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裕华镇的夜空，被三道尖啸撕裂了。
三颗红色的信号弹，拖着凄厉而绝望的尾焰，奋力窜上云霄，在墨色的天幕上炸开三团惨白的光团。
那光亮转瞬即逝，像极了一个濒死者在最后时刻惊恐瞪大的瞳孔，短暂地照亮了地面上无边的黑暗，随即又被黑暗无情地吞噬。
据点的炮楼里，日军小队长佐藤的指节因为紧攥着发烫的信号枪而根根泛白。
他透过望远镜，死死盯着远方。
成片成片的芦苇荡在夜风中如波浪般起伏，每一道阴影，每一处摇曳，在他眼中都仿佛藏着无数黑洞洞的枪口，随时会喷射出死亡的火焰。
电话线早已被无声地铰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化为乌有。
这转瞬即逝的信号弹光焰，成了据点里三百多号人唯一的求生希望。
佐藤一遍又一遍地发射着，心中却在不断下沉。
他不知道，这些承载着他全部希望的绝望信号，此刻正为十公里外芦苇丛深处的新四军，指明着最精确的打击坐标。
在一处被芦苇和水柳严密伪装起来的临时指挥所里，新四军六团团长黄烽，正用粗糙的指腹，轻轻摩挲着地图上“裕华”那两个印刷的汉字。
信号弹的光芒透过伪装网的缝隙，在他坚毅的脸庞上投下忽明忽暗的光影。
他抬起头，望向信号弹升起的天空，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对身边的参谋轻声说道：“鱼，被关在鱼篓里太久，快要不顾一切地跳出来了。”
01
1912年，湖北麻城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降生了一个男婴，父母给他取名王必成。
在那个年代，谁也无法想象，这个成日赤着脚在田埂上奔跑、泥水里打滚的穷孩子，日后会成为令日寇闻之色变的“王老虎”。
他的命运，从17岁那年发生了彻底的改变。
1929年，王必成攥着一把砍柴用的柴刀，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红军队伍。
从此，这个农家子弟的身体里仿佛注入了钢铁。
长征路上，他背着重伤的战友一步一挪地翻越雪山，草鞋磨烂了，就用布条裹着脚继续走。
惨烈的战斗中，一颗子弹从背后射入，打穿了他的右肩胛骨，他却仿佛不知道疼痛，依然怒吼着带队向前冲锋。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必成调任新四军，这只猛虎从此便在江南水乡大显神威。
他历任第一支队二团参谋长、团长。
在著名的韦岗伏击战中，他亲率部队，在一处险要地段设伏，一举击毁日军军用汽车五辆，毙伤日军少佐在内的数十人。
那一战缴获的一面完整的日军军旗，至今仍作为国家一级文物，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无声地诉说着那段光辉岁月。
到了1943年，日寇对苏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清乡”、“扫荡”，妄图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彻底消灭新四军的有生力量。
正是在这次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中，王必成结合江南水网纵横的地理特点，创造出了一套令日军头疼不已的“梅花桩战术”。
他将整支部队化整为零，以班排为单位，像一朵梅花的五片花瓣一样，分散驻扎在广阔的水网地带。
日军大部队前来“扫荡”，他们就化作无数根钉子，隐蔽在芦苇荡、村庄里，让敌人屡屡扑空；当日军分兵清剿，他们又像铁屑被磁石吸引一般，迅速集结成一个拳头，抓住机会猛地敲掉敌人薄弱的一路。
时而袭扰，时而集结，时分时合，变幻莫测。
部下的战士们都说，王司令的地图是活的，印在他的脑子里，他能准确地说出防区内每一条河道的深浅、宽度，能闭着眼睛画出每一片芦苇荡的走向和大小。
当这次拔掉裕华镇这颗钉子的攻坚战命令下达时，这位刚刚度过而立之年的新四军悍将，正患着严重的疟疾，发起高烧来浑身筛糠般地抖动。
警卫员端来汤药，他却一把夺过药瓶，狠狠地砸在指挥部的桌子上，药汁四溅。
他扶着桌子，用沙哑但充满力量的声音对所有干部吼道：“区区一个裕华据点，久攻不下，这是我们一纵的耻辱！不拿下裕华，我王必成誓不还师！”
02
裕华据点，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它的围墙，是用糯米汁混合三合土，再夹杂着大块的砖石砌成的，异常坚固。
三米多高的墙头上，密密麻麻地架设着九挺歪把子机枪，黑洞洞的枪口如同毒蛇的眼睛，俯瞰着墙外的一切。
墙内，驻守着日军一个装备精良的加强小队，和两个中队的伪军，总兵力三百余人，由日军小队长佐藤统一指挥。
15日黄昏，当新四军六团的包围圈如同渔网般悄然合拢时，伪军中队长张海生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和几个亲信掷骰子赌钱。
屋里烟雾缭绕，桌上的大洋还沾着昨晚从镇上百姓家里抢来的菜油渍。
突然，门被猛地撞开，一名负责警戒的伪军哨兵连滚带爬地闯了进来，脸上毫无血色，指着外面结结巴巴地喊：“队……队长！不好了！外面……外面全是新四军！”
“哐当”一声，张海生手里的两颗象牙骰子应声掉在地上。
“电话线断了！”通信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如同敲响的丧钟，让据点里的气氛瞬间降到了冰点。
张海生一屁股瘫坐在太师椅上，绝望地看着前来巡视的日军翻译官，用锃亮的军靴，狠狠碾过满地的烟头和瓜子壳。
恐慌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据点里的粮食和弹药储备，是按照日军的常规标准配备的，最多只能维持三天。
而饮水，则成了更致命的问题。
据点里唯一的一口水井，就在昨天，被新四军潜伏的狙击手用冷枪打坏了抽水机。
现在，士兵们只能用吊桶一点点地取水，每取一桶水，都可能要付出一两条人命的代价。
但比饥渴更可怕的，是死一般的寂静。
按照惯例，往常这个时候，从十公里外的大中集据点开来的补给船，应该已经呜呜地鸣着汽笛出现在河道上了。
然而此刻，河面上除了风刮过枯萎树梢的呜咽声，什么也听不到。
那条维系着他们生命的补给线，显然已经被切断了。
佐藤把指挥刀的刀柄往地上一顿，震得地面嗡嗡发颤，他厉声对部下呵斥道：“慌什么！继续发射信号弹！告诉大中集的松井联队长，我们还能坚守！大日本皇军的援军，天亮就到！”他的声音很大，但掩饰不住其中的颤抖和绝望。
03
十公里外，大中集日军指挥部里，煤油灯的灯苗被窗缝里钻进来的风吹得摇曳不定，映照着三张同样焦虑的脸。
日军联队长松井中佐，捏着刚刚从电报机上撕下的电文，枯瘦的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在微微颤抖。
电文是半小时前从南京总指挥部转发来的，内容很简单，是航空兵在高空侦察时记录的裕华据点信号弹坐标，最后附上了一句冰冷的命令：“裕华危在旦夕，速派兵解围。”
这六个字，像烧红的烙铁，刺得松井眼睛生疼。
窗外，裕华镇的方向，那该死的红色信号弹又一次升空，每隔半小时就亮一次，像一道催命符，一下一下地敲打着他的神经。
“夜间出动？”松井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猛地把头上的军帽抓下来，狠狠摔在桌上。
他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三个月前那恐怖的一幕。
当时，一支奉命夜间巡逻的皇军小队，同样是在这片该死的芦苇荡里，被神出鬼没的新四军引入了一片沼泽地。
部队在黑夜里失去了方向，无线电也中断了，最终，整支小队三十多人，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
直到一个星期后，搜索队才在沼泽边缘，找到了五顶漂浮在水面、带着弹孔和血污的钢盔。
伪军保安司令李大头，此刻正缩着脖子，在一旁不停地搓着手，脸上挤出谄媚又惊恐的笑容：“松井太君，这……这天太黑了，新四军的芦苇荡里跟迷宫一样，都说藏着鬼呐！咱们的士兵不熟悉地形，万一……万一中了埋伏……不如，不如等天亮再说？”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松井“噌”地一声拔出的指挥刀逼住了喉咙，冰冷的刀锋让他瞬间噤声。
但李大头眼中那份发自内心的恐惧，却也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松井。
理智告诉他，必须立刻救援。
但对黑暗和未知地形的恐惧，最终还是占了上风。
松井缓缓收回指挥刀，在房间里烦躁地踱步许久，最终下达了一个经过妥协的命令：“命令部队，集结待命！拂晓出击，水陆并进，一举击溃匪军，救出裕华守军！”
这个决定，让一旁的日军参谋官小林暗暗地松了一口气。
他在当晚的日记里，用娟秀的字迹这样写道：“夜色如无底的深渊，充满了未知的恐怖，谁也不敢第一个把脚迈进去。”
04
与大中集指挥部里的焦虑和恐惧截然不同，新四军六团的作战室里，此刻却是一片紧张而有序的繁忙景象。
团长黄烽正俯在简陋的地图上，用一支红蓝铅笔不停地圈点勾画。
在他的墙角，整齐地堆放着三十多个长短不一的竹筒，每个竹筒上都贴着纸条，写着地名和数字，里面装满了从各处河道里采集来的河泥样本。
“团长，这是第三批勘察结果，”一名年轻的作战参谋指着地图上那些被标记了不同颜色的河道，汇报道，“根据各段河床的土质和水流速度，我们计算出，明坝的坝体要露出水面半尺左右，既能阻挡船只，又容易被敌人发现，起到迷惑作用。
而暗坝的坝顶，必须精确控制在水面以下三尺，这个深度，刚好能卡住日军汽艇的螺旋桨，又不易被察觉。”
这些精确到“尺”的数据，背后是三百多名当地民兵和军分区工兵队员们数个日夜的艰苦努力。
他们化整为零，划着小渔船，在日军的眼皮子底下，用最原始的竹篙和绳索，一寸一寸地测量着河道的深度。
有个叫二柱子的民兵少年，在夜里下水摸索水深时，大腿被水里的毒蛇咬伤，他竟用布条勒紧伤口，硬是撑着把测量数据交到部队联络员手里，才一头栽倒晕了过去。
堤坝的设计，更是藏着人民战争的大学问。
在一些伪军可能绕行的小岔河里，民兵们用淤泥和木桩筑起了仅能容纳一条小船勉强通过的“交通坝”，表面上看起来杂乱无章，布满了枯枝和水草，实则构成了一个进得来、出不去的迷宫般的防御体系。
而最关键的“堵塞坝”，则被巧妙地选择在了几处水流湍急的河道转弯处。
战士们将缴获来的大油桶里装满石块，沉入河底，再用巨大的渔网罩住，上面覆盖一层厚厚的水草进行伪装，从水面上看，与普通的水草荡毫无区别。
当黄烽在战前动员会上，举起一张亲手绘制的堤坝分布图时，台下那些大多出身农民的战士们，眼中都露出了会意的光芒。
他们发现，地图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红色线条，像极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家乡田埂的模样。
05
16日，凌晨四点。
天色仍是一片浓重的墨蓝。
大中集的码头上，沉寂被一阵剧烈的轰鸣声打破。
三艘日军汽艇的引擎突然发动，像三只银色的梭子，划破了平静的水面，在船尾留下了两道白色的浪花，朝着裕华镇的方向疾驰而去。
在它们后面，还跟着由三十多艘大小木船组成的船队，上面挤满了荷枪实弹的伪军步兵。
陆路方面，一个日军小队和两个伪军连也已经悄然出发，军马的蹄子踏在冰冷的冻土上，发出沉闷的“嗒嗒”声，惊飞了芦苇丛中正在酣睡的水鸟。
远在十公里外的裕华炮楼里，一直用望远镜监视着水面的佐藤，在看到远方河道上出现的微弱灯光时，激动得差点从瞭望口上跌下去。
他声嘶力竭地命令手下的士兵们齐声呐喊，试图用这种方式，给远道而来的援军壮胆，也给自己打气。
但这一切，都在新四军六团的掌控之中。
在名为“七里半”的一大片青纱帐里，伏击部队早已潜伏就位。
刚满18岁的新兵班长李铁柱，正小心翼翼地用一根布条，将刺刀的刀柄和步枪的枪管缠得更紧一些，以防在接下来的白刃战中脱手。
他的左臂上，还缠着不久前反“扫荡”时留下的白色绷带。
他身边的机枪手老郑，是全团有名的神射手，此刻正不急不缓地将一排黄澄澄的子弹，一颗一颗地压入弹链。
这些子弹的铜壳上还带着些许锈迹，是群众从河底的淤泥里摸出来，送到部队手里的宝贝。
“记住，把伪军那帮软骨头放过去，等他们走过前面那片坟地再打，” 黄烽沉稳而清晰的声音，从电台的听筒里传来，“把小鬼子那一个中队放进我们的口袋里，再关门打狗。”
当东方天际的第一缕鱼肚白，反射在日军汽艇冰冷的铁皮上时，李铁柱突然觉得，自己手心里渗出的冷汗，瞬间被凌晨的寒风冻成了冰。
就在这时，一名负责在高处监视河道情况的战士，突然连滚带爬地从土坡上滑了下来，他甚至忘记了军事条例，脸色煞白地直接冲到黄烽面前，结结巴巴地报告：“团长，发现日军的秘密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