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嘲笑中国的无神论，英国教授：你们嘲笑，是因为你们看不懂

西方的舆论场里少不了一个话题：中国人没有信仰。

他们拿着一份民调数据振振有词——全球信仰宗教的国家里，中国排名最低，大陆地区只有7%的人信教，60%的人自称无神论者。

在他们看来，没有宗教信仰就等于没有敬畏之心，甚至暗讽中国人道德低下。

但剑桥大学的马丁・雅克教授却站出来直言：“你们嘲笑中国的无神论，根本原因是你们看不懂中国人的信仰。”这话说得很直接，却戳中了中西认知差异的核心。

马丁・雅克

信仰

西方人总把信仰等同于宗教仪式，这本身就是一种思维定式。在他们的认知里，不信上帝、不去教堂，就等于灵魂没有归宿。

可马丁・雅克研究中国几十年后发现，中国人的信仰压根不是“神坛模式”，而是“生活模式”——它不在教堂的尖顶下，而在柴米油盐里；不在圣经的文字中，而在祖孙相传的老话里。

西方人遇到难题，习惯双手合十祈祷“上帝保佑”，把希望寄托在看不见的神灵身上；中国人遇到坎儿，嘴边常说的是“人定胜天”，骨子里认的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就像洪水来袭时，西方神话里人们等着神谕造方舟避难，而中国故事里大禹带着人凿山开河，用“疏川导滞”的实干治水。

一个等神救，一个自己干，两种态度背后，是对“信仰对象”的根本分歧：西方人信神，中国人信人。

中国人信的“人”，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清明节全家去扫墓，不只是烧点纸钱那么简单。

老人会指着墓碑告诉孩子：“这是你太爷爷，当年他靠手艺撑起了整个家，做人就得像他那样实在。”这种仪式藏着对祖先的敬畏，更藏着“子承父志”的期待。

祖宗的德行成了无形的约束，“不能给祖宗丢脸”这句话，比任何宗教戒律都管用。

就像端午节包粽子、赛龙舟，纪念的是屈原“宁死不屈”的爱国心；春节贴春联、守岁，盼的是“家和万事兴”的团圆。这些习俗代代相传，把忠义、孝道、团圆这些信念刻进了民族的基因里。

西方靠宗教教义和法律条文约束行为，中国人靠的是“道德自律”。“积德行善”“善有善报”这些老话，不是随便说说的顺口溜，而是长辈教育晚辈的“必修课”。

孩子犯错时，父母不会说“上帝会惩罚你”，而是讲“做人要讲良心，不然别人戳脊梁骨”。这种从家庭里生长出来的自律，比每周去教堂听一次讲道更深入人心。

从这个角度看，马丁・雅克说，西方人的信仰在教堂，中国人的信仰在生活，这话一点不假。

从不信“躺平”

要理解中国人的信仰，得先看看东西方神话里藏着的文化密码。西方神话里的神，大多自带“特权”。

宙斯荒淫暴虐，却能稳坐神座；上帝不高兴了，就用洪水惩罚人类，而人类只能乖乖祈祷赎罪。可中国神话里的神，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而是“实干出来的榜样”。

宙斯雕塑

女娲补天不是因为她天生是神，而是她看到天塌地陷、百姓受苦，主动炼五色石补好天空；神农尝百草不是为了自己成仙，而是为了帮百姓找到治病的草药，最后因尝毒草去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靠的不是神力，而是“改堵为疏”的智慧和“公天下”的责任。

这些被中国人尊为神的人，共同点都是“为人间做事”。

神农尝百草

中国人对神经常是处于“务实态度”。庙里的神要是“灵验”，香火自然旺盛；要是连着几年“没动静”，老百姓可能就会改奉其他神。

就像西方传教士早年带着圣经来中国时发现的：要是教会停止发救济粮，信教的人就少了一大半。

这在西方人看来是“信仰不虔诚”，可在中国人眼里，神就是要对人负责，这彻底打破了西方“人必须服从神”的思维定式。

马丁・雅克说，西方宗教总教人们“如何祈求神恩”，可中国祖先留下的智慧是“如何靠自己活下去”，这两种信仰的方向，从根上就不一样。

跨越千年

西方人总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所以没有凝聚力。可他们没看到，中国人靠另一种方式，把文明的火种传了五千年——那就是“祖先崇拜”和“家国一体”的信仰。

“孝”字的甲骨文写法很有意思，上面是“老”，下面是“子”，意思是子女要承接父母的志向。

“孝”甲骨文

清明节扫墓时，长辈会给孩子讲家族历史：“你爷爷当年在战场上没丢过脸，你爸爸做生意从没坑过人，咱们家的人走到哪儿都要挺直腰杆。”

这种家族荣誉感，比任何宗教教义都能激发人的责任感。一个人要是做了坏事，不仅自己抬不起头，连祖宗都会被人戳骂，这种“怕给家族丢脸”的心理，成了最有效的道德约束。

这种家族信仰慢慢扩展成了“家国情怀”。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中国人把对家族的责任延伸到了对国家的担当。

大禹治水不是为了个人名声，是为了“九州安宁”；屈原投江不是为了个人解脱，是为了唤醒家国大义。这种“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的观念，让中华文明成了世界上唯一没中断的古文明。

马丁・雅克说中国是“文明型国家”，就是因为这种信仰把家族、宗族、国家拧成了一股绳，哪怕经历战乱分裂，最终总能重新凝聚。

这种信仰的力量，在制度和习俗里随处可见。汉武帝搞中央集权，不是靠宗教洗脑，而是靠“天下一家”的理念；唐代开科举选官，不是看谁信神虔诚，而是看谁有真才实学、能为百姓做事。

就连儒释道三教在中国能和平共处，也是因为它们都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佛教讲“因果报应”，最终落脚点是“做好人”；道教讲“得道升仙”，核心是“修德行善”；儒家讲“仁义礼智信”，直接规范人的日常行为。

这些思想看似不同，却都在教中国人“如何做个对家族、对社会有用的人”。

对比西方就更明显了。西方靠宗教教义维持社会秩序，不同教派之间经常打得你死我活，历史上烧死异教徒的事屡见不鲜；

而中国从来没有“宗教战争”，佛教寺庙、道教观宇、伊斯兰教清真寺能在一个村子里和平共存，逢年过节还能一起吃顿团圆饭。

这种包容不是没原则的妥协，而是信仰里的“和而不同”——只要对人有益、对社会有用，就值得尊重。这种胸怀，是靠神权维系的西方信仰很难理解的。

务实与包容

西方人总疑惑：没有宗教约束，中国人怎么保持社会秩序？他们没看到，中国人的信仰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教条”，而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智慧”，这种务实和包容，让中华文明在五千年里不断焕发生机。

中国人的信仰有多务实？西方人信上帝能拯救灵魂，可上帝不会帮他们还房贷；中国人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靠双手打拼真能从农村走进城市，从贫困过上好日子。

“积德行善”不是为了死后上天堂，是相信“帮人就是帮自己”；“家和万事兴”不是吉祥话，是无数家庭验证过的生活真理——家人和睦了，才能集中精力干事。

这种“信仰能当饭吃”的务实，让中国人很少做“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像中国人做饭，菜谱上写“一勺盐”“少许醋”，没人会较真到底是几克，凭经验和感觉就行；可西方菜谱要精确到“盐5克”“糖3克”，甚至有人做饭时旁边放天平。

这背后是两种思维：中国人相信“实践出真知”，靠经验积累比死记规则更管用；西方人依赖“外在标准”，觉得没有精确规则就会出错。

这种差异延伸到社会治理上，就是中国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力量办大事，而西方常因规则僵化陷入扯皮——这就是务实信仰带来的效率优势。

包容则让这种信仰更有韧性。中国历史上，佛教从印度传来，慢慢和本土文化融合成“中国佛教”；伊斯兰教传入后，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

现在的中国，信教的和不信教的能做邻居，不同宗教的信徒能一起参加社区活动。这种包容不是“没原则的退让”，而是相信“各种信仰只要劝人向善，就有存在的价值”。

反观西方，无神论者在美国的信任度甚至比强奸犯还低，不同教派之间至今矛盾不断，这种狭隘让他们很难理解：没有统一宗教，社会怎么可能和谐？

马丁・雅克在《大国雄心》里说，中国不是普通的民族国家，是“文明型国家”。这个判断很准——中国人的信仰，本质上是五千年文明积累的“生存智慧”。

从夏历指导农民耕种，到周礼规范社会秩序，再到现代的“一带一路”和平发展，中国人信的从来不是“某个神”，而是“能让生活变好的道理”，信的是“自己的努力”“祖先的智慧”“集体的力量”。

这种信仰，不需要教堂的穹顶，却能在除夕夜的团圆饭里看见；不需要牧师的讲道，却能在长辈“做人要实在”的叮嘱里听见；不需要圣经的文字，却能在“家国平安”的期盼里感受到。

它或许不显眼，却支撑着中华民族走过战乱、饥荒、灾难，一步步走向强大。

所以当西方人嘲笑中国的无神论时，马丁・雅克才会说他们“看不懂”。因为他们站在宗教信仰的框架里，永远理解不了：有一种信仰，不用跪拜神坛，却能在烟火人间里扎下深根；不用神的保佑，却能靠人的力量，让文明薪火相传。

这种信仰，或许不被西方理解，但它实实在在地让中国在五千年里活了下来，并且活得越来越好——这就是中国信仰最硬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