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与意义

不知道你有没有同感，现代人好像陷入了一种普遍的精神危机。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大家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但精神追求却随之变得严重匮乏，大家陷入了时代的骚动中，再也找不到永恒的愉悦。每个人的不安仿佛飘在空中，一阵风来就能吹得七零八落。大家都更忙了，但不知道自己在忙些什么，为什么而忙，我们翻箱倒柜，想要把丢失了的意义感找回来。弗兰克尔为我们提供了找寻生命意义的三种途径：工作、爱以及克服困难。分别代表了三种价值的来源：创造、经验以及态度。

第一是工作，是创造或从事某种工作。在追求工作成果的努力中获取意义感。工作的价值在于践行使命，不该被降格为养家糊口，更不能被视为苟延残喘和苟且偷生。富兰克林说“有的人25岁就死了，但75岁才埋”，很多人的躯体活得滋润，但灵魂早已寿终正寝，丧失了精神追求。弗兰克尔在奥斯威辛的经历，也许可以启发我们重新看待工作的意义。在奥斯威辛，不少人因为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而主动去碰带电的铁丝网，选择自杀。这被称为铁丝网综合征。但随后不久，囚徒们会经历两个阶段的心理变化。第一阶段，囚徒们不再惧怕死亡。他们连毒气室都不怕了。

在第一阶段，大家还不忍目睹别人被罚示众，但进入心理反应的第二阶段之后，囚徒们的眼睛将不再躲避这一切。由于情感已经麻木，他们看到什么都只会呆呆地站着不动。冷漠、迟钝，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是囚徒第二阶段心理反应的表现，这些症状最终会使他们对每天每时频繁发生的酷刑折磨无动于衷。正是由于这种冷漠外壳的包裹，囚徒们才能真正地保护自己。在让我们有囚徒感的地方，我们就是会麻木冷漠。这才是真正的囚徒困境，真正的囚徒困境并不是两难选择，而是你根本没有选择。

前些年有个说法，叫作“困在算法里的人”，说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劳动者的一种困境。困在算法里的人，也像犯人一样，成了名副其实的号码，一个“号码”的死活无关紧要，号码所代表的犯人的生命更无所谓。在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处境当然更加极端，一个人的命运、经历、名字全都失去了意义。苟活成了最高追求。他们显得麻木，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弗兰克尔说：我们丧失了一种本能。有时人甚至连自己想做什么都不知道。他要么去做别人所做的事，去随大流，要么去做别人希望他做的事，投入威权的怀抱。这时，最痛的不是肉体，而是不公正和不可理喻对心理造成的伤害。集中营的犯人害怕做决定，也不敢采取任何主动行为。

有位心理学家说过，集中营生活是一种“临时的存在”。弗兰克尔补充了几个字，那是“未知期限的临时存在”。看不到“临时的存在”何时结束的人，也不可能去追求生活的终极目标。大家似乎要等待糟糕的现状过去才能展开正常追求，他们不再能像正常人那样为了将来而生存，也不可能确定什么目标。内在生命的结构改变了，我们所知道的堕落迹象就开始了。在时间上，人会痛切地感受到集中营生活的遥遥无期；在空间上，则是监狱活动范围的逼仄。铁丝网外面的一切都那么遥不可及。如今的不少人都有一点职场囚徒或者社会囚徒的心态。工业化社会需要大量的螺丝钉岗位，我们只需要在指定位置发挥指定的价值，换了谁去都可以。现在我们进入了智能时代，需要重新审视工作的价值。一个人能够发挥天赋和潜能，在独有的位置发挥不可替代的独有价值，可能会是未来的趋势。

做一个喜欢的工作，过去是奢望，未来却可能是必须。现在有不少人会把生活和工作放在对立面，觉得自己被工作囚禁，快乐都在工作之外。工作中那种并不放松和自由的状态带给人的感受的确令人难以享受。不过弗兰克尔说：自由只是故事的一半，真理的一面。自由是人的生命消极的一面，而其积极的一面就是责任。实际上，如果人不能负责任地生活，那自由会堕落为放任。美国东海岸有自由女神像，应该在西海岸配一座责任女神像。“人是负责任的，应当实现自己生命的潜在意义”。他还说，在奥斯威辛，知道自己生命中还有某项使命没有完成的人，更能够活下来。我们应该关注自己的现状与未来之间的差距，我们有责任去创造自己的良好生活。

所以，与其在工作之外寻找良好生活，我们不如直接找到一个良好的工作。如果上班做的是喜欢的事，下班做的还是喜欢的事，这不是双倍快乐吗？还完全不需要用生活中难得的放松休息去疗愈工作带来的创伤。良好工作就是良好生活。弗兰克尔说，选择去做一件“为了某事或者他人的事，或者献身于某种事业或所爱的人”，我们更容易通往有意义的生活。尼采说：“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