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那本笔记本藏在床板下,已经发黄发脆,像一段被刻意遗忘的岁月。
而我跪在地上,一页页翻看时才终于明白:原来我才是那个被养大的白眼狼。
1
“妈,你把老宅卖了吧。”
我说出这句话时,母亲正在补一双我初中时穿过的袜子。
三十年过去了,她还在补这些破烂。
三十年过去了,我才第一次认真看她补袜子的手,关节肿大,指甲发黄,虎口处一道狰狞的疤。
针尖突然刺进她枯树皮般的食指,血珠冒出来,在灰白色的袜子上洇开一朵暗红的花。
“永胜(化名),你刚才说什么?”母亲把流血的手指含进嘴里,声音含糊不清。
我深吸一口气,把水果放在摇摇欲坠的茶几上。
果篮太重,压碎了茶几玻璃下那张我小学三年级的奖状。
“小婕(化名)下个月就上小学了,我看中了实验小学旁边的学区房。”我盯着奖状上褪色的金字,“首付还差三十万。”
房间里安静得能听见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老宅现在值多少钱?”我直奔主题。
母亲的身体明显僵硬了一下。“问这个干什么?”
“我和小婕妈妈商量过了,”我向前倾身,摆出最诚恳的表情,“您年纪大了,一个人住这里我们不放心。不如把老宅卖了,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差价正好补上房款。”
我看到母亲眼中的光芒熄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我读不懂的情绪。
“你们家不是只有两间房吗?”她轻声问。
“车库可以改造一下,给您住。”我迅速回答,早已准备好的说辞脱口而出。
“冬暖夏凉,离卫生间也近。等过两年换了大房子,您就有自己的卧室了。”
母亲把老花镜重新戴上,镜片后的眼睛直视着我。
那一刻我几乎以为她看穿了我的心思——我们根本没打算换什么大房子。
我心虚的坐到她身边,膝盖撞翻了针线筐。
“让我想想。”她抽回手,弯腰去捡散落的线团。
后颈处凸出的脊椎骨,像一串即将破皮而出的珠子。
我帮她捡起最后一个红色线团时,发现下面压着一张泛黄的相片。
父亲葬礼上,七岁的我哭得撕心裂肺,母亲跪在地上紧紧搂着我,眼神像要跟整个世界拼命。
“三天。”我站起身,皮鞋碾过相片一角,“中介说这个价位最多保留三天。”
离开时,母亲执意送我到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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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头望去,她站在夕阳中的身影那么瘦小,像一棵即将枯萎的老树。
我挥挥手,转身走向停车场,手机已经拨通了妻子的号码。
“她没马上答应,”我对着电话说,“但肯定会同意的。她从来拒绝不了我。”
电话那头妻子的笑声让我加快了脚步。
晚风中有槐花的香味,我想起小时候母亲站在凳子上摘槐花给我做饼的情景。
那味道我很久没尝到了。
三天后,母亲打来电话,声音比平时更加沙哑:“永胜,妈想好了。房子你们看着办吧。”
我握紧手机,胜利的喜悦冲淡了心头那一丝异样。
“太好了!我这就联系中介。妈您放心,一定会给您安排得妥妥当当。”
挂断电话,我在办公室转了两圈,然后给妻子发了条微信:“搞定。”
中介的效率出奇地高。
不到一个月,老宅就找到了买家,一对准备开咖啡馆的年轻夫妇。
他们看中了这栋位于老城区中心的两层小楼,出价一百二十五万,现金全款。
2
签合同那天,母亲的手一直在抖。我握住她枯瘦的手腕,帮她在文件上签下名字。
她的字迹歪歪扭扭,不像从前教我写字时那样娟秀有力。
“妈,别难过,”我安慰她,“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母亲只是轻轻“嗯”了一声,眼睛盯着合同上那个鲜红的手印,仿佛那是她生命的某种终结。
搬家那天,我找了两个工人来帮忙。
母亲的东西少得可怜:几件衣服、一床被褥、一个装着父亲照片的木匣子,还有就是那套她用了大半辈子的锅碗瓢盆。
“这些旧家具都不要了?”工人指着客厅里那张掉漆的八仙桌问。
那是我小时候写作业的地方,桌角还有我用小刀刻的歪歪扭扭的“胜”字。
“不要了。”我挥挥手,“新家放不下。”
母亲站在一旁,手指抚过桌面上的一道道划痕,那是她三十年来切菜留下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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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一块磨得发亮的擀面杖,小心地包进包袱里。
母亲的“新家”——准确地说,是我家车库改造的“小屋”——只有十二平米。
我粉刷了墙壁,铺了廉价的地板革,放了一张单人床、一个小衣柜和一张折叠桌。
妻子从二手市场淘来个迷你冰箱,算是给母亲的“惊喜”。
“妈,暂时委屈您一下。”我帮母亲把行李搬进来,“等我们换了房子……”
“挺好的。”母亲打断我,环顾四周,嘴角努力上扬,“挺……宽敞的。”
妻子站在车库门口,双臂交叉在胸前:“妈,洗手间在主屋,您要用提前说一声。小婕睡觉轻,别半夜吵醒她。”
母亲点点头,开始整理她少得可怜的行李。
那天晚上,我在主卧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背对着我,呼吸均匀。
“你干嘛呢?”她突然开口,吓了我一跳。
“我在想……妈一个人在那会不会冷。”
妻子哼了一声:“有电热毯,冻不着。睡吧,明天还要上班。”
我闭上眼睛,却梦见小时候发烧,母亲整夜用酒精给我擦身降温的情景。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渐渐习惯了新的生活节奏——或者说,习惯了忽视车库里的母亲。
早上匆匆出门前,我会看到母亲已经起床,在小屋门口的小炉子上熬粥;
晚上加班回来,车库的灯通常还亮着,母亲在缝补什么或只是呆呆地坐着。
真正与母亲亲近的,只有六岁的女儿小婕。
每天放学,她第一件事就是跑去车库,叽叽喳喳地向奶奶讲述学校里的趣事。
周末更是赖在奶奶的小屋里,学包饺子、听老故事,有时干脆挤在奶奶的小床上过夜。
“爸,奶奶教我用毛线织小兔子了!”
某个周日,小婕举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毛线团跑进客厅,小脸兴奋得通红。
妻子皱眉从她手里夺过毛线团:“脏死了,全是细菌。去洗手,马上吃饭了。”
小婕撅着嘴去洗手间,我则望向窗外。
母亲站在车库门口,手里还拿着织了一半的兔耳朵,眼神黯淡地看着这边。
我们的视线相遇,她迅速转身回了小屋。
我原以为日子就会一辈子这样平淡安宁的过下去。
直到五个月后的一个雨夜,我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