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隋唐五代时期列朝列国志】唐朝（三十四）：唐武宗2

唐朝（三十四）：唐武宗2

d.严刑峻法

李炎继位后，在政治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最突出的表现是，以严刑峻法为中心，对贪腐现象进行严惩，并。会昌四年（844年），李炎听从李德裕之言，裁汰冗官两千多人。

李炎立法极其严峻，尤其对官吏贪赃枉法的惩治，更是从重从严。开成五年（840年）正月，李炎在即位赦文中宣布：“在开成五年二月八日之前，除了十恶不赦、背叛国家、故意杀人、官员贪赃枉法，这些人不予释放，其他罪犯不管罪行轻重，全部释放。”李德裕入相后，肃贪廉政建设就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展开了。会昌元年（841年）正月，李炎下诏：“朝廷刑罚，理当一视同仁，官吏贪赃枉法，不应该有特殊待遇，内外文武官如果收入脏物丝绢三十匹，全部处以极刑。”二月，他再次下敕，对官吏贪污满千钱的，即处以死刑。这样以诏敕的形式，规定严惩贪污的标准，不难看出武宗君相对廉政建设的决心。

考诸史籍，会昌一朝对官吏贪污的惩治，始终没有放松。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李炎加尊号后，又宣布大赦，但仍将“官典犯赃”与十恶、叛逆、故意杀人等罪行并列，不在赦宥之限。会昌五年（845年）正月，再次大赦，但对官吏犯赃依然不予宽宥，并说：“除去恶人，进贤纳士，将命令执行起来，惩治贪赃枉法的官吏与罪犯，这好比天降神灵，廉政建设也有所成效。” 显然是对会昌年间严惩贪官政策的肯定和自誉。

e.吏治建设

关于会昌时期的廉政建设，举措值得称赞的尚有以下事，会昌元年（841年）十一月，御史台奏请调整京城文武百官及庶人丧葬事，以为官员大办丧事，难免借机变相受贿行贿，堕败政风，对此进行限制，无疑有助于政风的廉洁。唐代官俸不高，许多官吏的薪俸收入，尚不能养家糊口，还有许多地方薪俸发放不及时，这样就难免心生他念，转而刻剥于民以自奉。另外唐人重内轻外，多个愿到外地为官，特别是不愿到边鄙之乡或气候等条件恶劣之地任职，结果造成了京师及一些繁华之地官吏冗多，而有些地方则缺官少吏。为解决这个问题，开成五年（840年）三月，李炎即位不久，就下制调整百官俸料。李德裕入相后，这项工作就具体展开了。

会昌元年（841年），李炎采纳中书门下的建议，下诏保证官员的薪水及其按时发。这项措施，乃是稳定官吏队伍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个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官员能否安心于本职工作。会昌时期严格薪俸发放的管理，就是试图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来加强官僚队伍的建设。

又据史载，李炎君相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赴京赶考的的官人都有债务，上任是才还债，以至于他们贪赃，罔不如此。……债务的积累，古时便亦是这样，和现在的也都差不多”。单靠严刑峻法，是不能完全解决的。既然贪污的产生与俸禄的产生有密切的联系，那么就必须从他们的实情出发解决其实际的困难，如为解决官吏的京债问题，会昌时增加了他们的薪俸，同时国家借款给他们以偿债，“月选官允许借钱，可加给两月俸料，待遇优厚”，这种方法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赃枉法问题，但一定有其积极的作用。会昌年间的吏治建设，虽然没能最终扼制唐朝渐近衰落的趋势，但会昌朝局在整个中后期，还算相对景气的一个时期，其间所以能取得对回鹘战争的胜利，并平定了泽潞镇，与此都不无关系。

为整肃政风，会昌时期严禁官员无节制的游宴，并取缔了进士曲江集宴。李炎在会昌元年（841年）三月所下的一道诏书中说，“州县官，比闻纵情杯酒之间，施行喜怒之际，致使簿书停废，狱讼滞冤。其县令每月暇日，不得辄会宾客游宴。其刺史除暇日外，有宾客须申宴钱者听之，仍须简省。诸道观察使任居廉察，表率一方，宜自励清规，以为程法。”唐代官吏按规定都有宴会钱，这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不正常的消费活动，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官员往往游宴无度，如此不仅造成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也助长了奢侈之风，堕败社会风气，在民众中造成恶劣影响。而更重要的是，官吏因嗜酒贪杯，耽误办公，严重影响了政府机构的办事效能。因此，李炎下诏禁止官员游宴，其意旨就在于促进政风的廉洁和政府形象的改善。而李德裕奏罢曲江宴，主要是为了防止官僚小集团的形成。

②军事 a.处置卢龙镇

会昌元年（841年）九月，卢龙军乱，牙将陈行泰杀节度使史元忠，自主留后，派监军以军中大将名义上表朝廷求节钺。李德裕不允，他对李炎说：“河朔事势，臣所熟谙。比来朝廷遣使赐诏常太速，故军情遂固。若置之数月不问，必自生变。今请留监军傔，勿遣使以观之。”果然不出李德裕所料，军中杀陈行泰，立张绛，再求节钺，朝廷仍故意拖延。后雄武军使张仲武请发兵进击张绛，李炎恩准，遂以张仲武知卢龙留后。李德裕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很快地平定了卢龙军乱。

b.平定昭义

在平定了卢龙军乱不久，又发生了昭义镇对抗朝廷的事件。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节度使刘从谏病死，其侄刘稹欲仿效河朔三镇惯例，要求袭任节度使职务。当时反击回鹘侵扰的战事刚刚结束，在李炎与宰相讨论此事时，宰相多认为回鹘余烬未尽，边境还要加强警备，再讨伐泽、潞，恐怕国力难以支持，主张同意刘稹的请求。谏官和群臣也都表示赞成。李德裕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讨伐。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一军素称忠义，尝破走朱滔，擒卢从史。”他还进一步分析说：“从谏跋扈难制，累上表迫胁朝廷，今垂死之际，复以兵权擅付竖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则四方诸镇谁不思效其所为，天子威令不复行矣！”李德裕还向李炎分析当时的军事形势，胸有成竹地说：“稹所恃者河朔三镇。但得镇、魏不与之同，则稹无能为也。……苟两镇听命，不从旁沮桡官军，则稹必成擒矣！”李炎听了，高兴地说：“吾与德裕同之，保无后悔。”于是决定对昭义镇用兵。

李德裕奉命起草诏书，派李回出使，宣谕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为朝廷立功，二镇节帅都到城外迎接，接待极为恭敬。接着便命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与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合力讨伐，并决定于七月中旬，各道兵马一齐进发。

李德裕总结了贞元、太和年间朝廷伐叛的经验教训，一是各藩镇出兵才离开边境，军饷便由国家负担，则藩帅迁延不再进军；或是取得一县或一栅寨，都以为胜捷，也逗留不前，因此多是出兵无功。这次刚一进兵，李德裕即奏请命王元逵径取邢州，何弘敬直取鄜州，王茂元取泽州，李彦佐、刘沔取潞州，不攻取县邑。因此，各路兵马似尖刀一样，直插入叛镇的心脏地区。二是监军干预军政，束缚了将帅的手脚，指挥不力。李德裕又和枢密使杨钦义、刘行深商定，监军不得干预军事，只取少数兵自卫，赏罚与将帅一视同仁。这样“号令既简，将帅得以施其谋略，故所向有功”。魏博何弘敬出兵迟缓，李炎命忠武军王茂元向魏博方向移动，何弘敬大惊，怕引起内部军变，仓皇出师与刘稹开战。

李德裕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他随时注意前线作战的进展情况，善于抓住薄弱环节，及时正确地处理一些军务。当他发现晋绛行营节度使李彦佐从徐州出发以后，行动迟缓，尚未交战，便立即上奏李炎，认为李彦佐顾望不前，没有讨叛的意思，及时改派骁将石雄取代他。石雄代替李彦佐后第二天，即进击乌岭，连破五寨，俘杀叛军数以千计。王元逵进击尧山，又击败了刘稹的救兵，立了战功，李德裕则立即奏请李炎，加授王元逵同平章事，大力表彰他的功劳，以激励他将。八月，昭义大将李丕前来投降官军，当时有人怀疑他是诈降，李德裕对李炎说：“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问诚之与诈！且须厚赏以劝将来，但不要置之要地耳。”这一做法，有利于分化瓦解叛军。九月，叛将薛茂卿攻破科斗寨，俘虏官军河阳大将马继等，劫掠并焚烧了十七个小寨。当时，人情汹汹，有人扬言昭义镇蓄养了精兵十万，粮草足用十年，难以攻取，李炎也有些动摇。但经李德裕劝说，李炎坚定了信心，当即对宰相说：“为我语朝士，有上疏沮议者，我必于贼境上斩之！”朝官们于是安定下来。

李德裕感到河阳兵力较弱，一旦被叛军击溃，将影响整个战局。他奏请李炎，马上从忠武军调拨五千人，增援河阳军，并请求李炎赐甲一千副，弓三千张，弦箭三万支，陌刀二千口，绢三万匹，及时补足了军事装备，很快稳住了阵脚。

在讨伐昭义镇的过程中，李德裕还善于听从部下的正确建议，加快了讨叛战争的进度。会昌三年（843年）八月，邢、洺、磁三州先后投降。刘稹的部将郭谊、王协见势不妙，遂谋杀了刘稹，投降唐军以赎罪。李德裕认为昭义镇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郭谊等是罪魁祸首，应该加以惩治，李炎赞同，命石雄将郭谊、王协等祸首械送京城。

李炎平昭义之乱是唐王朝干涉地方藩镇割据的最后一次胜利，对于提高唐中央朝廷权威和增强对地方藩镇的控制力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战争结束后各路割据藩镇重新遵守朝命，唐朝在形式上获得了统一。

c.平河东乱

正当官军大举讨伐昭义镇时，会昌三年（843年）十二月，在调动太原横水戍卒时，因赏赐不足，军士哗变，他们推都将杨弁为首，攻占了太原。这时，朝廷中又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有人建议两地都要停止进兵。会昌四年（844年）正月，被李炎派往太原以观察虚实的中使马元实，接受杨弁的贿赂，回朝危言耸听，大肆为杨弁虚张声势，说杨弁兵多将广，列队长达十五里，盔甲刀戈，耀眼夺目，且物资充足，扬言不可讨伐。李德裕明察善断，当场诘问得马元实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李德裕上奏李炎说：“杨弁微贱，决不可恕。如国力不及，宁舍刘稹。”即时请下诏，调兵进击杨弁。最终河东监军吕义忠擒获杨弁，将其槛送京师处斩。杨弁的兵变失败，坚定了朝廷对讨伐昭义镇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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