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黑格尔哲学及其影响

黑格尔哲学及其影响

作者丨伽达默尔

↑黑格尔

对于一个高等院校的教师来说，进入一个具有学术素养和专业造诣的人们的圈子既是冒险的，又是很吸引人的，因为这些人不象他那样受那种习惯上与学校班级有关的感情的约束。我愿让你们了解一位思想家的道路。他的工作在一个罕见的和确实独特的领城里已经变得高深莫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位活着的人能够理解并在思想上重现黑格尔的工作，以便立刻或经过一番努力之后，使得黑格尔的任何一段陈述变得完全易懂。

这里有一件黑格尔拜访歌德的著名轶事，由于年高德劭，歌德通常总是引导着与别入的谈话。但这次他竟异常安静地坐在桌边，而那个据说是操着特别难懂的斯瓦本口音的客人黑格尔却异乎寻常地健谈。后来，当客人走后，当时曾坐在桌旁的歌德的儿媳问道：“那是位什么了不起的客人？”对此，歌德答道：“那是德国第一流的哲学家，从柏林来的黑格尔教授。”也许这种情况可以提醒我们，黑格尔属于歌德时代，并且，他们都以无与伦比的方式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歌德应当被称作是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的象征。由于他的天才和令人钦佩的品格，终于成为魏玛宫廷的统治者。世界对他的朝觐就象对待一位精神君主一样。另一方面，那位古怪的柏林教授以其纯斯瓦本方式和在其著作中反映出来的高超的抽象思维，竟然成为19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导师。比起其他任何伟大的思想家来，他是一位更有影响的人物。关于他的真正形象，引起了各学派之间的斗争；关于他的哲学的真实意义还存在着意见分歧。象任何一位世界伟人去世后的情形一样，黑格尔的去世引起了一系列思想冲突，从而分裂成黑格尔左派和右派，他们就黑格尔思想的真实内容展开了斗争。

在黑格尔同时代人中，歌德肯定是最有影响、最有才智的人。然而甚至连他也不能真正读懂黑格尔。这是有据可查的。黑格尔曾经送给歌德一本《精神现象学》。在卷首的一页上，歌德就对其中的一段极为不满。显然，他已经开始阅读此书，但并没有读完第一页。当他注意到黑格尔写的是一些使他非常厌恶的东西时，感到非常惊讶：“蓓蕾随着花朵的开放而消逝，人们会说是前者被后者所否定。”众所周知，歌德，这位曾使对手相信了自然和人类历史的所有爆炸性理论的人，恰恰也一直把物体有机生长的奥秘当作人类正确思维模式的范本。因此，他放弃了黑格尔的书。现在在你读过那一页之后，你就注意到，如果歌德翻过那一页的话，就会发现这段话用了一个“但是……”，接着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意思，进而证实有机体的统一。因此，歌德自己根本没有意识到他与黑格尔在精神上是存在共鸣的。然而，他对黑格尔总是怀有偏见。这种偏见甚至很少顾及这样的事实，即在反对牛顿光学理论中黑格尔属于他的辩护人（作为歌德颜色学说的支持者）。

↑歌德

众所周知，歌德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他却自认为是一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建立了论述自然（特别是光）的真正方法和与牛顿对立的真正物理学的有效性。当然，黑格尔、谢林、叔本华和歌德所一致坚持的颜色理论并非完全没有材料依据。但如果他们据此把自己看作卓越的物理学家，那就太轻率了。然而，在歌德对牛顿的痛苦的论战中所反映的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现象：现代自然科学显然已经作为一个确实起改造作用的事实进人了世界，并且结束了依赖自然现象和经验而不借助于数学抽象的传统的科学观。

现代经验科学在17世纪伽利略和惠更斯的力学中找到了自己最初的基础；在力学方法论指导下，它进一步说明并引出了各个领域的知识；最后，它甚至企图——并且这也是我们目前的状况——以科学控制的主张来征服社会现实，并对它进行领导。那种认为哲学是科学女王、是一切知识的精髓和人类每一种可能知识的包罗万象的构架的想当然的主张，在17世纪基本上已经不再时兴了。黑格尔是敢于在其思想中坚持那个骄傲主张的最后一人，他明确强调哲学是一切可能知识的构架和包罗万象的总体。在黑格尔之后仍有人试图坚持这种主张，这发生在院校的学术界，由哲学教授们反映出来，然而它不再是世界历史现实了，不再像柏林时期的黑格尔教授所认识的那样。

黑格尔试图在一种宏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内对自然与历史、自然与社会做最后的综合。当然，由于这种综合将那种最古老的主张——即希腊关于通过存在的理性进行思辨的主张——发展到了顶点，因此，它很快就丧失了自己的声望。1854年，大约在黑格尔死后的20年，鲁道夫·海姆发表了一本颇有争议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评论。这本书从对黑格尔哲学迅速衰落的思考开始。海姆讲话用了有些卑劣的商业语调，对于那些习惯于历史语调的人来说，这种语调流露出了上世纪中叶德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商业化唯物主义的意味，它这样写道：“这家大商行是因为整个商业部门都已处于混乱状态，才知此迅速倒闭”。海姆的意思是，哲学总的来说已经垮了。黑格尔对世界的精神统治已经崩溃，而这只不过是哲学在总体上破产的结果。确实，自黑格尔以来，或许可以说在海德格尔之前，没有一位思想家曾表述过每个人的意识，即使这种声音只能在围墙内、只能在大学的环境内听到。当然，还有象叔本华和尼采或者甚至是克尔凯郭尔这样伟大的作家，但是，在大学里却再也没有一位确实能达到总体意识的哲学导师了。如果海德格尔的思想今天在小说家京特·格拉斯（他虽不为专家们写作，但是却广受欢迎）的小说中受到嘲笑的话，那么这表明，海德格尔的声音已经超出了演讲大厅。

要问黑格尔哲学迅速崩溃的原因何在，答案非常简单，各个科学领里现代化研究的崛起已经推翻了黑格尔曾经提出并为之捍卫了一生的主张，即规定自然的各个学科，以至把它们纳人他的先验思想体系。就理性的先验而言，这种傲慢态度必然会引起经验科学的抵制和嘲笑。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对黑格尔以后时代的主导力量的认识虽然有些不同，但我们也承认黑格尔在各个领域内确有积极的影响。

不论对于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还是对于在新康德主义那达到顶峰，而又不知道有多少黑格尔主义存活在自身中的本世纪哲学，都是如此。而特别是所谓历史学派（集中于柏林的历史批判的研究运动），他们相信并且认为自己是反对黑格尔的历史思辨哲学的，但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知道了历史学派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唯心主义哲学，特别是为黑格尔思想所引导。

这位十分古怪的斯瓦本人实际上并未通过外在的方式来获得他在学生中所享有的名望，这始终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证实了一个普通的经验，即大学教师之所以能够给人以深刻印象，并不在于他的口才或外貌。

譬如，我在科学史领域向其学到得最多的人就是个结巴，如果他有东西可讲，几小时之后，你就注意不到他的结巴了。也许黑格尔的柏林学生因此很快就注意不到他讲的是斯瓦本土语，而把它当作是德语了。

19世纪后期科学的自我意识由于背离了黑格尔而被人们所铭记。在国际知识界，特别是在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国家里黑格尔仍是一位值得怀疑的人物。而且程度之深，一直到现代。今天，第一次出现了反向运动。

现在，甚至在英国和美国都有新黑格尔协会，它们的注意力再次转向最后一位能以其哲学天赋来概括我们的知识和世界观的思想家。但是我们首先要说的是，按照科学的观点和所有那些认为人类一切问题都会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得到基本解决的人们的观点，黑格尔现在仍然是值得怀疑的。

然而，总有那么一些“天生的”黑格尔主义者。在意大利有斯帕汶塔。我们通过克罗齐和金蒂雷的名字所了解的后来的意大利黑格尔主义，就起源于他。在荷兰，有一个与博兰德的名字有关的黑格尔学派，这些所谓的博兰德主义者是一些具有自由思想和自由精神的人。这个学派至今还存在着。大约在1900年，在英国广泛流行着一种黑格尔主义。当然，它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现已消声匿迹。在德国，总是有这样那的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是这种天生的黑格尔主义中哺育出来的。

于是，在1910年，德国西南部新康德主义的领导人成廉· 文德尔班在海德堡学会上发表了一次论新黑格尔主义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把自己当作是自己学生和弟子的代言人，这些活动于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哲学范围内并且以其为背景的人们，选择了追随黑格尔。朱利叶斯·艾宾哈斯曾是持黑格尔观点的小组中最为雄辩的领袖之一，今天却成了一名被激怒的黑格尔的反对者和老康德主义者。然而许多众所周知的人物都属于这个小组一一譬如，恩斯特·布洛赫、乔治·卢卡奇、费多尔·斯蒂潘、理查德·克罗纳和恩斯特·霍夫曼以及很多那时对黑格尔寄于最殷切的期望的年轻人。而在我们现在的时代，再没有人愿意提出同样的期望了。如果我是从事黑格尔哲学研究工作的协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那么就只打算从黑格尔那里学点东西——就是说在他那种概念的准确性和基本思维能力水准方面接受训练——而不重复他的观点。这对那些说黑格尔而意指马克思的人来说也是一样。正是那些必从黑格尔那里学来的东西才把甚至是正式团体之外的黑格尔主义提高为富有生气的探究的典范。

我想以这样三个问题来表明我的意图：

一、信仰和知识的宗教问题；

二、客观精神或历史领域的问题；

三、自然和历史概念的统一间题。

宗教问题是这一系列问题中的首要问题，因为围绕着解释黑格尔引起的派别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总是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黑格尔右派和黑尔左派在宗教观点上形成了主要分歧。分歧的焦点是，黑格尔认为，他甚至从哲学立场理解了基督教的真理，并已经将宗教信仰换成了知识的形式，当他这样主张时是否正确呢？或者他是否——对个人与基督教的联系没有偏见（这并非是问题之所在——如此错误，以致人们一定要说他构了基督教的真理，并加速了它的灭亡？

总被异教的怀疑所包围对于一种建立在正确学说——基督教要求成为一种学说——之上的宗教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教会与神学的反动势力对黑格尔把宗教真理提高为哲学概念的形式提出了特别重要的质疑。黑格尔将被列入唯灵论的异教。这些异教至少自约西姆·达·费奥里时代以来就已经伴随在基督教会左右。在这些异教教义中间，《使徒信条》中的第三条，即圣灵的教义受到了这样的强调，以致于神下凡而化身基督（上帝变成人）竟基本上退化成是一种经常不断出现的和普遍存在的重复事件。事实止，正是圣灵降临节的奇迹，即圣灵的外溢，才使得这种东西有生气，并允许其持续存在，这种东西通过基督作为圣徒思想交流，即作为神灵中的共同体进人世界。在这些唯灵论异教中——我们在黑格尔身上也发现——如此极端地过份强调第三条，使上帝之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和复活几乎成了圣灵不断显示新生力量的一种象征。死而复生是通过人性中的圣灵而寻求完全复活的精神运动；这种变化由于人类的超凡精神和思维的自我透彻性而终结。宗教以富有想象力的表现形式来解释它的教义。譬如，把耶稣在十字架上殉难解释为一个事件，解释为上帝的惊人的壮举。哲学思想则把这种描写的真实性提到了理性的高度。事实止，黑格尔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宣称，他调和了信仰和知识。黑格尔并非要以此说明宗教信徒中就没有富于想力的典型，他们可能而且被证实几乎达到了充分自我理解了的明晰思想。这正如黑格尔在议论艺术过时性的著名学说中并非意指艺术已经不再存在了一样。当他说：“艺术不再是真理的量高形式”时，他是指，在希腊雕像中仍可经验到的那种可敬诸神和可见艺术品之间的一致性，在基督教及其关于神的内在实在的信条中已不再可能存在。艺术宗教的形式结束了。这就意味着一种更高的理解事物的形式，即使是以富于想象的显现形式（即基督教信仰的显现形式）为开端，取代了古代世界诸神的可爱形象。

对神学来说，要站在黑格尔提出的调和信仰与知识的立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然而，有一件人们必认真对待的事情：宗教，确切地说是基督教，不可能将自己置于人类精神自由的对立面而不受任何损害。并且，人类通过思维获得知识的任何可能性都需要在我们基督教传统的重要交替中保持自己，反之也一样。黑格尔把哲学定义为对无限物的彻底思考。事实上，从内容出发来考虑，这个定义是这样一种表达，它相关于对无限上帝富于想像力的表述，相关于把世界总体理解为上的创造物和相信通过神爱的拯救行力来战胜死亡的宗教。

因此，关于黑格尔哲学的某督教性质问题的冲突总是不断爆发出来。前不久，出版了一本较有价值的书，该书通过各种值得哲学使用的研究方法重新开始究黑格尔哲学基督教性质的事业，此书就是：米歇尔·特尤内森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学说》。

第二点在今天意义见为重大。正是在这里，黑格尔对于哲学思考的不可或缺性得最强有力的证明，在此也可以确定，那些诅咒所有哲学、特是黑格尔哲学的人，尤其是社会学家们，实上是依仗它的。这就是黑格尔关于客观精神的学说。随着青年黑格尔作品的发表，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已经进人到一般的哲学意识，上述学说的政治背景已变得非常清楚了。

与他那整一代人一样，黑格尔一方面受着他所处时代盛行的政治和宗教分裂的煎熬，另一方面感受着最真切的精神需求的痛苦。德国唯心主义思想认为与其关系密切的伟大事件就是法国大节命。通过这场革命，不再为人所理解的生活方式和政治法规被一种新的自由精神的痛苦所取代。正如乔基姆·里特特别表明的那样，对黑格尔来说也是如此。据人们说，即使是柏林时期的黑格尔，这位被说成是普鲁士官方的哲学家和反动的辩护者，在一群朋友中举杯（那是在1823年，我记得是在德累斯顿，这时正是Metternich反动治最黑暗时期）说道：“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而后他为巴士底的风暴干了杯。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它代表了资产阶级自由思想，也代了自由的一切，它甚至是黑格尔思想的主题。它处于黑格尔客观精神哲学的基础地位。这种关于客观化在制度中的精神的学说与为现存制度的不可改变的合理性辩护无关。黑格尔不是不分清红皂白地为制度辨护，而是反对那种只从个人角度看问题的更世故的托词。他以压倒一切的猜神力量指出了社会生活中道德主义的局限性和抽象的内在道德的不可靠，这种道德在使人类结为一体的生活的客观结构中并没有体现。因此，事实上他能够说明有哪些矛盾之处（且不说有哪些不公平），以及哪种不公正的辩证法是与抽象道德主义有关的。

黑格尔成了一个康德道德哲学的批评家。他批评这种道德学哲居于道德自我确证性之上，而且认为自己在自我义务的认识方面独立于一切外部条件，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特别是独立于道德和教育制度，奖惩制度）。他谴责这种道德哲学所依据的观念，就是使实践理性有能力仅仅凭借自身的意志自律发生作用并且为反对其他一切理由的道德主张的无法抑制的力量辩护。这种康德式的冲动本身是很伟大的，但是，黑格尔却批判地对待它，尤其是在作为一种道德的实质这一点上，它等于是一种反对国家和社会现实的道德态度。这种客观精神理论的冲击，是指，不是个人意识，而是凌驾于个人意识之上的一种共同的和规范的现实才是我们在国家和社会中生存的基础。在他的《精神现象学》和他在柏林时期发表的《法哲学》中，他夸张而简要地说，人类自我意识朝着稳定性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就是承认自己只有通过对立物才能存在。他发展了自我意识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在德国唯心主义范围内最终回到了笛卡尔的“我思思我”并且被提高到哲学基本原则的重要地位（在康德那里，它被叫作统觉的先验综合自我）。它表明，这个自我确实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产生过程，因此，它超越了作为自我的唯一特征而进人到精神的客观性。

黑格尔在讨论感欲望时，阐述了最能把握其特点的自我的形式。这听起来好象已经过时了。他所指的是生命的自我感觉，产生于感官满足之中的自我确证的形式。事实上，这是一种产生于我们生命感受观点的自我确证性的升华形式。

↑康德

在这点上，比如说，当我感到饥饿时就遇到了我是什么的向题。但是，正如我们所知，当我饱的时候，饥饿就会消失，除非我再一次感到饥饿。因此，坦率地说，这种生命感受水平上的自我感觉是很不稳定的。黑格尔已经阐明，通过这种屈从和同化异己的方式决不会达到真正的自我意识。即使我作为主人而且为了确保自我欲望的满足而奴役他人的组织之中，我也永远不会获得一点儿自我感觉。被一个已经依赖于我的人所承认能有什么意义呢？被作为奴隶的别人承认为主人，这对那力图发现其自我意识的人来说，又能有什么用处呢？相反，被另外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承认则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将给予我的自我意识以真实的具体的确证。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我们用尊敬概念来概略描述的现象中也很熟悉。黑格尔从中揭示了自我意识的辩法。这正是黑格尔思维辩证法的一个最可爱之处，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其具体化中领悟它承认必须是相互的。只有当我从别人那获得确证，而同样别认也从我这获得确证时，自我意识才成其为自我意识。对此，用一个人都经历过的简单例于就可以弄清楚。表示尊敬的一个最外在的方式就是问候某人。

当你向某人问候，而他却视而不见，无论是我们认错了人还是他不想答谢，这种不愉快的感觉谁不熟悉？傲慢地和别人打招呼是一种使人的自我意识倾刻间崩溃的经历。确切地说，问候习惯是生活中最表面的东西之一。（我们的年轻一代就不再以头衔称呼我们教授了。而喜欢拍我们的肩膀，就好像我们是美国人似的。

在我看来，即使你不必去反对它，这似乎并非是对院校改革的实际贡献。）然而，以这种最表面的形式，人们可以理解人类普遍生活中的更本质的方面。例如，团结对法律系统的正确作用就十分必要的。在现在这个危机的时代，我们有足够的经验证明，如果一个社会在团结方面受到威胁，以至于没有普遍的自我理解去承认法律秩序，那将是多么危险。例如，人们会想到这样一种混乱状态，即一方而在世俗化社会里有见证人作证，一方面司法机关很久以来又避免让证人在任何情况下发誓作证。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秩序本身已变成只不过是社会现实的外表而已。

但是，还存在着普通生活的更本质的社会现实。依据相互承认的辩证法，每一种友谊和爱情的结合都具有可能从概念上清楚地表述出的真实的共同性。这正是黑格尔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即他就是由此使家庭、社会和国家出现，从中人们引出了令人信服的观念：它们都是产生于在普通意识方面对主观精神和对个人意识的征服和超越。

我来谈一谈我所考虑的第三点。象他那个时代的整整一代人一样，黑格尔凭着一条基本经验沿着他的思路前进。这就是异化的经验。他称之实定性。和黑格尔在一起，你必须习惯于他的经常与你的意料相反的表述方法。因此，当黑格尔说肯定时，他所指的是完全否定的东西，这个规范只是表面上被当作是具有权威性的，而在我们内心却没有被肯定，这就是基督教中实定性的一例，即要求对信仰绝对服从，甚至没有一点点自我思考或内心的斗争。尽管宪法没有活的灵魂，但它在已确定的限定范围内却行之有效，这就是宪法实定性的一例。

众所周知，正是神圣罗马帝国在德意志民族中的法规体制给青年黑格尔提供了这种衰败时期表面的、实定的有效性与实际现实分离的生动的感性认识。谁都记得，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灭亡基本上是由于在累根斯堡和其他地方无休止的审判才被拖延下来的，而为全体德意志人的真正团结提供秩序的，一种真正的帝国宪法的基本因素，已因为近代的领土状况，教会反对派和专制主义诸侯之间的争端而变得无效和没有生命力了。

异化是黑格尔的主要出发点，它包括与之相关的异化的和解或者还有他所谓的“恶的宽恕”。这就是黑格尔作为思想家给自己确定的任务：通过哲学思维的力量，重新建立所有异化的和解。这里再谈一下我的第一点。显然很早以前，黑格尔对统一概念是上帝启示的一种可靠形式的思想就很敏感。我们有黑格尔在学校时的好友荷尔德林写的一本小册子，题为《和解的天才耶稣》。这是18世纪启蒙思潮的主题，它与神学的正统观念问题根本无关。我们可以说，这是哈纳克或其他某位自由神学家在19世纪末就可以说出来的东西。在这一点上重要的并不是神学的因素，而是被黑格尔表述为一种真正的人类精神性的现象的可和解性或和解性。它也属于自我意识的辩证法。

没有通过争执和协调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内在意识，就没有友谊、婚姻和爱情的关系。这种和解的奥妙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秘密。它被叫作合题。如果有人想确定黑格尔是通过什么方法成为形而上学伟大传统的决定性人物，并想确定是什么使他在这一传统的伟大系列中突现出来，那么我就会说，他在现代的立场上，从历史领域所展示的完全不同的范围，扩展了希腊形而上学的最重要的概念。希腊形而上学的伟大正是它在宇宙中寻求理性；寻找nous，这个nous在全部自然的形成过程中起着指导和分类的作用。寻找自然中的理性是希腊的传统。黑格尔也曾试阐释历史中的理性。按照星球在宇宙中运行的平稳轨道的方式来推断人类事物之中纷乱，从而断言这种比较站得住脚。起初，这显得似乎是一种索然无味的悖论——不仅用我们的观点看，而且用黑格尔自己时代的观点看。

事实上，这曾经是希腊宇宙论和形而上学的典型，太阳系的秩序已被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从数学上和音乐上承认为确定的和谐，在人类事物的混乱和处处矛盾之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持久，这在18世纪是人们所熟悉的。尤其是鉴于整个古罗马帝国衰落的例证，18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几乎都集中于这个古代世界帝国如何衰落的主题。人类历史的合理性应该持久并应该使自己像自然合理性那样之明了，这是一个大胆的主题。

他在《法哲学》的序言中陈述的著名格言也包含了这一命题，“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也是要取笑那些不愿意因思考而烦恼的人。开始，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的论断。谁能将自己捆绑着双手交给老朽的现实，而又感到所存在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呢？但这就是它的原意吗？对于“现实”，黑格尔真的是指我们对这一表述所做的最初理解吗？难道他实际上不是指（而且他显然指的就是这个），经过很长的过程以后，不合理是不可能真正持久吗？难道认为现实中的不合理不可能持久就是那么不当吗？有计划、行动、希望、失望和绝望的人是能动的、活跃的。就历史和社会的总体而言，他并不知道他最终将完成和正在做的是什么，而这些不正是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的不可抗拒的现象吗？恰恰是我们完全处于其中的历史经验才使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总是说：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历史就包含着这样的事实，即我们不能意识到对于我们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并未识到我们因而卷进这幕戏剧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或者——正如年轻人对之所特别敏感的——每个人都在寻找但又找不到他对一种恶劣现实产生积极的改造作用的位置。所以，我认为黑格尔关于“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一论断，与其说是论证我们保守无为的合法性，毋宁说是明确了每个人的工作的合法性。

黑格尔最有预见性的见识之一可能与这种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知道，黑格尔已将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论辩证法应用于世界历史。他把历史解释为自由的发展。如果说在东方一个人是自由的而其他人都不自由，如果在希腊，只有那些城邦的公民才自由，而其他人都是奴隶，那么，我们最终就是通过基督教和近代的历史，特别是第三等级和农民的解放，才得出所有人都是自由人的观点。历史因此而到头了吗？按照黑格尔的观点，一旦出现了所有人都自由的情况，历史是不是还存在呢？自那时起，什么又成为历史呢？事实上，自那时以后，历史就没必要建立在新原则基础之上了。自由的原则是无可怀疑和不可改变的。

那时，没有人能断言人类是不自由的。所有人都是自由的原则绝不可能再动摇了。但是，这意味着，历史因此就有终点了吗？所有人都确实自由了吗？历史从那时起不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即人的历史活动必须将自由的原则转化为现实吗？显然，这是指世界历史正在朝着它将来的使命不停地前进，而且绝没有保障一切事情都是井然有序、静止不动的。

伽达默尔｜著，薛华等｜译

文章选自《科学时代的理性》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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