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寸纳乾坤——皮伟扇面画品读

(文：李琰)

对于国人来讲，无论纨扇抑或折扇，皆承载着独特的文化意义。其发展经历了一个从怀袖雅物到独立画境的过程，最终以“方寸纳乾坤”的格局，确立为中国画的独立形制。

魏晋之时，团扇初现画意，王羲之题扇轶事，已成千年风雅注脚；至明代折扇风行，这方寸素绢终成画家技艺与巧思的试炼之境。沈周山水的浑厚苍茫、唐寅笔意的疏朗俊逸、任伯年花鸟的清新灵动，皆在这或圆或弧的有限天地中各展其妙，留下不朽篇章。自此，扇面彻底脱离实用桎梏，以独立的艺术品格载入丹青史册。

若论器物载道，扇骨为框，却终究框不住画魄。文人提笔点染之际，扇面已非单纯的纳凉之物，而成为心象的微缩宇宙，是精神栖居的一方天地。然而，折扇作画之难，首当其冲便在于这弧骨间的构图哲学。某种意义上说，折扇作画，确如戴镣起舞。其独特的弧形边缘与放射状扇骨，天然割裂着传统画面的平直秩序，气场易向外溢散。故而清人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慨叹：“摺痕如界”，一语道尽构图之艰涩。画家须怀“纳须弥于芥子”之大智慧，将胸中丘壑、笔下花鸟，驯服于扇骨形成的独特韵律之中——这绝非仅是笔墨技艺的比拼，实乃一场关乎空间哲思与视觉平衡的深刻较量。

皮伟爱画扇，尤爱折扇工笔，这俨然是用画笔与这方寸载体，进行着一场跨越千年的艺术对话。其构图之妙，在于擅取宋人法度森严的严谨骨架，却常以元人崇尚的虚空留白来破局，于规矩中求新变。如其画作《映日荷花别样红》，硕大饱满的莲叶自扇缘斜逸而出，几有破“框”之势，而莲蓬谦卑低垂的姿态，与盛放荷花顾盼生姿的回眸，形成巧妙的视觉关联与情感呼应。这一抑一扬，一放一收，顿生关联之意，以无形的气韵流转定住乾坤，于看似失衡的险绝处，缔造出新颖而稳固的画面秩序。

在敷色上，皮伟显然不拘泥于谨小慎微地承袭“三矾九染”之古法程式，却深刻秉承着宋人“随类赋彩”的核心精神，并赋予其当代性的解读与表达。或许源于家乡——那片浸润着《诗经·陈风》般直白朴素情感的土地，以及龙湖万亩荷塘所赋予的生命记忆，他对莲荷的色彩怀有近乎本能的激情与敏锐感知。他大胆借用民间美术色彩那种鲜活、强烈的直接感，同时又将儒家文化崇尚的含蓄、中和之美融入其中。故而其敷色虽鲜雅明丽、极具视觉冲击力，却呈现出通透温润的质感，艳而不俗，耀而不燥，如同春风拂面，留下的是清新隽永的审美体验，而非刺目的痕迹。

若再细品其笔线，则更能见其超越形廓勾勒的功能性追求。勾勒禽鸟翎羽时，细若游丝，精妙入微，尽显生命之纤柔；皴写枝干藤蔓时，则顿挫如刀，力透纸背，透出草木之韧性与筋骨。这种收放自如的线质，将工笔画对精密形态的严谨捕捉，与写意画对率性抒情的自由追求，熔铸为一炉，赋予线条本身独立而丰沛的美学生命力。这深厚功力的养成，一方面得益于其授业恩师、著名工笔画大家何家英先生对传统精髓的严格传授与当代转化的引导；另一方面，亦有赖于他自身在书法上锤炼出的扎实基本功。正因如此，在他的作品中，色彩与线条的关系处理得尤为精妙：色不掩线之骨力，线不碍色之华彩，二者相辅相成，水乳交融，最终构成的是一个气韵生动、浑然天成的艺术有机体。

真正的艺术继承者，从不在传统面前匍匐跪拜不起。观皮伟之作可见，他深扎于宋元以降的工笔传统土壤之中，汲取丰厚养分，同时更如新枝向阳，敏锐地捕捉时代气息与个人生命体验，向着艺术的光明处站立，奋力生长。

皮伟的艺术实践，生动印证了扇面艺术蕴含的本质性悖论：形制愈是微小局促，愈需创作者倾注全副心神与精湛技艺，于螺蛳壳里做道场。在当下图像信息泛滥、视觉刺激过载的时代洪流中，其精雕细琢的扇面艺术，宛如一股沁人心脾的清泉。它不仅重新唤醒了我们对“咫尺万里”、“以小见大”这一古老东方美学传统的敬畏之心，更提供了一种抵抗浮躁、回归精微的审美路径。那些纤毫毕现的禽鸟羽毛所展现的生命温度，那些通透层叠的花瓣间流淌的光影韵律，无一不是艺术家以最虔诚之心，与历史时空、与自然万物进行深度对话的密语与印记。

这方寸扇面，如同一面双面镜：一面映照着千年丹青血脉的绵延不息；一面则折射出当代人在喧嚣中对精微之美、对心灵栖居之所的深切渴求。皮伟的画笔，正是这座横跨古今、连接心物两端的精神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