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王庆杰 刘甜/墨白小说与散文的互文性

文化人类学家很早就揭示出，“分类”的本质缘于人类从混乱中建构秩序的需要。自古至今，出于建构文学秩序的需要，文学史学家们前赴后继孜孜以求于文类的划分，诸如有韵无韵的诗文之分及文笔之辩；再到近代小说、散文、戏剧、诗歌的文类“四分法”，总想在以简驭繁中，试图在文类间划出一道道鸿沟深深、边界清晰的红线。

散文与小说的分类，“本来只是借以描述文学现象的一种基本假设；在实际操作中，论者为了渲染其合理性，往往将分类标准凝固化。……倾向于强调‘边界’的神圣，并谴责各种‘越界’行为。（陈平原，《中国散文小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类别划分已经取消了事物的独特本质。”（余秋雨，《北大授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

原本出于建构文学秩序需要的文类划分，延申到当代文学界，甚至还出现了一种潜隐已久的文类歧视现象：似乎没有文学创作天赋者才去搞评论；写不成小说者才退而求其次写散文；是小说家把写作剩下的“边角废料”施舍给了散文。仿佛在庙堂之高的小说面前，文学评论家气短，散文家个头低矮。同时，这种家族式的文体歧视现象，也造成了我们对艺术家碎片化、片面化的浅薄解读，乃至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整个文学艺术生态的平衡。

就如，当我们习惯性地把作家墨白归类为“当代先锋小说家”时，其实也是对墨白整体文艺创作景观的最大遮蔽。面对近年来，墨白推出的两本散文集《鸟与梦飞行》（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和《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河南文艺出版社，2024.），评论家们在潜意识中往往偏执地认为，这只是小说家墨白偶然小试牛刀的“客串”。墨白散文也常被评论家们有意无意地“忽略”，降格为墨白小说研究之余的“剩余物”，这也造成目前墨白文本研究的一个“盲区”，成为墨白研究的一个梗阻。

实际上，对于有强烈文学经典意识、常年坚持鲸吞式阅读、不断在大地上行走、文化素养全备、文艺创作全面的墨白而言，其文本库存中的诗歌、散文、剧本、绘画的量级同样不可小觑。我们只有与存量很大的小说作品等量齐观，才会在墨白研究中拥有辽阔无垠的研究视野，才能在墨白文本景观的整体观照中，看到云出岫中、霞蔚蒸腾的大气象，才能看到一个浑沦完整的艺术家形象。

道存万物，理一以贯，“大制不割”。文化无墙，文学无界，云层上面都是阳光。目前，散文创作中，上佳之作往往出自画家、科学家、考古学家、小说家、诗人们偶然为之的“客串”。鲁迅、沈从文、汪曾祺、孙犁、萧红、茹志娟等诸多前辈作家的成功探索，已经培育出了诸多文质兼美的文学“杂种”，这还包括现在正在走红的散文作家李娟、冯杰、塞壬、格致等，其散文书写也因为“越界”而别开生面，因为跨界而耳目一新。这种偶然闯入散文田野的跨界写作，打破了惯常散文写作画地为牢、纯而又纯的狭小格局，在有容乃大的驳杂中，扩展了散文书写的领地，扩大了散文书写的容量，丰富了散文书写的式样，呈现一种“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阔大气象。

作为归属“无韵”谱系的散文与小说，原本就同根同源，有着天然的血脉相通性与基因关联性，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脉之颤，十方震动”，“铜山西崩，洛钟东应”。“小说”一词最早出就现于中国散文之祖《庄子》一书。所谓质地纯净的散文与小说，所谓如井田制般畦垄整齐、界限分明的散文与小说，原本就是一个伪概念。当前散文书写中争论不休的“大散文”与“小散文”内涵的界定，写实与虚构关系的辨析，抒情、叙事、议论的比重等问题，也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散文是内心的直接外化，一个人的内心很可能有梦幻、冥想、寓言、童话的成分，因此也就了虚构。请读中国散文之祖《庄子》”。（余秋雨,《北大授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小说就是广义的散文，散文与小说彼此互相借势生力，不断“团炼调和”杂交的散文和小说，才能品种改良，基因突变，促使种进种强。淡化文类，在散文与小说的模糊地带，才能培育出“小说化散文”与“散文化小说”，板结的土壤才会生长出一丛丛驳杂葱茂的文学景观。

敞开，是墨白散文、小说书写中共有的主题词。在墨白看来，散文、小说写作，说到底是一种文化观念与态度问题。现实主义书写是站在已知、全知的角度，一种有头有尾自我封闭的讲“故事”模式，而现代叙事是一种“对生命进程中未知探索”的“悬念”模式。（墨白《鸟与梦飞行：小说叙事的差异》）。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伟大作家的“眼光”，正是对世界和存在复杂性、暧昧性、不确定性的深刻洞悉与尊重。

“不确定性”是指一种本质上的相对性。当代写作中经验和修辞的衰减，与我们自以为是乃至一知半解的日常文化态度密切相关。有人自作聪明地调侃：生活大于叙事，把想明白的交给散文，把想不明白的交给小说。其实，天下哪有彻彻底底想明白的事儿？恰恰这种“明白观”降低了写作的难度，玷污了写作的品质。环视当下那些自以为真理在握而见识浅陋、平庸乏味、泛滥成灾的所谓散文和小说，就会明白“绝对真理”往往是文学写作首先要面对的大敌。只有从平庸的文化现实生活中超脱出来，超拔才能使我们面对真正的伟大，才能让文学书写在呈现更多悬念般的未知中，永葆文学持久不衰的思想魅力。

在墨白的散文与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听到浓郁的精神寻根的“互文性回声”。以向远方“行走”为主题的散文书写与以人物离家“出走”为主题的小说书写，永远向深不可测的未知敞开，永远处于精神探险的进程中。如果说，向远方“行走”是墨白为自己散文书写设定的生命姿态。那么，离家“出走”就是墨白对小说人物生命探寻的尊重，是对纷繁复杂生命镜像的呈现：是“在我们庸俗不堪的日常生活中，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是“因欲望而产生的恐惧、焦虑与抑郁”；是灵魂游荡、无家可归的苦闷与焦灼。“出走”的小说与“行走”的散文，在无限敞开中，互为表里，彼此呼应，呈现出文本杂糅的兼容与张力。

驳杂是世界的真相，也是生活的真相。任何真正的文学书写，都具有一种百川归海、杂取百家、兼容并包的杂质性与多维性。墨白《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一书，可作文化散文、生态散文、游记散文、文论随笔读之。用“小说家散文”为墨白散文命名，也是一种对墨白散文品质与容量削足适履的概念化界定。这里，我们不妨姑且笼统地称之为“墨白散文”。固然，“墨白散文”蕴含超出常规散文概念定义之外的诸多小说品质。墨白以小说家“旁观者清”的视角观照散文、书写散文。从《鸟与梦飞行》《我的大哥孙方友》《回忆某段时光》《生日快乐》《君子之交》《南丁先生》《民间美食》《铜山湖记》等诸多生活写实散文中，我们就可看出墨白作为小说家的写实功力：心细如发的细节捕捉，稍加皴染的场景描绘，敏感锐利的生活感悟，一寸一寸都是活的，就如威廉·莎士比亚所言的“所有人的生活里都有一部历史”。略举一例，墨白在《我的大哥孙方友》一文中，写其兄长、当代著名作家孙方友先生处女作发表的场景，小说笔法，微波粼粼，质朴无华，生动传神，可作“散文化小说”读之。

1978年的秋季，有一天上午，我们正在地里出红薯，堂姐又给大哥带过来一个大信封。大哥接过信封用舌头湿了一下他干裂的嘴唇，用他那涂满黑色红薯津的手慢慢地撕开那个信封。信封里出现了两本杂志，我看到大哥拿书的手都在颤抖，那是两本一模一样的杂志。他轻轻地翻开其中的一本，突然一下子跳了起来，顺着红薯地朝河道奔跑起来，他一边奔跑一边叫着：发了——我的小说发了——

起初，我们都被大哥突然出现的动作吓着了，等我们明白过来，也朝河道追过去。等我们追过去的时候，大哥的情绪已经平静下来，但是有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流了下来。他对我说：发了，你看，真的发了——我的小说发了——

在这个日益同质化的时代，很多作家感觉迟钝，情感麻木，“写实”无力。评论家王干先生发现当下很多作品中“景物描写”缺失，原因就在于，在钙质化的坚硬传统“景语”遮蔽下，在当前“共情”的语境下，我们已经被长期约定俗成、习焉不察、共生共用的“景语”套牢，诸如“露珠晶莹”、“阳光明媚”、“杨柳风轻”、“雨恨云愁”、“月华如练”、“晓风残月”、……拘囿于这些拾人牙慧油滑顺溜的“景语”中，“风景旧曾谙”，我们无景可写，无景能写，无景会写。“写实”无力还表现在，情感衰退、真情流失、伪情泛滥、“情语”无味的所谓“零度写作”中，冰渣横流，贫血苍白；还表现在人物书写中的失真变形、呆板无神、单薄虚浮中。写景叙事、状物写人的贫弱，是当下写作中的通病。

墨白小说、散文，边界模糊，互为渗透，多棱角呈现，其精熟的写实功力，提升了其“小说化散文”的精神品质。在“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上，墨白以扎实的笔力，把邂逅的一个个人物，一一定格在瓷实饱满的文字里。比如，对那位“陌生的兰措”的“一切景语皆情语”的白描：

在阳光下，我注意到了兰措那因被强烈的河风过度侵蚀的皮肤和干裂的手背，也注意到了她那因被强烈的紫外线揉搓而变得粗糙的面颊。兰措用一只水桶从水井里提水，再倒入身后的水桶里。她在我们这些陌生人的注目下，似乎有些仓促地挑起两只橘黄色的水桶，沿着来时的小路匆匆往草黄色山坡上的家走去。

审视当下大量泡沫式散文泛滥而无效的书写，其实还是自身有意识地降低了散文书写的门槛儿，减低了写作应有的难度。要知道，只有有叙事难度的作品，才经得起智力的挤压，就如王蒙评论《红楼梦》所言，“经拉又经拽，经洗又经晒”。任何没有超越性、“硬核”缺失的平滑散文写作，都是流水账式的“记录”，都是涎水流淌式的分泌物。固然决定文学书写质量的因素很多，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人生体验的深度。泡沫式书写缘于作者生活体验范围的狭窄和认知的浅薄，在人云亦云中无限繁殖，在写作官能症的神经质中无节制地涂抹。

古人说：“天道无隔，一通百通。”这里的“道”，就写作而言，就是“文道”、“人道”、“世道”。当今，“无道”写作的根源就在于，很多人把写作冲动当才气，把所谓的才情当成取之不尽的能源，把有限的阅历当用之不竭的写作资源。“道”是写作的“硬核”，而有“通道”“通识”硬核的写作，才是真正的写作。一以贯之墨白作品的“硬核”，是“行进在探寻未知过程中”的文化考察，是悲悯之气遍布小说的人生追问，是“用自己的话语权力建造圣洁的领地和人生的境界”的执著坚守。墨白读书随笔、创作札记中有大块儿的思想颗粒与精神结晶体。从《面对死亡》《网络时代，我们怎样做“上帝”》《做一个气质高贵的人》《生活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语言的权力》等篇目中，可看出墨白的阅读观，“阅读就是在寻找自己的无知，是一种有重量的精神运动”；可看出墨白要成为“精神贵族”的人生观；可看出墨白散文书写中思想的深度与精神的亮度。“道”的钙质，在墨白小说中聚变成无数光粒，在“裸奔的时代”，照亮“别人的房子”，透射出物质化时代无尽的“欲望与恐惧”。

如果说，“道”是散文与小说的“硬核”，那么文化就是散文和小说最坚实有力的基座。最高的写作呈现的是文化的底色，套用席勒的话“国家太小了，世界才是我们的题目”，对于有世界文学眼光的墨白而言，文学太小了，文化才是我的题目。当下，诸多散文、小说书写，最大的败笔表现在文化上。文化视野狭窄，文化认知粗陋，文化底蕴浅薄，文化精神困窘，一身文化“贫相”。文化常识匮乏，累累文化硬伤，经不起文化推敲。阅读《通往青藏高原的道路》一书，我们能感觉到年逾古稀的墨白有着异乎寻常的文化饥渴感，有着时不我待的文化探险欲，有着打通散文、小说文体相隔的急切感，在更大的文化视野中，在“处处隐藏着鲜为人知事物”的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全面地认知我们所生存的世界，认知生命的本体，并以此来校正我们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一个只有抵达青藏高原之后才能抵达的世界”。

文化兜底的散文书写，其探路行走、觅食找水般的文化探寻，是墨白为叙事赋值增能的生命践履。在“迁徙的村庄”中，探寻“那些隐藏在人类内心的秘密”；在“旅欧散记”中，发现永恒的自由“永远存在于我们的想象里，永远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再“通向青藏高原的道路”上，不是常见的“到此一游”后，匆忙兑水稀释而成的导游词，而是水乳交融同呼吸共命运般的生存体验，是潜入文化深处的打捞，是叙事理念的浴火重生。“以青藏高原为背景对人生与社会的感悟”为思考的着力点，“在拥有了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切肤的生活感受之后，怎样才能成为小说家”；在“东巴纸”制作、纳西音乐中“寻找小说的灵魂”；在东巴文的雕刻中思考“结构故事的能力”，在冰川雪山中，感悟“艺术的真实性”；在“天果洛、地果洛”中，体悟人类生存的内涵；在考察《格萨尔》的传播中，发现藏地“史诗”书写的文化路径；在经筒的转动中，思索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在“三江源的野生动物”群落中，“想通过一颗野草来感受生命的过程，通过一只飞鸟来感受精神的飞翔”。在文化探寻的无限铺展中，墨白的写作触角伸展到了文化的缝隙中，小说与散文，生命与世界，“花非花，雾非雾”，混沌一片，苍茫无限。

■原载《郑州师范教育》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