悉。借款银团欢迎政府对萨氏的任命。4月16日，银团董事会会议报告筹备处计划书中的预算部分，“计地一百零三亩，须银廿十二万二千三百八十九两，屋三十五万两，机械美金九十五万二千六百零九元，计一百四十六万五千五百五十二两，共计二百十三万七千九百四十一两”【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会议录（1921年4月16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228。以上三项数目相加应为规元二百零三万七千九百四十一两，特加以说明】。这远远超出钟文耀时期的预算，而且由于银价大跌，白银购买力大不如前，所以萨福懋认为原先所定的200万元预算必须重新修定。

是年6月，由于所借款项周转不灵，萨福懋曾与银团商求继续借款。银团邀集成员开会讨论，提出三条办法：（一）续借款300万元，每月由盐余项下按拨付还。（二）按照原合同第八条，以该厂之地基、房屋为担保。（三）该厂厂长如有更换，须得银团同意。【《申报》，1921年6月18日】萨福懋鉴于银团有续借款的表示，呈请币制局鉴核重订预算，全部用款约需400万元左右，但当局一直没有切实的答复。

此前，借款银团提供的借款250万元，扣除利息、折扣、银团所拿的佣金等项，仅实收190余万元。这项借款已用于购置厂基、建造厂屋、购买库门电线管料，以及缴付茂生洋行第一批机器费用。

1922年10月，萨福懋由于筹款无力，辞去厂长一职。此时，恰逢财政次长罗鸿年下台，银团建议政府以罗接任造币厂厂长。罗鸿年曾在英国学习经济学，长期担任中国银行总司库，并曾供职中华懋业银行，所以银团对于罗氏任造币厂厂长持欢迎态度。

1922年7月28日《申报》之《上海造币厂筹备之经过》

1922年10月3日，罗鸿年到职，审核综计机器建筑等款，未付各款及筹备开铸之费，还需要245万元左右。他商请由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继续借款，使造币厂建设得以进行。为此银团董事会开会集议，允诺代财政部续募库券，但提出此项继续借款，如果没有偿还本息的基金保证，银团将没有与政府磋商的余地。

为此，罗鸿年建议续借款仍由盐余项下增拨，并延长期限，以抵还本息。他亲赴北京与财政部、币制局、盐务署磋商盐余担保一事，初步考虑“拟于前次库券盐余担保每月七万元以外，再加三万元，合计十万元，以三十六个月为期”。【《上海银行公会促进造币厂进行之提议》，《银行周报》，第7卷第11号，1923年3月27日】银团虽然认为还款时间过长，但鉴于借款担保确实，此外又不愿见到造币厂筹建中途天折，遂表示愿意续借款。

当时，财政部总长频频更换，接洽事宜时议时止，进展迟缓。1923年3月，张英华任币制局总裁，改派朱有济为上海造市厂厂长，因事前没有与银团进行协商，引起银团极大不满。

此时，造币厂修建厂屋的工程已经告竣，而订购机器也全数到达，只是因为经费不足，未能安装，每月应付积欠利息约在万元以上。

1923年7月，财政部改上海造币厂厂长为监督，仍以朱有济充任。朱来沪，拟以法统印花税抵借300万元，但是财政当局债信欠佳，凭印花税作抵，银行团不肯借款，续借款计划只能无限搁置下去。

11月10日，借款银团致函财政部总次长暨盐务署督办，请求拨解币厂借款基金延交的8、9、10三个月的借款。由于借款不能按时归还，借款银团对于续借款持消极态度。

上海造币厂办公大楼一层及主厂房设备平面布置图

至此，偿付所耗栈租、保险、过期利息，要求赔偿筹备经费等，月需约4万元，共计20万元，耗费巨大，外商就此事对政府及上海银行团颇多讽刺。1924年2月19日，先前由美商订购的机械全部运到上海，存栈租金及欠付各洋行垫款利息，每月需2万元，筹备处每月经费增至6000元（原系4000元），技师美国人赫维特薪资公费1000余元。【《详述上海造币厂筹备经过及厂长之人选问题》，《银行周报》，第8卷第6号，1924年2月19日】这还只是有形的开支，无形的损失更是难以估量，机器零件及房屋内的电线，均易腐锈，将来开工，还须另行更新。

虽然续借款的谈判一再搁置，但是银团并没有就此放弃这项动议。5月，盛竹书曾赴京接洽借款问题。起初，财政部允诺让盐务署核办此事，仍继续由盐余项下月拨7万元归还，银团亦勉强答应。然而，由于前次借款尚未按期交付，银团成员对于库券信用发生动摇，加上担保问题总是得不到政府确切答复，续借款无法商议妥当。

8月24日，财政部鉴于谈判无法进行，债务无从清偿，而厂内每月耗费6000元以上，于是通知币厂筹备处，“拟将上海造币厂行政部分暂行停止，自监督以下一律裁撤，藉省糜费，仍由部随时筹款，以策进行”，并致函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所有该厂厂基、厂屋、机器等项，应由该厂监督开明细帐，于九月十日以内交由贵公会暂行派员保管。其开支每月以三百元为限，由部发给，所有对外债务及一切纠葛，由部完全负责直接办理”。【财政部公函（1924年8月22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35】总技师赫维特亦以合同期满，解约回国。至此，上海造市厂筹备工作全面陷于停顿。

善后

民国时期的中央造币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南北交战、宁汉对峙，局势的动荡使新政权难以顾及币制改革。1927年年底，宁粤合流，国民党体制内达成停止纷争、继续北伐的共识，主管货币和金融事务的财政部金融监理局便提出“将上海造币厂所有厂基机器等项，由职局接受保管，以便统辖”。【《金融监理局接收保管上海造币厂》，《银行周报》，第12卷第1号，1928年1月3日】次年2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即派唐寿民为上海造币厂厂长，“暂设临时办公处于上海二马路外滩中央银行三楼”。【上海造币厂公函（1928年2月11日发），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230】唐寿民任职之后，拟具计划，积极处理恢复事宜。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克天津、北京后，关内大规模的战事告停。在随即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及财政会议上，经济学家马寅初等人建议，确定废两改元、统一国币的政策，而其当务之急是“宜以迅筹上海造币厂开工及中央银行营业为准备”【宋子文呈国民政府文（1928年4月23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财政经济（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230页】，此外又主张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适当分离，采取把上海发展为全国最大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的方针。国民政府就此推行一系列政策与措施，上海造币厂筹建事宜，重新提上议事日程，拟改建为全国性的中央造币厂。对此上海银钱业总体上持积极态度。

随即，财政部与上海银钱业组建的新银团商定裁兵借款，借约“乙项”中注明，移交上海造币厂所欠银团债务，计“银元三十五万一千八百元”，并解决华昌机器押汇一部分之余欠，计“洋四十一万六千元”。【《裁兵及还旧借款合同》（1928年7月30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档号Q2751－575】借款以盐税、麦粉特税为抵，抵押品随收随解，至合同借款本息清偿之日（1929年6月30日）为止。对此，上海银团方面较为满意，一方面原先收回无着的造币厂借款偿付有望，国民政府财政部承诺的担保条件切实可靠；另一方面，也满足了银钱业要求裁兵、恢复安定的金融秩序意愿。

1930年（民国十九年）上海中央造币厂成立时铸造的银质纪念章

11月1日，中央银行在上海正式开业，随即财政部在中央银行大楼内设立了中央造币厂筹备机构，于11月9日委任郭标为厂长韦宪章、王晓籁为副厂长。

郭标就任厂长之后，即致函上海银行公会，要求将其保管的前上海造币厂所有房屋机械和卷宗等，移交中央造币厂。银行公会遂召集银团开会商议此事，认为：“该厂未经清偿借款以前，其房屋、机器一切仍应作为债权担保，兹先将厂屋、机器、生财等件移交中央造币厂，至所有道契，仍由本团保存。”【中央造币厂致银行公会函（1928年12月15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230】对于银团的这一意见，郭标提出：造币厂所欠银行团债务，业已转移，所有抵押品也重新定为盐税、麦粉特税，所以银团若将厂屋、机器作为债权担保，中央造币厂将不能予以承认。但是，“关于道契保存问题本部为表示信用，在此次债款手续未清以前，所有原存道契暂时仍托公会代为保管。”【中央造币厂致银行公会函（1928年12月15日），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230】对此，银团予以接受。可见，对于原上海造币厂的借款事项，银团和有关当局双方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从而达成谅解，并得以解决。

12月18日，郭标协同中央造币厂筹备主任卢孔生以及续聘的前工程师赫维特，前往小沙渡原厂旧址，向银行、公会收回厂屋、机器等项。银团按约定将厂基契约、姚新记建筑合同、华昌机器合同、茂生机器合同、借款合同、财政部复银团函（关于市厂内部组织方略）、华昌机器保管单等道契、文件仍存浙江兴业银行保管箱内，待借款还清之时再由银团归还。

郭标接收上海造币厂之后，首先是清偿所欠债务，如茂生、华昌等洋行机器押汇，姚新记营造厂之建筑费，华洋各商号栈租、运费，以及银团借款本息等等，约计330万元之巨，并向各洋行收回已经购买的机器等设备，筹备装机修屋。在郭标与债方磋商之下，造币厂所欠债务酌量递减，予以清偿，妥善解决原厂遗留问题。

造币厂内景

1929年8月8日，借款银团召集团员会：稽核员沈籁清报告，财政部已于7月底止，按期如数清偿所欠上海各银行、钱庄的两期库券本息及垫付各款，借款银团解散。至此，地方性的上海造市厂及其一切事宜宣告结束。

上海造币厂的筹设，系由银行公会首创其议，原本是希望通过此举，调剂上海这一金融大埠的资金融通，并参与金融管理，促进废两改元的进行，然而最终却应种种原因而被迫陷于停顿。

币厂筹建的停顿从表面上看是因为资金不足的缘故，但透过这一表象，我们发现深层的原因还应该从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去寻找。

袁世凯死后，皖系、直系、奉系各据一方，展开激烈争斗。军阀混战，使政权分散，权威随之式微，这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当时任何一派力量都没有能力进行全国币制统一的改革，表现之一就是财政总长一职随政局的变动更换频繁，币制局等机构人员则随财长更替而进退。【从1919年12月至1923年12月币制局裁撤止，督办一职先后由李思洁、周自齐、高凌霨、张弧、董康、罗文干、刘思源、王克敏担任或兼任，总裁先后由陆宗舆、李思洁、周自齐、张弧、徐世章、徐佛苏、张英华担任或兼任】造币厂筹设4年间，厂长四易其人，政府无视银团建议，直接影响了银团对于政府的信任，继而妨碍到续借款的成立。

位于光复西路的原上海造币厂大楼

纵观上海造币厂筹设及其改组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货币制度的改革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在筹设上海造币厂的初衷上，上海华商银行业与北京政府是一致的，但是银行业对于政府在筹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却非常矛盾。银行家一方面希望政府不要过度干涉造币厂的事务，使造币厂主要由银行业通过经济规律来进行控制，另一方面又希望政府提供强有力的保证，给予多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但是现实与期望往往会有差距，银行业在谋求币制改革的过程中，渐渐对政权的软弱无力表示不满，意识到只有从中央集权的良好秩序中才能获得发展的保障。在银行家看来，国民政府也许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对后来把上海造币厂改组为中央造币厂事宜，他们普遍持合作的态度。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