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 | 他和她，曾出生入死送情报；也相依相知为史学，丈夫终成大家！

今天（7月22日），“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创新与发展暨纪念魏宏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隆重举行，全国各地八十余名学者聚集一堂，缅怀先生，探讨学术。

魏宏运先生曾经是出生入死的中共地下党员，后来致力于于我国历史学科建设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在孙中山研究、周恩来研究、中共党史等领域有杰出贡献，是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奠基人之一。

昨日（7月21日），是魏宏运先生辞世四周年的纪念日，也是夫人王黎先生追随魏先生而去的头七之日。两位先生的人生轨迹，是壮阔时代洪流中一曲深沉的回响：

他们是烽火硝烟里的革命伴侣，亦是宁静书斋中的学术知己，相濡以沫，以史为志。其生命长卷，将家国情怀与学术精诚、革命激情与家庭温暖，如经纬般交织璀璨。斯人虽逝，其道德文章、风骨深情，格外动人。

魏宏运（摄于2014年9月先生九十诞辰纪念会）

魏宏运1925年1月出生于陕西。1948年秋天，魏宏运由北京辅仁大学申请转学至国立南开大学读书。在插班考试中，魏宏运别出心裁，用英文作答试卷，如此功底让老师刮目相看，他被成功录取。

在南开，他不仅学习出色，还作为地下党员出生入死，和同志们巧妙地将袁木等70位爱国进步人士送到解放区，还和当时只是朋友的王黎送出了天津城防火力点情报。彼时王黎正在北平读书，魏宏运找到她，并让她装扮成了富家小姐，携带情报出城。

1951年从南开大学毕业后，魏宏运留校任教，从此再未离开过这座学府。

下面，我们通过魏宏运先生的学生——邓丽兰博士的两篇短文，缅怀这对革命伴侣、学术知己以生命丈量历史的点点滴滴：

师道如光 微以致远

南开园里大中路的树木黄了又绿，西南村的菜市场课余时分依然热闹。每当我走过这些熟悉的场所，恍惚间常不自觉地放慢脚步，仿佛还能看见魏先生走向主楼的身影。先生已逝，但他的教学风范与治学精神，如同不灭的灯火，照亮了我的学术之路。

初上讲台，魏先生就去替我站台。记得当时同教研室的同事或在外求学或出国，我没有办完留校手续就开始无薪水上课啦。自己虽认真备课，但效果并不理想。同学们不适应我的川普口音，抱怨我语速太快，笔记难记。魏先生向我介绍他的上课经验，并亲自去我的课堂上向同学解释说，我的普通话也是有陕西口音的，同学们以后要跟五湖四海的学者打交道，建议大家适应一下邓老师的“川普”。同学们一看德高望重的魏老先生亲临现场给邓老师撑腰站台，好像一下子就变乖懂事啦，还有同学留纸条鼓励我成为优秀的大学老师。当然，我也开始注意控制语速，并尽量争取说普通话标准一些。

魏先生的课堂是一场有趣的旅程。他从不照本宣科，而是带着几张小卡片，将厚重的史料与独到的见解融会贯通，信手拈来。记得他讲有关抗日根据地历史的讲座时，设疑问、抖包袱，课堂上不时有会心的笑声。魏先生这种善于用“小花絮”打破历史时空壁垒的技巧，我归纳为“细节教学法”。我也开始在讲课中插入一些鲜活细节，让课堂尽量活化。我在讲授“西方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一门公选课时，用马克思评价英国对印度殖民统治的原话，激发同学去思考。当讲到电报如何影响中西经济贸易成本变动、上海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因不同的殖民管理者而呈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与就业方式时，同学们听得很专注。同学们眼中闪烁的智慧之光，让我看到了魏先生“细节教学法”的生命力。

在博士生课堂上，魏先生喜欢让博士们围绕某个主题展开讨论。如果谁缺席次数多了，魏先生会询问“失踪”的理由。所以大家都积极参与，比一般课堂还准时一些。有的奇谈怪论会引发哄堂大笑，有的妙思高见会引人进一步思索。这种思想火花，让魏门弟子们理解了求同存异、思想自由的意趣。在学校对教学内容与课堂进度要求日趋严格时，我也会明确在教学大纲里写出课堂讨论的课时，以合规的方式在课堂上留给同学展示的时间。记得一个中亚国家的女同学也在我的课堂上站起来发言说，她的祖国的“抢婚”习惯，不是所谓的民族性风俗，而是其国家的政府治理，还缺乏现代性。不同国籍的同学，在同一课堂上，思考着各国现代化道路的共同性和民族文化存留，在课堂交流中理解文化差异性，跨越文化误读。

魏先生特别重视华北农村社会调查，并出版了一系列重要的系列资料汇编。我也依葫芦画瓢，围绕教学内容，开展过若干社会调查。记得我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后，南开学子组织了抗议活动。我组织选课同学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交大学生的美国观”的问卷调查和访谈。当时，有关心我的老师觉得我应该潜心于纯学术研究，搞这种调查学术含量低。也有老师觉得这类调查涉及国家机密，不应由普通教师和一群学生开展调查。我请教魏先生时，魏先生说，调查还是有必要的，这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魏先生曾作为中国高等教育代表团成员首批出访美国，还以富布莱特学者的身份在美国高校任教。这次调查，魏先生推荐我去采访了杨生茂、冯承柏先生。调查还得到李剑鸣老师的帮助，李老师帮助联系了从事美国史研究的多位学者。我和同学们在全国收集了上千份问卷，也做了上百份口述访谈。同学们认知美国的几个关键词是电脑网络、帝国主义、好莱坞。同学们对美国引领互联网的兴起印象深刻。记得世界史班长裴滨峰同学为这次调查做了大量组织工作，调查的结果也成书出版。多年后，我偶然浏览到一位叫裴滨峰的年轻人成为淘宝教育的创始人。凭直觉，他是那位帮助组织大学生美国观调查的世界史班长。家里经济宽裕些后，我又开始带着选课同学游览天津意风区、五大道民园广场、解放北路，参观梁启超故居饮冰室、曹禺故居、天津金融博物馆，领略中西文化交汇于天津的细节。

上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尚未普及，学术信息的传播主要依靠书信往来与会议交流。魏先生每次参加完学术会议归来，总要专门拿出时间，详细介绍学界最新争论与未刊研究成果。他讲港台学者和大陆学者、中日学者之间对诸如土地革命、南京大屠杀问题的不同观点，让我们学习如何把握坚持正确立场与求同存异的平衡。这种学术分享，使我意识到学术讨论是可以既不伤和气，也不失原则的。我也在本科生、研究生课上设置“学术动态综述”环节，跟同学分享新的学术资讯。

在史料运用上，魏先生的前瞻性眼光令我叹服。上世纪九十年代，多数研究者还沉浸于中文资料时，他就开始系统查阅《津京泰晤士报》等英文报刊。天津图书馆古籍部的管理员曾向我回忆，一位卷头发的老爷爷，是唯一翻阅这份报纸的学者。不难想象，那时七十多岁的魏先生，是如何紧紧盯着那些细小的英文字母吸收史料信息。魏先生的这种对英文资料的重视，无形中又巧合了我在广东工作期间接触到一批孙中山本人收藏的外文档案的经历。因此，当我的博士论文选择外文报刊与美国外交文件集研究国民革命时期的美国在华外侨时，魏先生肯定了这种探索，相关论文发表在了《近代史研究》。当然，我看到后来的研究者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洋行、教会档案时，也明白这类课题的史料条件现在才更成熟。而当我在上海档案馆发现租界缩微胶卷中的“牛兰案”记录时，决定一位英文较好的女同学以此作为硕士论文选题。记得我俩连续工作两周，每天誊抄缩微胶卷上的文件，眼睛被高强度阅读累涩啦。但当我们发现这些档案与中文报道间的微妙差异时，那种豁然开朗的喜悦至今难忘。魏先生得知后叮嘱说：“外文史料贵在比对，要像侦探拼图一样还原多语境下的历史真相。”这句话成为我处理跨国史料的黄金准则。

魏先生对学生研究方向的包容与引导，展现了大家风范。因为有从刘泽华先生门下转入魏门的经历，我的学术研究方向经历了数次调整，从孙中山研究，到近代寓华外侨，再到民国政治思想史，民国时期政治制度的顶层设计，最后聚焦于城市治理与制度的实际运作。魏先生认为，学术研究不必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所以我在刘泽华先生主持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时，多次承担政治思想史方面的子项目，魏先生都积极支持，从不以“偏离师门”为由阻拦，反而建议我不要错过相关领域的经典著作。当我决定从思想史转向制度史时，魏先生建议我多翻翻国民党的《中央周刊》。这种尊重学术个性的胸襟，使我明白真正的师承不必局限于研究主题的相似，更在于方法论与学术品格的传承。面对我自己的学生，我也想起先生说过：“学问如江河，不必同源，只要最终汇入真理之海。”

魏先生晚年视力衰退，却仍坚持论文写作，用放大镜翻阅《申报》、《大公报》。在如今这个“一键检索”的时代，老人家拿放大镜读《申报》显得落后过时啦。但当有时机器也辨认不出繁体字报刊文字时，其实我偶尔也拿出放大镜对准了电脑显示屏。在生命的最后那段时光，老人家还在用别人看不懂的“天书”写作论文。那一刻我相信，学术写作就是魏先生的生命之光。这种执着已经超越职业层面，成为一种生命的存在方式。不过，魏先生退而不休，我自己倒是早早退休游山玩水。老先生如泉下有知，不知会不会收起慈爱的笑容，批评我呢？

哲人已远，音容在目。每当我面临事业生活中的困难时，都能感受到魏先生的精神在场。或许，教育的真谛正是如此：学术传灯，在交替接力中照亮人类认识自我的长路。而我有幸，曾从最温暖的那束光中，汲取过能量与温暖。

百年优雅，百载芳华

——告别师母王黎

师母王黎走了。那个总是微笑着为我们开门的身影，永远地离开了。1926年出生的她，本已虚岁百岁，可我们总觉得她还会像从前一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等着我们这些学生上门拜访。

记得师母说过自己是“哈尔滨推事的女儿”，家里住的是有廊柱的住房，使用的是有转盘的餐桌。泛黄的老照片里，年幼的师母穿着宋庆龄式的洋装，眼神清澈明亮。谁能想到，这个富家小姐后来会走上那样一条充满艰险的道路？

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是师母人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战争像一台无情的搅拌机，将无数人的命运抛向不可预知的方向。但是师母很少说起这段从东北到关内的经历。告别仪式上第一次见到师母的侄儿，才知道师母的家被强占为日本兵营，师母一家被迫举家逃难流亡。

解放战争的枪炮声中，师母与魏先生相遇了。当时，师母到北平考学投奔哥哥王迈，王迈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魏先生是王迈的好朋友，为营救朋友及关心朋友的妹妹，魏先生在北海见到了师母。这一面，注定了一段传奇情缘。

为共产党送地下情报的经历，是师母生命中危险的篇章。师母曾经叫王庆璨，后来叫王黎。我曾问过师母，为啥您有两个名字呢？师母说，从事过地下工作的人，多半不止一个名字。在白色恐怖的年代，地下工作者的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后一天。师母穿着貂皮大衣，手提烤火的炭炉，袖笼里藏着组织需要传递的情报：国民党在天津的军事布置、需要保护的国家基础设施。这些情报是魏先生委托师母向组织转交的。这锻炼了师母临危不惧的非凡心理素质。这段经历塑造了她后来面对一切困难时的从容态度——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对生活中的坎坷往往能一笑置之。她说这些时总是轻描淡写，可我想象得到，她经历了怎样的生死考验。

革命战争年代的爱情少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更多的是生死与共的承诺。他们的相识相知，是两颗赤诚之心的相互吸引，是两个热血青年在救国道路上的志同道合。这种在战火中淬炼出的情感，比和平时期的任何誓言都更为坚实。如今，这段跨越战火的爱情故事，终于画上了句号。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开始有机会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同行交流。陪伴魏先生出访国外的经历，为师母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窗。在这些交往中，师母比出身农家子的魏先生更懂得各种“外交礼仪”。她以优雅的举止、开放的思维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给外国友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位华裔女学者对我说：“师母优雅而高贵，风度迷人”。

在生活细节上，师母对魏先生饮食起居的精心护理，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魏先生有糖尿病，师母尤其注意营养与搭配。师母经常鼓励魏先生吃大盘的绿色蔬菜，我戏说魏先生“怎么成了吃草的小白兔”。师母还亲自翻阅《本草纲目》给魏先生调药。师母配的药，还让我拿给了我同样有糖尿病的父亲。我也曾经蹭饭，喝过师母家的罗宋汤和鲫鱼豆腐汤。罗宋汤里有软烂的牛肉、胡萝卜、洋葱。师母说，佐上俄罗斯列巴，会更好吃。不过，有时搭配的是魏先生喜欢的陕西白吉馍。鱼汤奶白醇香，是跟大师兄学的粤菜吃法。师母说，汤的奶白色，是豆腐和葱吊出来的。那罗宋汤和鱼汤的滋味，以后再也喝不到了。

令人感动还有是师母对学生及学生子女成长的关心。她母性的光辉照亮了魏先生的学生群体。不知有多少仰慕先生、师母的年轻人，向师母倾诉过困惑与梦想。在师母眼中，这些年轻人不仅是学术传承者，也更像自家的孩子。去年秋天，我们一家三口去探望师母。师母躺在床上，已经不太能起身。我们担心万一还有疫情，离开师母有些距离。但师母仍让我们靠近些，握着手，细细说话。师母还记得我女儿“小时候喜欢吃鱼香肉丝，喜欢去北村的报栏看报”。师母还鼓励我女儿说：“女生遇到爱情，也可以大胆、主动一些”。师母对学生及子女的关爱，其他同门也同样经历吧。这种超越血缘的师生情谊，构建了一个以学术为纽带、以品德为根基的魏门大家庭。

魏先生故去后，我们心里都暗暗担心着师母的状况，但师母撑过去了。她的日常生活主要是翻翻文学作品，看看报，听听收音机，了解一下时事新闻。这些年发生的大事情，师母都知道，有时她欣喜，有时她叹息。新冠疫情中招啦，师母也只是简单吃了点药，抹了点风油精。师母早早说过她不需要抢救，最后一段时光几乎不能进食，就这样静静地坦然离开。我想，她一定是去赴一个约定已久的约会——和魏先生在另一个世界重逢。只是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能按响那个熟悉的门铃，听到她老人家笑着说“来了来了”的应答声。

师母曾经就职于北京铁道部工委、天津历史博物馆等处。她的事业不曾彰显，但似乎她一生都站在时代的前沿。师母，您走好。记得您熬的罗宋汤、鱼汤，记得您那双永远含着笑意的眼睛。

撰文 | 邓丽兰

编 辑 | 韩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