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艺青年，作为理解世界的方式｜“文艺青年”形象的考古与更新

21世纪的最初十年，“文艺青年”及其唤起的造型尚未泛滥和谐谑化。安妮宝贝《告别薇安》中“穿白色棉布长裙，留着海藻一般的长发，戴银镯，光脚球鞋的女子”坐在莲花轿车上，郭敬明《左手倒影，右手年华》里“45度角仰望天空泪流满面的少年”听着打口磁带，夜游到天亮，又或者是张悦然《葵花走失在1890》里，怀抱Swatch画册和Tori Amos唱片与爱人私奔的少女。这些恋物又自溺的形象，大多来自市场上风靡一时的青春流行读物。渴望逃学，逃家，去异域远方，模仿一种来自小说电影或唱片歌词的生活，让苦于应试教育，又匮乏情感教育的中学生得到了“离开此时此地”的喘息，或者说，“脱域”的精神寄托。这是青春文学的吸附力，人在多思易感的青春期，难免认为周遭的世界无法理解自己，文学提供了与生活拉开距离，甚至令人自得于“在而不属于”的孤独身位。更何况，假如足够幸运，“格格不入”未必不会通向同类识别与友谊的建造，共同的热爱是同辈授权与自我教育的秘密仪式，会让这份滋养变得更绵长些。从19世纪中叶艾玛·包法利的浪漫小说，到2020年《夜晚的潜水艇》中的主人公陈透纳，不同世代的年轻人拥有各自耽于文学阅读的“逃逸想象指南”。至于自由悬空之下的不安、惊醒或惩罚，是必将到来的后话。文艺青年的成长史，总是一部先奋力挣脱生活，再重新嵌回生活的历史。他们在文学上投射很多东西，但终会发现，人不能只是活在文学之中。

反复检视这段世纪之交的青春阅读史，并不令我感到羞赧。因为我在中文系习得的启蒙第一课，就是发现自己青春期的流行读物，同样可以成为严肃的学院批评与研究对象。在我2009年入读大学中文系时，恰逢“80后”青年学人研究同时代作家的起点性时刻。他们在进入现场并理解“我辈”的方法上，作出兼具学理性与具身性的示范。与此同时，一批起步于90年代末《萌芽》杂志、新概念作文大赛和青春文学浪潮的“80后”作家，正在经历分化，迈入新的写作阶段。当市场化的热潮退去，来自严肃文坛名为“转型”“成长”的检阅，伴随着每一部新作问世而来的讨论，都让“自我正名”的外在期待与内在焦虑弥漫一时。

回头去看，那十年间，不唯学院场域，互联网语境里的“文艺青年”也经历了从中性词趋向嘲讽贬义的悄然转身。在大众娱乐与技术加速共襄盛举的话语环境里，“文艺青年”被进一步掏空为一个符号，一个伤春悲秋、难堪大任的标签，他们仿佛天然地与有重力的现实脱钩。我们至今没能讲清楚，世纪之交语境里诞生的“文艺青年”，是怎样从八九十年代“小资”向“中产”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是何种属性含混的产物。我们惯用的界定依据，大多来自他们的阅读品位和精神取向，消费主义则轻易地将其置换为风格化的标签和商品。我们熟悉他们忧郁、敏感、孱弱的气质，调侃他们自我浪漫化和自我戏剧化的人格状态，却很少认真追问，文艺青年式的表达习惯，无论那是过于感性，过于郑重，过于抒情，还是过于冗长的，是如何随着长阅读空间的被挤压，一步步变成这种令人尴尬、难耐，甚至发笑的情形？

当我从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变成中文系的青年讲师，面对比我更游刃有余于数智时代的学生，却发现“喜欢阅读”已实属难得。沉浸式的阅读，用文字进行准确、充沛、无法被他人代劳的自我表达，变成了我们协力从头练习的事。甚至，觉察自己在日常场景中的语言能力退化，承认词不达意的犯错，都需要一点从无到有的指引。这种时候，我偶尔也会想，“文艺”是一条必不可取的歧路吗？新媒体语体、表情包、汉语拼音首字母缩写、网络流行词、人工智能……会给我们答案吗，怎样的语言模型，在引领着我们的未来？

在词源学、语义学与思想史的层面对“文艺青年”展开知识考古是复杂的功课。北大学者姜涛在《公寓里的塔》考辩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制造的“文学青年”。谈及“文学青年”作为20世纪中国特定人格谱系时，他指出，虽然一个人在年轻时会天然地亲近文学，但“文学青年”群体的生成却并非纯属“天然”，一系列外部与内部的社会条件都会作用其间。事实上，回顾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从“文学青年”到“文艺青年”，这个群体在文学叙述里的浮现、隐退与重返历史舞台的时刻，往往呼应着不同时期主导的精神氛围的变化，重审这些历史语境也就格外重要，拨开浪漫感伤与消费拜物的面纱，这里面是否有我们未及指认的、未及穿透的改革中国与全球历史接轨处的迷思？

被这样的问题所牵引，我重新阅读了从新世纪追踪至今的周嘉宁的小说创作。文艺青年是她笔下标识性的核心人群，她二十年的写作史本身就是理解“80后写作”的最佳样本之一。在写作《文艺青年、“80后”写作与“自我”的历史动能》一文时，我发现她采取了一种“回收式写作”的重写策略。在全球化经济与改革开放史的微观层面，周嘉宁回收青少年时代的文艺爱好与记忆（摇滚乐、电台、外贸服饰等等），在重写同一对象物时，把文艺青年放回到生产、传播、消费和全球化兴起的明线与暗线中。当青春经验被历史化，她也借“自我的格物”实现了写作的跃升。从《流浪歌手的情人》到《密林中》，再到《基本美》《浪的景观》，世纪之交上海的文艺青年，是被结构性地制造出来的幻想者、消费者与“世界氛围”的认同者。一旦恢复了这种文学对社会史的观察，就不能再以简单的“用模仿文艺回避生活”作为预制的批判套路。在同代人有难度的美学发明里，周嘉宁的独特贡献在于对“自我”的捍卫与拓展——“文艺”充当了参与社会、安排自我的途径，所以，文艺青年非但不是“脱离社会的”，反而是一项不应被遗漏的“社会参数”。

我们已经一起走过了四分之一个新世纪，究竟如何认识和参与“有我在内”现实与历史，依旧是时时被擦亮的新问题。生于1990年的我，与作为阅读研究对象的“80后写作”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读与写的接力关系。无论是否依然认领“文学青年”的称谓，我们都身负一段共在的时空，一切尚在未完成的生长变化中，与此同时，一切皆有待被历史化和语境化。认识一条河流，更好的位置应该是在岸边，还是应该在水中，我并不确定。但是，自从巴赫金告诉我们“人的成长和历史的形成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便选择了涉水的一侧。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