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曙：消费增长靠什么？

刘晓曙 系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一、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一）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是伪命题

一直以来，消费与投资、净出口一起被称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疲软，常被归为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原因之一。

但是，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这种说法颠倒了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是伪命题。消费的扩张依赖于居民收入增长，而收入增长的前提是生产端效率提升或市场扩大带来的经济增长。换言之，消费不足是经济放缓的“结果”而非“源头”：消费“不足”，乃是人们在经济放缓、收入增长放缓的背景下，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理性应对。

事实上，消费是生产成果的最终实现形式，但其本身不创造新产能。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张，若强行刺激消费（如零利率、透支信贷），短期可能推高需求，但会挤压储蓄和投资，削弱长期增长潜力。例如，巴西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处于60%以上，远高于我国，但仍陷入经济发展困境。提振消费之所以重要，更多地是要维护“消费-生产”经济循环的顺畅与可持续，而非直接驱动经济增长（参见《消费拉动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模式吗？》）。

总之，消费是经济增长的“果”，而非“因”。所谓消费不足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良药，譬如通过政策来刺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罔顾了因果，是典型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真正问题。

（二）消费靠政策刺激短期有效，但不可持续

为了提振消费，政府一般会实施一系列消费刺激政策，如加力扩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消费券定向投放、新能源汽车补贴等。诸如此类的消费刺激政策，本质上是通过直接降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增加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购买能力，从而拉动消费增长。

不可否认，提振消费的一系列政策在一定时期促进消费、释放市场潜力方面有必要且成效显著。比如，根据有关方面统计，2022年上半年杭州各区、县（市）共计发放各类消费券2.93亿元，拉动消费超30亿元；又比如，2025年我国安排3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截至2025年5月31日，消费品以旧换新5大品类合计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

但值得注意的是，靠政策刺激起来的消费其持续性是存疑的。以2008年“家电下乡”政策为例，虽然短期内拉动了农村消费，但商务部数据显示，2009-2012年期间，家电下乡的销售量与销售额同比增速均呈现逐年下滑的走势，政策刺激效应逐年递减。又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21年《消费券政策效果追踪研究》所指出的那样，2020年消费券政策在疫情期间稳定了市场，社零增速却在政策退出后从23%回落至3%。再比如，日本在1999年4至9月消费券推出及使用期间消费摆脱了连续两个季度的下降，在二、三季度0.4%和-0.1%的GDP环比增幅中，消费的贡献分别达到0.3和0.1个百分点，但在消费券使用过后， 2000年一季度日本消费环比增速就降至了0.2%，又出现了消费的回落。

靠政策刺激起来的消费不可持续主要原因有：

一方面，消费刺激政策虽然有助于释放消费潜力，但效果上会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情况。比如，作为以旧换新政策重点支持领域，家电和数码产品的销售先扬后抑，主要源于家电、数码设备等耐用品在给定的时间周期内它的需求存在总量上限，长期来看，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存在提前透支需求的问题。

另一方面，消费刺激政策本身也不可持续。以旧换新等消费刺激政策依赖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支持。部分经济欠发达、财政收入紧张的地方政府在承担配套资金或具体执行时，面临现实的财政压力。比如，目前甘肃、湖北、河南等地因财政配套能力较弱，已经暂停国补发放。

总之，依赖消费刺激政策提振消费只能是一时的权宜之计，短期有效，但不可持续。

二、提振消费落脚不在“需求侧”在“供给侧”

中国消费不足或潜力未能充分释放，不能单纯的、简单直接归因于“需求侧”，要从根本上提振消费，需从“供给侧”入手。

（一）提振消费最根本的是要推动居民收入增长

“消费不足”的另一面是“生产过剩”。但正如微观经济学在开篇指出的：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无穷，理论上所有生产都应该被吸收，“生产过剩”是个伪命题。实际上，当前我们所说的“生产过剩”，其本质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相对过剩，而非绝对过剩。

有效的消费需求的形成需要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同时存在，受二者共同约束，任一条件缺失即导致需求失效。基于人的欲望是无穷的经济学假设，要提升有效消费需求，最根本的是要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所谓消费能力就是居民可接受价格高于企业产品价格，居民的收入水平制约其可接受价格的上限，企业生产成本决定产品定价的下限。消费需求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对部分消费品愿意支付的价格是低于企业生产成本的，比如当前房地产不景气并不是房子特别是好房子绝对过剩了人们不需要，而是买不起。要弥合生产成本-支付能力鸿沟，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一是要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所言，“创新是资本主义的永恒发动机，它通过‘创造性破坏’打破垄断高价，将奢侈品变为大众消费品”。企业家就是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持续优化生产函数，在更高维度建立成本优势，弥合企业生产成本与居民支付能力之间的鸿沟，让过剩的生产转化为有效供给，最终实现企业盈利与消费者福利的双赢。

二是要通过提高企业盈利能力推动居民收入增长。归根结底，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源头在于增加居民收入，若无法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任何刺激消费政策都无法从根本上持续的提振消费。当前，增加工资性收入是拉动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的中坚力量。一般来说，企业盈利能力增强，职工收入增长，消费能力增加；反之亦是。企业盈利能力减弱，职工预期收入就不会乐观，自然就抑制消费倾向。比如，进入2022年以来，以上市公司为代表的企业群体盈利能力变弱，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持续下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相比疫情前也因此持续处于低位。要想持续性的增加居民收入，最根本的是要提高生产端的企业盈利能力。只有生产端的效率提升或者市场扩张，企业盈利，才能吸纳更多就业、提高职工薪酬，形成“企业盈利—居民收入—消费升级”的正反馈。

企业要提高自身盈利最重要的就是要扩大有效供给。除了前所述的通过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外，更重要的是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创新和研发，开发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扩大有效供给。

要解决“消费不足”、“生产过剩”问题，不论是降低生产成本，还是改善企业盈利，最终都要落脚到供给侧，要通过供给端的企业扩大有效供给来实现。

（二）供给结构性错配亦是抑制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

如萨伊定律所说，供给创造需求。只有当产品或服务被生产出来时，需求才会产生，要提振消费，亦需从“供给侧”的结构入手。

消费供给的结构问题通常表现为：

一是低质无效供给过剩与高质量有效供给不足并存。比如，当前我国在钢铁、煤炭、建材等传统制造业以及部分消费品领域，存在严重的低端产能过剩。而与此同时，在关键核心技术（如高端芯片、精密仪器、核心工业软件、生物医药）、高品质消费品（如高端医疗器械、优质婴幼儿用品）国内供给能力不足，依赖进口或供给质量不高。我国供给结构未能适应需求升级，高质量、差异化、创新性、个性化商品短缺，低质无效供给过剩，限制了消费潜能的释放。

二是服务消费供给短板突出阻碍服务消费需求潜力释放。中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2013年至2024年，中国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39.7%上升到46.1%。根据摩根士丹利在《中国消费2030展望》报告中的预计，2030年中国服务类消费的占比将提升至52%，年化增长率为9.2%。我国服务消费需求进入快速释放期，但当前我国服务供给端的缺陷直接抑制了居民在服务领域的消费潜力释放。一方面，我国服务供给总量不足且结构失衡。以托育服务为例，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每千人托位数4.5个”，与国际标准（10-12个）差距明显。同时，我国服务供给在城乡与区域差距显著，优质医疗、教育、文化资源集中于一、二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及农村地区服务供给质量断层式下降，抑制当地消费升级。另一方面，高品质、个性化供给严重短缺，我国人民日益升级的服务需求未被满足。例如专业化养老护理、个性化教育定制、高品质家庭医生、小众文化体验等服务供给稀缺。

“消费不足”的表象下，相当部分是“供给结构性错配”抑制了消费潜力，需要从供给侧发力，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通过持续提供能够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高质量供给，增强供给需求的适配性、平衡性。

三、头疼还需医脚，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要真正解决消费不足问题，不能止步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地刺激消费本身；而是要“头疼医脚”——要落脚到扩大有效供给上来。扩大有效供给的主力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化的力量。事实上，不论是供给结构调整、技术创新还是提高居民收入，都必须与市场需求深度耦合。

一是供给结构调整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推动资源向高效供给集中。民营企业作为市场机制的“天然载体”，能够快速捕捉到市场需求的变化、调整生产规模与产业结构，是提高供给质量的重要推动者。

二是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市场力量是最活跃的科技创新主体。数据显示，民营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涵盖了80%以上的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90%以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事实上，从全球产业史看，几乎所有颠覆性技术创新，从汽车流水线到智能手机，从动力电池到无人机，从芯片到人工智能，均是民营企业在市场力量驱动下的成果。

三是民营经济的好坏决定了大多数人的收入水平。民营经济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2024年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吸纳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力就业，提供90%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可以说，只有民营经济活跃起来，就业形势才能好转、居民收入才能提高。民营经济活跃不起来，居民收入就难以提高，消费提振也就成了无米之炊。比如，进入2022年以来，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同比增速趋势性下行，2025年6月已降至-0.6%，此为近来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总之，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扩大有效供给。如何扩大有效供给？奥地利学派主张最根本的是要取消管制，废除限制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包括对新事物的限制），比如减少服务消费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充分发挥市场力量，让价格、竞争、企业家精神成为配置资源的真正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