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残存在建筑中的悲伤记忆？︱周锦虹专栏

刘德科导读：你即将阅读的是绿城商地董事周锦虹先生的专栏——《场景进化论》，今天这篇讨论的是一个很小众的话题——「负面建筑遗产」。它是城市的记忆伤疤。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如何面对这样的记忆伤疤？无论是对于城市决策部门还是对于建筑师，这都是一个两难的问题。

如何处理残存在建筑中的悲伤记忆

从杭州泗水新邨谈负面建筑遗产的更新保护

文︱周锦虹

大约在2018年，因参与杭州湖滨思鑫坊前期研究的关系，上城区湖滨街道带我去考察了一个位于将军路的项目，这个毗邻解放路百货商店繁华闹市、其貌不扬的三层平房建筑叫泗水新邨，曾经拥有过一段不堪回首的悲伤历史——侵华日军杭州慰安妇所。

这是目前「杭州市内能确定的唯一保存的慰安所旧址」（方舒，2014），面对这样一个项目，城市更新应如何展开？是将历史的伤口血淋淋地揭开，将旧址辟为一座供市民游客参观的历史纪念馆？还是抹去不堪往事另辟蹊径，寻求打造一种更具意义的新场所？

在没找到一个能凝聚更多共识的空间方案下，政府选择先维持现状，显然，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但这一难题也始终困扰政府与业界至今。

▲泗水新邨现状，杭州，将军路

困扰不仅于泗水新邨，也在世界各地。

1960年，一个叫梶山弘子的16岁女孩去世，在日本引发了一场社会活动。她死于急性白血病，是15年前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人们在她死前一年（1959年8月6日）的日记中发现，她写过这样一句话：「只有那令人痛苦的产业振兴馆才能永远提醒世人原子弹爆炸的恐怖。」

1945年8月6日上午，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核弹在「广岛产业振兴馆」以东150米的地方爆炸，半径2公里范围之内的建筑几乎瞬间全毁。但广岛产业振兴馆的框架外墙，及其圆顶部分奇迹般地并未完全毁坏，成为爆炸中心区少数在冲击波肆虐之后没有倒下的建筑物。梶山弘子家就在振兴馆的附近，她每天进出家门都能看到那个残败的圆顶。

▲核弹爆炸后的广岛产业振兴馆，图片来源：华盛顿邮报

战后，广岛开始在焦土上重建，废墟上的残留圆顶在城市中显得格外显眼，它被人称为「原爆穹顶」（Genbaku Dome），似一个苦难符码在城市中摇摇欲坠，又倔强屹立。由于担心它会引起公众噩梦般的记忆，是否保存这个残存的建筑成为一个有争议的公共话题。

爆炸发生后，一位英国中校建议保留十三处包括原爆穹顶屋在内的原爆遗址，遭到广岛市市长、广岛县知事和广岛大学校长等一众人士的强烈反对。在整个五六十年代，是拆除它向前看，还是保留它并永远警醒后世，两派意见一直处于针尖对麦芒的激烈争执中。

1948年10月10日，《夕刊广岛》发文评论：「广岛市民必须摒弃那种炫耀自己苦难以引起同情的贫穷心态」。但1949年8月6日核爆四周年时，市长滨井信三推出《广岛和平纪念都市建设法》，使广岛和平纪念公园的构想开始确立。

1955年，由丹下健三设计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开工。公园设计以原爆穹顶为北起点，将原爆死难者慰灵碑和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在南北方向上直线排列，突显原爆穹顶的象征性。但到了1960年代，由于建筑物的风化加剧，崩塌的危险增加，部分对此持有根深蒂固意见的市民认为每次看到原爆穹顶都会回忆起原爆时的惨状，主张拆除原爆穹顶的论调又起。

▲丹下健三：广岛和平纪念公园，1963年8月6日纪念原子弹袭击18周年纪念仪式。广场中轴北侧正对原爆穹顶。图片来源：美联社

梶山弘子日记的出现改变了局势，她那句关于振兴馆的话引起全社会的共情，和平运动者和「广岛折纸会」等很多社会组织跟进发起了保存原爆穹顶的运动，终于在1966年得到广岛市议会的永久保存决议。

1992年，日本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同年9月，广岛市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将原爆穹顶列入国家世界遗产候选名单。但日本政府顾虑重重，以世界遗产必须是文化财（指依据日本《文化财保护法》确立的文化遗产），而原爆穹顶历史较短，无法指定为文化财为由，反对将其列入世界遗产。

这还只是面上的推脱理由，日本政府更深的政治顾虑是担心此举会刺激与美国、中国、韩国的外交关系。广岛人不管这些，为此在日本全国征集签名支持，1994年，附有超过165万份签名的国会请愿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

1995年3月，文部省修订了基于文化财保护法的史迹、名胜和天然纪念物指定标准，并在同年6月将原爆穹顶馆指定为国家史迹（日本文化财类别之一）。随后，日本政府于同年9月申请将原爆穹顶列入世界遗产。

1996年12月5日，在墨西哥梅里达举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美国果然对原爆穹顶的申请表示强烈反对，并要求删除调查报告中的「世界上首次使用的核武」一词。我国认为该遗产可能被用来否认日本的战争罪行，因此在审议时投了弃权票。但议案最终获得通过。

▲原爆穹顶现状，1996年获选世界文化遗产，来源：flickr

把不愉快的记忆忘掉，通常是心理学宽慰人们摆脱困境的灵药。我们即使无法完全忘记那些悲伤记忆，也尽可能希望自己将它们抛之脑后或深埋心底。

荻野昌弘在《遗产》一书中说，我们对于负面记忆的态度，总是希望保持缄默，并希望能够消除引发负面记忆的物体或遗迹。东德和西德统一时，人们首先拆除了柏林墙这一象征分裂的建筑物。

但也正是从柏林墙倒塌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对于负面历史遗产的保护，开始逐渐重视，「保存时代」（Age of Preservation）的崛起，推动人们不断地、忠实地去记录与保存有形的负面证据。在日语中，这些因对外发动战争所导致的相关纪念碑或纪念物，以及其他具有负面意义的遗址（例如因为环境污染或工业事故而被废弃的矿山），统称为日本的负面遗产。

在欧美，滕布里奇JE Tunbridge、艾许沃什GJ Ashworth在1996年提出「不和谐遗产」（Dissonant Heritage）概念。这一概念最初用来讨论与屠杀、暴行、死亡和疾病相关的遗产旅游，例如纳粹集中营、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等。这些遗产地点不仅具有历史意义，还可能引发强烈的情感反应和复杂的记忆问题。

2009年，沙伦·麦克唐纳Sharon MacDonald将此类建筑遗产称为「困难遗产」（difficult heritage），指的就是「当今认为有其意义，却又难以让当代社会产生正面、自我肯定和认同的过往历史遗留物」。

在台湾，那些在威权时代（尤其指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时期）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的遗留旧址也有一个专用名词：「不义遗址。」

▲2024年2月，台湾「不义遗址」揭牌仪式，图片来源：中评社

我国官方目前对此类遗产尚无正式的定义，本文且先称之为「负面记忆建筑遗产」或「负面历史遗址」。由于负面建筑遗产涉及复杂的情感与观念冲突，荻野昌弘曾提出四个保护难题。

一是沉默与保存的两难。面对负面记忆，经历者通常会在坚定地保存和完全忘却之间摇摆不定并分成两派：保持沉默的群体；试图证明他们有过负面经历的群体。无论是原爆穹顶、德国达豪集中营的遗产保护实践中，都历经了「沉默派」与「保存派」反复的理念碰撞与观念对立。在这种长时间的观念碰撞中，大量负面历史建筑被拆毁，比如众所周知的柏林墙，还有著名的1978年世界遗产波兰华沙复建（在二战废墟中重建）。

二是展览的表达技巧。遗产的保护倾向于对人们的经历进行概括，然而「概括」容易丧失差异性与丰满度。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中一辆烧焦的三轮车旁边的解说是：

当炸弹落下时，三岁十一个月大的铁谷申一在他位于东白岛町的家门前骑着他的三轮车。他被炸弹灼伤，并在当天晚上死去。他的父亲伸男无法将他的遗体火化，只好将他与他的三轮车一起埋葬。

相较于只展示一辆烧焦的三轮车，这样的陈列方式给出了物品所有者的姓名，使得该三轮车不仅仅只是一个「在原子弹爆炸中留存下来的物品」，而是成为「某个个体突然经历了某个特殊事件」的象征。

说回到杭州泗水新邨，由于涉及性的话题一直是中国文化中讳莫如深的领域，如何在公共空间将涉及身体交易的场景展览表达控制在真实、合适与容易被人接受的程度？

三是「叙事」（Narrative）的构成和转变。负面记忆在产生瞬间与保护历程中经历的观念转变会影响到事实的构成与变化，也很可能会涉及集体记忆的修改。在人们被要求就某个事件或经历做出陈述时，由于观点或年龄的差异，他们陈述的隐含内容可能会发生变化。他们的证词并不总是公正的，而可能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受到特定意识形态的影响。

芭芭拉·亚当Barbara E. Adam说，「过去在现在的基础上被不断地重新创造成一个不同的过去」。某种可能的解读会预先假定一系列被认为重要的事件，而那些被视为不重要的事件则会在出现新的解读时变得重要。过去可以被重新引入，并且「像未来一样被假设」。 因此，历史无法捕捉到单一、客观的过去。无论我们采取何种立场，我们都会根据我们目前的观点重新构建过去。

在杭州泗水新邨的保护上，我们与合作设计团队gad公司曾有过专门讨论，在负面记忆难以表达的情况下，设计师张微曾提出一个观念：「与其回头看，不如往前看。」

泗水新邨在物质空间上，其建筑形制、材料工艺并无独特的保护价值，重点是其空间承载的独特的历史记忆。我们保留这个遗产，重要的是在屈辱不堪的历史中以史为鉴，将消极空间转换为积极空间，比如更新后将遗址转换为国际妇女友好中心（该慰安妇所2/3以上为朝鲜及日本女性），融合国际妇女交流、妇女扶贫与就业、职业技能与文化展览等功能。历史需要保存、记录与表达，但让空间发挥更加积极与美好的一面，也并非是对历史的背叛。

还有一种更复杂的情况，正面记忆与负面记忆共存一体的历史遗产。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圆明园遗址公园，它曾经是集中西文化大成之中国古典园林巅峰之作，但又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1900年再遭八国联军劫掠，是中国近代史屈辱的实证。

但是重建还是保留废墟的争议，百多年来未曾停歇，「重建派」认为重建圆明园能「弘扬文化与历史，彰显民族自信」，有助于重铸民族荣光，疗愈历史创伤，极具教育意义。「废墟派」极力反对重建，认为由于资料与考证有限，即使重建也难以恢复其原有的历史文化底蕴，且残存的断壁与历史的见证、国耻的印记紧密相连，更能警醒后人、传承历史。

2000年《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提出了一个「恢复10%古建」的折中方案，但迟迟没有得到执行。随着负面记忆建筑遗产观念的兴起，越来越多民众的观点倾向于废墟保护。

杭州也有类似但更棘手的例子。2022年，我们团队有机会介入杭州南宋皇宫的遗产保护研究。陈寅恪说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南宋皇宫更是全体国人对中国古典建筑园林终极的美好想象。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评价，「高宗定都临安，以园苑论，实得山川之助，继艮岳之态，造成庭园建筑之佳例」。但翻阅历史你会发现：

一切的美好在1276年（德祐二年）戛然而止。

元军在这一年攻入临安城后，大内遭劫，后又失火致大内宫殿损毁大半。1284年（至元二十一年）江淮总摄、元僧杨琏真迦奏请在南宋皇城废墟之上修建藏传佛教五寺一塔，分别在毁塌的垂拱殿上建报国寺、芙蓉殿上建兴元寺、和宁门上建般若寺、延和殿上镇仙林寺，福宁殿上镇尊胜寺，一塔为镇南塔（馒头山，一说尊胜寺塔）——「以去南宋之精神。」

在历史时而血腥时而黯然的千年变幻中，同一片空间场域在不同的时间呈现完全不同的样貌，先是皇宫，后是寺庙，再是废墟，最后渐渐湮没于地底，成为如今馒头山的万家灯火。假定重现皇宫是一个选项，基于历史真实性的考证复原依据何在？元朝「去南宋精神」的历史如何表达？五寺一塔属于负面记忆还是历史现实？

▲杭州南宋皇城推测效果图　图片来源：浙江省古建筑设计研究院

考古学家郑嘉励先生指，南宋皇城的全面考古挖掘可能会是一个长达百年的持续过程，其中仅三大殿的挖掘预估就需要10年左右。无论南宋皇城遗址以何面貌呈现，都须建立在考古挖掘所掌握的较为完整信息和历史档案的基础之上。

2024年，杭州启动湖滨片区新一轮城市更新，与解百面对面的泗水新邨正处其中。这处独特的负面记忆历史建筑是继续维持现状，还是会走向何种全新的场景，拭目以待。

主要参考文献：

1.《遗产—多学科视角与方法》，荻野昌弘著，韦雪霁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2.《历史建筑的重生》，光井涉著，张慧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12月版。

3.修复圆明园的争论与困境，长安乱弹，2025年6月百度百家号

4.圆明园重建争议：文化传承与经济利益的平衡湘崽雷达，2025年5月百度百家号

5.基于世界文化遗产标准的杭州南宋皇城遗址公园保护研究，周锦虹 荆璐 兰翃 周铭

6.维基百科：广岛原爆穹顶、达豪集中营等。

周锦虹专栏：场景进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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