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资料：见证西花厅岁月：周总理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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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来，这封信你看过了吗？”
1967年5月，西花厅内，邓颖超递过一封匿名信，上面写着“伍豪脱党启事”。
周恩来看完，沉声说：“江青又在搞阴谋。”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文革小组翻出1932年国民党伪造的“伍豪启事”，企图指控周恩来为“叛徒”。
这则启事称“伍豪”等243人退出共产党，纯属捏造，意在动摇周恩来的地位。
周恩来放下信，对邓颖超说：“我们必须查清真相。”
他回忆起“伍豪”笔名源于天津觉悟社的革命岁月。
这封信不仅攻击他个人，更威胁党的团结。
当晚，周恩来决定迎战这场风波，澄清历史，捍卫信念。
01
1919年，天津南开学校的学生宿舍里，周恩来伏案写宣传单，桌上堆满草稿。
21岁的他专注工作，笔下记录着对国家命运的思考。
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北洋政府的腐败与列强的压迫激起青年愤怒。
一晚，同学李明推门而入，说：“恩来，政府又签了卖国条约，我们得做点什么！”
周恩来放下笔，回应：“对，得组织起来，唤醒更多人。”
他提议成立觉悟社，意在点燃民族觉悟的火种。
觉悟社很快召集了20名青年，男女各半，包括周恩来和邓颖超。
为掩护身份，他们决定用笔名。
抓阄那天，成员围坐一圈，纸条上写着编号。
周恩来抽到“5号”，说：“那就叫‘伍豪’吧。”
邓颖超抽到“1号”，笑着说：“我叫‘逸豪’。”
其他成员也取了代号，如赵光宸为“奈因”，郭隆真为“石珊”。
“伍豪”从此成为周恩来的革命符号。
周恩来1898年出生于江苏淮安，幼年丧母，家道中落，由养母抚养。
12岁进入南开学校，他接触新式教育，阅读《新青年》，思想萌芽。
1917年，他赴日本留学，寻求救国路。
在东京，他加入留日学生团体，参加爱国活动。
一天，同学问：“恩来，你觉得中国出路在哪？”
他答：“不推翻旧制度，民族没希望。”
1919年初，他回天津，恰逢五四运动爆发。
周恩来投身运动，组织学生游行，散发传单，呼吁抵制日货。
觉悟社成立后，他提议办刊物《觉悟》。
1919年9月，创刊号刊登他署名“伍豪”的文章，批判北洋政府卖国，号召青年救国。
印刷时，他对工人说：“字要清楚，传单要传到工人手里。”
一次，警察突袭印刷点，他冷静指挥：“快，把材料藏好！”
成员迅速转移，躲过搜查。
1920年初，周恩来组织天津学生联合会，联合各界抗议政府。
他带头街头演讲，一次游行中，军警阻拦，他站在前列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市民齐声响应。
警察逮捕了他，关押数月。
在狱中，狱友问：“恩来，还写吗？”
他点头，递过署名“伍豪”的笔记，说：“写，革命不停。”
出狱后，他更坚定走职业革命道路。
1920年底，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
在巴黎，他加入中共旅欧支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运动。
他用“伍豪”署名撰文，分析国际局势。
一篇文章完成后，他对同志说：“这篇要发到工人报纸上，让大家看清帝国主义的本质。”
他的文章逻辑严密，深受欢迎。
1924年回国，他进入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副主任，参与北伐筹备。
“伍豪”成为他革命信念的象征。
邓颖超在天津继续觉悟社工作，组织妇女运动，用“逸豪”发表文章，宣传男女平等。
两人通过书信交流。
1925年广州重逢，周恩来递给邓颖超一篇署名“伍豪”的文章，说：“颖超，这是我的心声。”
邓颖超读后点头：“恩来，我们的目标一样。”
两人确立恋情，革命与爱情交织。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笼罩上海。
周恩来转入地下工作，化名“伍豪”组织工人武装，策划南昌起义。
一次行动中，特务跟踪，他对同志说：“分散撤离，我来断后。”
他机智脱险，保全队伍。
1928年，他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提出地下工作策略。
回国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领导白区工作。
“伍豪”笔名出现在秘密刊物上，激励同志。
1931年，周恩来奉命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担任红军总政委。
“伍豪”笔名逐渐淡出，但他对觉悟社的初心始终未变。
一次，他对邓颖超说：“‘伍豪’是我们的起点，革命还要继续。”
这段经历为他日后面对“伍豪事件”奠定了信念基础。
02
1967年5月，北京西花厅的灯光彻夜未熄。
周恩来坐在书desk前，桌上堆满文件：外交报告、国内经济数据、红卫兵运动的汇报。
69岁的他身兼总理重担，负责协调国家事务，却身处文化大革命的乱局。
红卫兵四处“破四旧”，派系斗争愈演愈烈，中央文革小组频频发难。
一名秘书敲门进来，递上一份急件，说：“总理，中央文革送来的信。”
周恩来打开信封，里面是一份旧报纸的复印件，标题赫然写着“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这则启事来自1932年2月20日的《申报》，称“伍豪”等243人因反对共产党路线退出组织。
周恩来一眼看出，这是国民党当年的伪造。
1932年初，他已奉命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根本不可能发表此类声明。
他对秘书说：“这不是真的，国民党早年的阴谋。”
秘书点头：“可江青他们拿这个做文章。”
周恩来皱眉，明白江青的用意：借旧闻攻击他的忠诚，动摇他在党内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的狂热让真相变得脆弱。
江青等人将“伍豪启事”副本送给林彪、康生，试图扩大影响。
周恩来知道，“伍豪”是他在觉悟社时的笔名，象征着革命初心。
如今，这个名字却被用来污蔑他为“叛徒”。
他回到西花厅，把信交给邓颖超，说：“颖超，江青又在找麻烦。”
邓颖超看完，平静地说：“我们得把真相查清楚，给党一个交代。”
周恩来的工作异常繁重。
白天，他主持国务院会议，协调粮食分配和外交事务；晚上，他处理红卫兵冲突，保护老干部免受冲击。
一天，外交部来电，报告美苏谈判动态，他连夜批阅文件，凌晨才休息。
一名老同志被红卫兵批斗，他亲自出面调解，说：“革命不能乱整人，查清事实再说。”
但压力接踵而至，中央文革小组不断施压，要求他表态支持“造反派”。
他只能谨慎应对，维持大局稳定。
“伍豪启事”并非新问题。
1942年延安整风时，周恩来曾向党组织说明此事，揭露国民党特务的阴谋。
解放后，国民党特务黄凯也供认，这则启事是他们伪造的，意在分裂共产党。
当时，上海地下党负责人陈云等人写过证明，澄清真相。
但文革期间，档案不易查阅，红卫兵不明真相，将旧报纸送至中央文革，给了江青可乘之机。
周恩来回忆起1932年的情景。
那年，他在江西瑞金领导红军工作，组织苏区建设。
国民党在上海散布“伍豪脱党”谣言，试图瓦解白区革命力量。
地下党迅速反驳，在《申报》刊登启事，称“伍豪启事”因手续不合未正式刊出。
但这些细节鲜为人知，江青却抓住机会，歪曲历史。
周恩来对邓颖超说：“他们想用旧账翻新，我不能让党受损。”
为澄清真相，周恩来决定重新查证。
他召集西花厅工作人员，交代任务：“去北京图书馆，借1931年到1932年的上海报纸，找‘伍豪启事’的原件。”
工作人员连夜行动，翻阅堆积如山的旧报纸。
邓颖超也参与其中，对大家说：“找到证据，才能堵住江青的嘴。”
查阅工作艰难，报纸多为竖版，字迹模糊，一条百余字的启事如同大海捞针。
江青在中央文革会议上频频提及“伍豪事件”，暗示周恩来有“历史问题”。
一次会议中，她对与会者说：“有些人表面忠诚，背后不简单。”
周恩来保持沉默，但心里清楚，这场风波不仅是针对他个人，更威胁党的团结。
他对身边的秘书说：“革命几十年，我问心无愧，但真相必须讲清楚。”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恶化。
长期熬夜让他疲惫不堪，胃病时常发作，但他从不抱怨。
一晚，邓颖超端来热粥，劝道：“恩来，休息一下吧。”
他摇头：“国家的事不能等，‘伍豪’的事也要尽快解决。”
他担心江青借文革混乱，制造新麻烦。
周恩来还面临其他压力。
红卫兵冲击外交部，他连夜赶去安抚，确保外事工作不受干扰。
一次，学生围堵老干部住所，他亲自前往，说：“有什么问题，找我谈，不要乱来。”
他的冷静赢得尊重，但也消耗了大量精力。
中央文革的挑衅让他如履薄冰，每一步都需小心。
“伍豪启事”事件的阴影笼罩西花厅。
周恩来知道，这不仅是一场个人清白的较量，更是对他革命信念的考验。
他对邓颖超说：“当年我们用‘伍豪’点燃星火，现在不能让它变成污点。”
邓颖超点头：“我们一起面对，历史会还你公道。”
这一夜，周恩来继续批阅文件，准备迎接更大的挑战。
03
1967年5月的北京，西花厅内，周恩来与邓颖超商讨对策。
江青等人利用“伍豪脱党启事”制造事端，威胁周恩来的信誉，也动摇党内团结。
周恩来明白，澄清真相刻不容缓。
他对邓颖超说：“颖超，我们得找到证据，把历史讲清楚。”
邓颖超点头：“我来组织人手，查1932年的报纸。”
邓颖超召集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卫士和司机。
她站在会议室，简述“伍豪启事”的来龙去脉：“1932年，国民党伪造启事，污蔑恩来脱党。
现在江青拿这个做文章，我们必须找到原件。”
她安排秘书前往北京图书馆，借阅1931年和1932年的上海报纸。
工作人员分成两组，一组查《申报》《时报》，另一组查《新闻报》《时事新闻》。
邓颖超说：“时间紧，报纸多，大家辛苦点。”
查阅工作异常艰难。
图书馆的旧报纸堆积如山，竖版印刷，字迹模糊，一条百余字的启事如同针藏大海。
秘书小李翻阅一叠《申报》，对同伴说：“这字太小了，眼睛都看花了。”
另一位秘书回应：“再坚持，找到就能帮总理。”
邓颖超亲自参与，逐页翻查，提醒大家：“注意日期，1932年2月前后。”
几天后，突破终于出现。
工作人员在1932年2月20日的《申报》找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
启事称“伍豪”等243人因反对共产党路线退出，内容荒谬，漏洞明显。
周恩来仔细阅读，对邓颖超说：“这和1942年延安整风时讲的一样，国民党特务的把戏。”
他回忆，1932年初，他已在江西瑞金工作，国民党故意用“伍豪”笔名造谣，试图分裂白区革命力量。
周恩来将启事复印，交给秘书：“送去给主席一份。”
他又说：“还有一条反驳启事，当年地下党登过，得再找。”
邓颖超点头：“陈云同志提过，应该是《申报》的广告栏。”
工作人员继续翻查，但几天过去，其他报纸均无反驳启事的踪迹。
有人疑惑：“会不会记错了？”
周恩来摇头：“陈云不会错，地下党肯定回应了。”
江青的动作加剧。
她在中央文革会议上频频提及“伍豪事件”，对与会者说：“历史问题要查清楚，谁也跑不了。”
她的矛头直指周恩来，试图借此削弱他在中央的权威。
林彪和康生保持沉默，但他们的态度让周恩来感到压力。
一名老同志私下提醒他：“总理，江青不简单，背后可能有更大图谋。”
周恩来继续主持国务院工作，处理外交和经济事务。
一天，外交部报告美苏谈判进展，他连夜批阅文件，对秘书说：“国家的事不能乱，‘伍豪’的事也不能拖。”
他还接到红卫兵冲击老干部的报告，亲自前往调解：“有问题找组织，别搞乱子。”
他的冷静缓解了冲突，但精力消耗巨大。
邓颖超带领团队加班查阅。
一次，她翻到1932年2月的《申报》，突然发现广告栏一则45字启事：“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
申报馆广告处启。”
她立刻叫来工作人员：“找到了！
快通知恩来！”
周恩来赶到，读完启事，说：“这就清楚了，国民党连登报都没办成。”
两条启事对比，真相显而易见。
2月20日的“脱党启事”是国民党伪造，2月22日的反驳启事证明其无效。
周恩来安排新华社摄影师钱嗣杰拍摄报纸原件，保存证据。
他对邓颖超说：“把这些材料整理好，连同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事件大事记，送给主席。”
邓颖超点头：“我来核对，确保不漏。”
周恩来回忆1942年延安整风，他曾向党组织详细说明“伍豪事件”。
解放后，国民党特务黄凯也供认伪造启事。
这些事实本已清楚，但文革的混乱让真相被掩盖。
他对秘书说：“档案要保存好，历史不能再被歪曲。”
工作人员连夜整理，将材料装订成册。
就在此时，江青突然传话，要求周恩来在中央会议上公开解释“伍豪事件”。
秘书汇报：“总理，江青说下周开会，您得亲自说明。”
周恩来皱眉，对邓颖超说：“她不只是冲我来的，背后有别的目的。”
邓颖超问：“你觉得她在算计什么？”
周恩来沉默片刻：“可能不只是我，党内的团结是她想打破的。”
这一要求如乌云压顶，让西花厅的空气更加沉重。
江青的真正意图是什么？
周恩来将如何应对这场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