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第三十九军副政委李军：张鼎丞司令介绍我入党

原第三十九军副政委李军

张鼎丞同志介绍我入党

李 军

在人的一生中，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事情。张鼎丞同志介绍我入党，尤其是入党前他和我的一次谈话，虽然至今已快五十年了，但仍记忆犹新。他那严肃、坦率、深入浅出的教诲经常在我耳边回响。

我是江苏省仪征县人，参加革命前是一个青年学生，和很多青年一样，有着美妙的幻想和热烈的追求。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霸占了我东北三省，并且叫嚣要把侵略魔爪伸向全中国。为救国救民而战，便成了我们青年学生的共同心愿。然而，蒋介石却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这自然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表面上接受抗日主张，骨子里仍然盘算着如何消灭共产党。国民党当局的一些政客，也和蒋介石一样，表面上假惺惺地喊着抗日口号，内心里却处心积虑地盘算着如何和共产党兜圈子，以迷惑视听。

那时，我正在南京师范学校（简称市师）读书，当时学校里很复杂，教师队伍中什么人都有：有老国民党员、复兴社社员、CC派成员、国家主义派成员，当然也有我们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派别那么多，实际上也不过分为两方。一方是以国民党反动派为首，宣扬什么“读书便是救国，救国便是读书”，妄图把青年学生引向只埋头读书，不问国家大事的歧途。他们组织了一个“心理研究会”，干着麻痹青年人的勾当，妄图扑灭青年人心中燃起的抗战火焰。一方是以中国共产党为首，宣传“抗日救国“，鼓励学生参加抗日斗争。我们的级任老师李挺之同志在进步师生中组织了“文艺座谈会”，与那个“心理研究会”针锋相对，发出了“只有抵抗才能救国”的吼声。许多同学纷纷要求上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双方争论非常激烈，有时闹得连课也上不了。

我自幼爱好文学，读初中时，参加过进步同学组织的“文艺研究会”，看了不少进步书刊，读得较多的是鲁迅、茅盾的著作。因此，市师的“文艺座谈会”一成立，我便参加了。李挺之老师通过研讨文艺方面的问题，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提出我们青年人肩负的历史重任，对我的教育和启发非常大，使我深深认识到，中国要强盛，民族要生存，就必须走共产党所指引的道路。于是，我暗下决心：投奔八路军，到抗日前线去。

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致使祖国的锦绣河山大片大片地丧失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南京也面临着失陷的危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国民党政府被迫由南京迁往汉口。不甘当亡国奴的南京师范学校的热血青年，在先进思想和进步同学的指引下，纷纷告别父老乡亲来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要求参加八路军。我是十二月七日抵达汉口的，十二月九日参加了汉口青年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两周年的示威游行，当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把我们安排在日租界的一个学校里住下，并让我们到东北救亡总会办的救亡训练班学习。当时参加学习的共五六十人，每天上课，讲抗日形势、战略战术、如何做宣传工作和群众工作等。学习了一个星期，救亡训练班就决定把我们送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办的学兵队学习，正式参加八路军。

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

这个学兵队的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有好几百人，编成五个队，我在四队。领导上对我们这帮学生兵很重视。讲课的都是华北局和临汾办事处的领导同志。我记得有杨尚昆、李伯钊、彭雪枫等同志，还听过朱总司令一次报告。大约学习了三个月，我们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八路军走的决心。

一九三八年三月，组织上决定我们南方籍的同志到新四军去工作。于是我们一百多人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先到武汉，然后由武汉坐船到九江，再坐火车到南昌，来到新四军军部。我被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主要是做宣传、文化工作。在南昌呆了一个来月，大约在五一之后，随军部北上。行军到安徽省南陵县的汀潭，我被调到新四军的先遣大队（司令员是粟裕）。这时我脚气感染了，走不了路。部队继续前进，我被留下治疗。一个来月后便随新四军老六团（叶飞率领的部队）继续向江南进发。八月到达宣城县的水阳，我和施恒、陈昂同志三人又被留下，编入驻守在这一带的新四军二支队。当时二支队司令员是张鼎丞同志，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邓子恢同志。我和施恒同志被分配到支队政治部民运组，施恒同志任组长，我是工作员。张鼎丞同志分管民运工作，于是我认识了他。他中等个儿，处事沉着、稳重，话不多，也不爱开玩笑。他是司令员却又不像司令员，生活在同志们中间，给人一种严肃而又和蔼可亲的感觉。

不久，我便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负责培养我的是陈昂、施恒同志。他俩和我是从老六团一起来的，对我比较了解。可是由张鼎丞同志介绍我入党，却是我没有想到的。他是司令员，我是个普通干部，在工作上虽然有接触，但毕竟很少，因为工作方面的问题，我一般都是向施恒同志或向张鼎丞同志的秘书汇报和请示。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下午，我刚从水阳地区执行任务回来，张鼎丞同志的警卫员忽然跑来找我，说司令员让我到他那里去一趟。我以为有什么新的紧急任务，便急速跟随警卫员跑去。

当时支队部驻扎在狸头桥附近，张鼎丞同志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我进了他的屋，感到与往常有所不同，不像是有什么紧急任务。他首先让我坐下，待其他同志出去后对我说：“你的入党请求，组织上研究过了，决定陈昂同志和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我以一个介绍人的身份，也代表组织找你谈话。”我听到张鼎丞同志严肃而又亲切的话语，想到自己的愿望就要实现，别提有多高兴了。可是我也有点紧张，因为张鼎丞同志是司令员啊。张鼎丞同志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说：“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我感到很高兴。根据你的表现，我愿意介绍你入党。我虽然是司令员，但我们都是同志，都是为着同一个目标而奋斗的。”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

位于安徽宣州区狸桥镇的新四军二支队司令部旧址（图源网络）

张鼎丞同志接着告诉我，做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因此对党必须忠诚老实。他又再一次问了我的年龄，经历，哪里人，家庭什么成份，家中都有些什么人，都是干什么的，亲戚朋友有哪些，在哪里，干什么，与我的关系密切不密切，还问我什么是共产主义，为什么要入党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这些至今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最使我难忘的是他问了一个我答不上来的问题，对我教育很深。他问：

“你知道什么是孟什维克吗？”

“孟什维克？”我有点疑惑。

“嗯。”张鼎丞同志点了点头。

“听说过。”我说。

“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张鼎丞同志说。

在学校读书时，我从一些进步书刊中，对孟什维克略知道一星半点，但详细情况不太清楚，便答道：“听说是反对列宁的一个派别组织。”

“还有呢？”张鼎丞同志又问， “他们的主张是什么？”

“主张？”

“是的。”

我真懊悔自己学习不够，知道的太少，不知该怎样回答。但是想到张鼎丞同志说的对党要忠诚老实时，便说：“我只知道他们反对列宁，别的就不知道了。”我以为张鼎丞同志一定会批评我。然而张鼎丞同志微微笑了笑，说：

“这个问题很重要，做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弄明白。”

“是。”我说。

接着，张鼎丞同志讲述了什么是孟什维克，它和布尔什维克有什么不同。原来，孟什维克是俄国党内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他们疯狂地反对列宁的主张，鼓吹党无须有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纪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制定党纲党章时，这些人反对把无产阶级专政列入党纲，鼓吹无论什么人不需要履行任何手续都可以自行入党，都可以不参加党的任何组织，不服从党的纪律。他们的荒谬主张遭到大会的抨击。在选举中央机关成员时，他们获得很少选票，成为少数派，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获得多数选票，成为多数派。在俄语里孟什维克是少数派的意思，布尔什维克是多数派的意思。因此，以后就把那一帮人叫做孟什维克；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称为布尔什维克。后来孟什维克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开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俄国二月革命后参加了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十月革命后完全堕落为无产阶级的凶恶敌人。张鼎丞同志说： “做一个共产党员就要当布尔什维克，绝不能当孟什维克。到任何时候都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不搞阴谋，不搞宗派活动，坚决执行党的决定，遵守党的纪律，希望你能做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谈话大约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十月的江南，秋色正浓，从张鼎丞同志屋里出来，金黄色的稻浪迎面扑来，沐浴着温暖的夕阳，心里格外舒坦，两三天后我填了表，不久即被正式批准为中共候补党员。

张鼎丞同志同我的这次谈话，我永生难忘，因它使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列主义教育。在后来的革命征途中，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不论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的时期，还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的日子里，“做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始终是我的坚定信念，它一直激励着我勇往直前。（安林庭 整理）（选自石瑛等著《江淮烽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