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周恩来总理（两篇）

（第一篇）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抗争

（节选）

作者｜胡连生 刘光慧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本文约7200字）

虽然周恩来在“文革”中说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这不是他的主要活动。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是抵制和抗争，突出表现如下。

一、全力保护干部

周恩来在“文革”初期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凭他的力量阻止“文革”的发生已经不可能。想办法保护干部，是抵制“文化大革命”，减少党的损失的唯一途径。基于这样的考虑，周恩来以“我们不来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们不来入虎穴谁来入虎穴？”的决心，投身到保护革命干部的努力之中。

（一）周恩来在“左”倾狂热、打倒一切的险恶环境下，挺身而出保护了一大批民主党派人士和部分党内高级干部。

1966年8月底，正值造反派对老干部进行批斗和抄家已近疯狂时，周恩来根据毛主席关于对章士钊先生“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借题发挥，写下了一份大范围的保护名单。其中有“宋庆龄、郭沫若、章士钊、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蒋光拥、蔡廷锴、沙千里、张奚若”。此外还有人大副委员长、常委、国家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李宗仁。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绝大多数民主党派人士和大部分副总理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比较小，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极“左”势力危害的蔓延。

（二）周恩来保护了许多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欲置之死地的人物。为了保护这些老同志，他没有“相忍”“违心”和寻求共同点，而是坚决保护，旗帜鲜明，凛然不屈。

1967年，在林彪、江青等人授意下，造反派开始揪斗贺龙。周恩来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保护。他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不能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并将贺龙接到自己家中暂住。后来又秘密将贺龙安排到京郊山区躲避。

1967年2月9日，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批斗朱德。周恩来闻知，当即表示：“如果你们要批斗朱老总，我将前往陪斗！”在周恩来的坚决保护下，批斗朱德的阴谋终告破产。

1967年8月，林彪、江青集团指使造反派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揪斗陈毅。对此，周恩来措辞严厉地说：“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由于周恩来态度坚决，使批斗陈毅的阴谋未能得逞。

在“文革”中，凡是毛泽东没有明确要打倒的干部，周恩来都坚决加以保护。为此，不惜同林彪、江青集团进行艰难的斗争。

（三）周恩来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遍及全国的条件下，保护了一大批地方干部。

他于1966年底向毛主席提交了一份保护地方干部的名单，经毛泽东批准，将宋任穷、张平化、江华等20多名省市委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此外，周恩来还指示部下将林彪、江青急于迫害的陈再道藏入电梯，躲过造反派的搜捕。

由此可见，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对广大干部是要“整一下”的，林彪、江青集团对广大干部是要置之死地的。而周恩来则自始至终充当了全力保护干部的角色。

▲讲台上的江青激动万分，讲台下的周恩来一脸严肃

二、坚持反对极“左”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率先地多次地针对毛泽东左的错误提出不同意见的，坚持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不懈斗争的，是周恩来。

（一）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上明确表示不同意毛主席的提法。

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的社论，其中提出了毛主席同意的口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知道后，明确表示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他专门找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周恩来对毛主席说：“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当毛主席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后，周恩来明确表示：保留自己的意见。在接见群众代表时，周恩来反复强调：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据笔者查证，在“文革”中，明确提出不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这是第一次！

（二）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同毛主席据理力争。

1966年下半年，康生、江青等人制造了“六十一人”案件，诬陷一大批老同志为叛徒。9月16日，康生写下了一封诬陷信送给毛主席，同时指使造反派揪叛徒。作为知情人的毛主席当时没有表明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不惧担上“包庇叛徒”的罪名，于11月24日，口气十分强硬地给毛主席写信：刘澜涛等同志自首出狱，“当时确为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同时，还以中央名义电告西北局：“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

周恩来此时的强硬态度，使毛主席同意了他的意见。但不幸的是，到1967年2月，毛主席又改变了态度，支持康生等人的做法。全部事实经过表明，在“六十一人”案件上，周恩来不仅同康生、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也同毛泽东进行了据理力争，其“抵制”和“抗争”是显而易见的。

（三）在刘少奇、陶铸问题上同“左”的势力针锋相对。

1966年12月，“中央文革”在对待刘少奇的态度上出现过戏剧性的变化。12月18日上午，江青等人还不同意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而到12月27日，“中央文革”的态度便惊人地一致，指使造反派打倒刘少奇。这说明了最高决策层的决心已定。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针锋相对地表明了不同态度。12月31日，周恩来对造反派说：“你们不要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贴到天安门上”，“这样的提法，矛盾性质就变了”。当时，造反派根据“中央文革”的口径问周总理：难道刘少奇不是敌我矛盾吗？周恩来明确回答：“我不是这样看的，你不能把看法强加于我呀！”

1967年，康生、江青一伙获得毛主席的支持开始指使造反派打倒陶铸。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又一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抗争。1月7日，周恩来郑重宣布：“陶铸同志是中央常委”，“你们举行批判陶铸的大会不恰当，因为中央常委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你们开会我们不能参加。”不幸的是，在周总理抗争的第二天，毛主席就批准了打倒陶铸。

上述两件事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进行了不懈的抗争，无奈势单力孤，多以悲剧结束。

（四）始终努力阻止“文革”的混乱局面，力图维护住党和国家的基本秩序和基本稳定。

1966年11月，在全国计划会议、工业交通会议上，周恩来旗帜鲜明地要求广大老干部要抱着“我们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会议制定了《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规定不能停产闹革命；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联；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

这个规定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坚决反对和指责。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于11月22日直面主席，据理力争，终于得到了主席的赞同。可惜的是，由于形势的复杂化，后来，“左”的势力还是否定了这个决定。

1967年初，“文革”形势急剧恶化，出现了对老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混乱局面。为了挽救危局，周总理几乎是大声疾呼，力图扭转这种“疯狂”局面。1967年2月，周恩来对造反派严正指出：“你们以敌对的态度对待领导干部，一斗十几天不放，戴高帽，挂黑牌，搞‘喷气式’，这样的搞法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把老干部一概打倒行吗？难道能得出领导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吗？我想到这里就很难过，很痛心。现在到了关键时刻，我不能不说话，否则，我就要犯罪。”

不久，周恩来审阅《红旗》杂志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社论提出：干部队伍中的大多数是好的，在夺权斗争中必须从这样一个正确的估计出发去对待干部。对当权派一概否定、排斥、打倒，这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周恩来及时将这篇社论送毛泽东审阅，并写明自己的鲜明态度：“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提议在党、政、军、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

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为了制止“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不仅激烈地抨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操纵的造反派，而且多次向毛泽东表明自己的态度，极力用自己光明磊落的正确观点来影响毛泽东。

（五）在思想、政治路线上坚持批判极“左”思潮。

1966年10月3日，正值全国从上到下，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登峰造极之时，周恩来却明确指出：“犯了路线性错误而没有实际的反党行为，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对于一般犯错误的人不能采取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态度。”10月22日，周恩来接见造反派时又严正指出：“怀疑一切是不科学的。不能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都怀疑。怀疑是允许的，但总要有点根据。”这些讲话实际上是对极“左”思潮的严肃批判。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周恩来抓住“左”的势力严重受挫的有利时机，明确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从1972年秋开始，周恩来先后在全国计划会议、公安工作会议、出版工作座谈会、科学工作会议、卫生工作会议等许多场合，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尤其是1972年8月1日周总理在向外事部门负责人作报告时，较系统、较详细地分析批判了林彪的极“左”观点，批判了“顶峰论”，阐述了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他明确指出：极“左”思潮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根据周恩来的多次指示，《人民日报》于1972年10月14日发表了《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等三篇文章，公开地批判了极“左”思潮。

可惜的是，由于批判极“左”思潮威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命运，动摇了毛泽东“左”的理论的权威地位，所以，在江青等人的干扰之下，1972年底，毛泽东禁止了对极“左”思潮的批判。

三、贯彻整顿方针

1971年秋，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周恩来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在批判极“左”思潮的同时，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整顿。1972年12月5日，在国家计委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周恩来指出：“现在管理乱得很，要整顿。”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国务院起草了《一九七二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1973年2月16日，周恩来在听取《关于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起草情况汇报时又一次指出：“整顿方针要写清楚。”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想方设法推动整顿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一）抓紧进行解放老干部的工作。

林彪机毁人亡事件一出，周恩来便着手做解放老干部的工作。1971年11月，周恩来派人到贵州找贺龙的夫人薛明，嘱他将贺龙生前最后一段情况如实报告中央。这实际上是控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贺龙的迫害。

1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文中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不但要看干部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在这一社论的推动下，一些老干部获解放。陈云、王震、滕代远出席了建国45周年的招待会。

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指示卫生部立即解决老干部的医疗问题。根据这一指示，1972年5月，北京十大医院对近500名副部长以上的同志进行了体检。其中有许多人体检后便在总理的干预下得到了解放。

为了加快解放老干部的步伐，1973年春，周恩来还专门写信给毛泽东，建议抓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并提出了先易后难的具体方案。根据总理的指示，中组部提出了待解放干部的名单，有300多人。周恩来连续主持政治局开会讨论，并同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着极为艰苦的斗争。

叶剑英当时曾动情地赋诗一首，表达解放老干部的艰难和周总理的不懈努力：“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

（二）全力扭转国民经济惨遭破坏的局面。

1972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人民日报》元旦社论的宣传角度发生明显变化。社论强调：要“全面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在周恩来的主持下，1972年4月1日出版的《红旗》发表了《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和业务的关系》的文章，提出“对业务工作中的客观规律认识越多，钻研技术越深就对人民的贡献越大，就更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这两篇文章，表明了周总理克服极“左”思潮，抓紧进行经济建设的决心。

同时，周恩来还抓紧了恢复正常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的工作和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的工作。针对农村工作中政策过左的问题，周恩来明确提出：“不要把党的方针所提倡和允许的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针对工业企业秩序混乱问题，周恩来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些人要把一切制度砸烂，这是极‘左’思潮。”

根据周总理的意见，国务院推出了《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关于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等文件。提出了整顿企业的若干措施，包括恢复岗位责任制、考勤制、经济核算制、奖励制等。

（三）适时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

在教育方面，周恩来于1972年7月指示北京大学重视理科基础理论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动了全国教育工作秩序的恢复。在文化工作方面，周恩来强调要恢复文化、出版工作秩序，“要广开言路”，出版一些历史、地理书籍；要恢复和开放图书馆等等。

周恩来在1972年至1973年所进行的整顿，影响十分深远。

第一，在十年“文革”之中，是周恩来第一个提出了整顿的方针。整顿的提出，说明周恩来已经正式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抵制和抗争的态度。

第二，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激发了人们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勇气，改变了党内正确力量同“左”的势力的力量对比。经过这次整顿，周恩来已使党和国家的权力事实上转到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老同志的手里。

第三，周恩来进行整顿的努力，为邓小平领导1975年全面整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使从周恩来开始，由邓小平全面铺开的整顿，成为十年动乱期间最有组织、最具规模、最有成效的一次全面抵制“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行动。

四、为何未被打倒？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剑英、陈毅等人曾经进行过抗争，被打成“二月逆流”；邓小平由于领导了1975年的全面整顿，被第二次打倒。周恩来既然也进行了抗争，为何未被打倒？是不是因为他“相忍”“违心”而保住了自己？

（一）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抵制和抗争坚持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难抓把柄。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抗争，一般采用四种方法：

（1）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借题发挥。

当时，周恩来清楚地认识到，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不借助毛主席的指示将寸步难行。所以，他十分注意巧妙运用主席指示做文章。在保护解放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都是根据主席对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指示，便推而广之，保护或解放一大批干部。例如，1967年1月11日周总理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主席说了，政治局不要公开点贺龙的名，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了。”此后，周总理不仅力保贺龙，而且多次宣布主席是保贺龙的。

（2）直面主席，据理力争，寻求主席的理解和支持。

十年动乱期间，周恩来经常以其人格魅力和真诚态度，向毛主席耐心说明情况，陈述利弊，据理力争。如1966年10月28日，周总理便直接向主席提出：农村、城市、厂矿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不发展、不组织红卫兵，不对外串联。不能停止生产业务闹革命。军队、公安、法院、报社、电台等必须高度集中，要控制在党的手上，不能让红卫兵占领。对党政各级领导，红卫兵无权决定停职反省或罢官，也不应该扣人、抄家。在给贺龙平反的问题上，在四届人大“组阁”的问题上以及在解放部分老干部的问题上，周恩来也都采取了这种办法。

（3）捕捉时机，顺势而为。

周恩来作为一位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政治家，很注意借助客观形势的变化来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大批极“左”思潮，贯彻整顿方针，就抓住了林彪机毁人亡的有利时机。此时，江青集团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毛泽东陷入了发动“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尴尬之中，思想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抵制”和“抗争”便容易而顺利展开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安排组成了由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陈士榘等10人为成员的军委办公会议；让李德生、张才千、余秋里主持军委三总部工作，十分巧妙地将权力转到老同志手里。

（4）坚持原则，适当有度。

在“文革”中，周恩来较好地处理了忠于毛主席和坚持原则的关系。他坚持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和抗争，有时甚至向主席提出不同意见。但在毛主席固执己见的时候，他依然维护毛主席的威信，服从领导，做好工作。

以上分析说明，周恩来在“文革”中没有“沉没”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相忍”和“违心”，而在于他更注意抵制和抗争的方法。

（二）事实上，由于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整”周的活动一直未断。

由于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出不同看法，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秉承江青旨意，在北京7000多人的会议上煽动说：有些“正人君子，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类文字的社论，含沙射影攻击周恩来。

1967年5月，周恩来“抵制”和“抗争”的态度已经显而易见。于是，江青抛出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企图将周恩来打成叛徒。

周恩来批极“左”和进行整顿，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1973年12月，毛泽东批评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同时又发动全国搞批林批孔运动，要批“克己复礼”。毛泽东还说：“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公开表示了对周恩来批极“左”思潮和整顿的不满，从而开始了含沙射影批周公的运动。

（三）但由于下述原因，周恩来在“文革”中未能被“整”倒。

其一，周恩来在“文革”中担负着繁重的国务管理工作。毛泽东非常清楚，他既需要康生、江青等人搞“文化大革命”，也需要周恩来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务。周恩来所承担的工作是别人无法替代的。所以，尽管周恩来在多方面表现出对“文革”的不同意见，毛泽东也还是要考虑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二，周恩来高尚的人格，使他赢得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爱戴。他的崇高威望和高尚的人格，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既想扳倒他，但又惧怕他。他们深知，反周不得人心。这是周恩来在“文革”中未被“整”倒的重要原因。

总之，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进行了不懈的抵制和抗争。从一定意义上说，周恩来的抵制和抗争，对后来的“文革”走向，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第二篇）

“文革”时期周恩来的

两难处境

（节选）

作者｜金冲及

摘自｜《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

图源｜网络

编辑｜策山

（本文约1100字）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这以前，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他几乎一直处于斗争漩涡的中心，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而艰难的局面，他也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中间许多棘手的两难处境，也许是后人根本难以想象的。

应该承认，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事前，他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但最初当毛泽东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时候，周恩来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他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到这些问题，十分忧虑，力图加以限制或避免。

但当时可供周恩来选择的余地其实很小很小。某种程度上说，只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那只能意味着同毛泽东决裂，然后被打倒。它的后果，不是什么个人问题。在当时，不仅于事无补，而且“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哪一条都做不到。对党和国家、民族怀有那样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怎么可能不顾这一切而任意行动？

另一种选择，得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这对他是一种十分痛苦的选择，但不付出这些代价，就不可能发挥这些没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话是值得反复玩味的。它正是周恩来此时此刻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

我们还可以看看邓小平、陈云的评论。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陈云说：“没有周恩来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两人在“文革”中都身处逆境。他们能够真正地理解周恩来的用心所在和他那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到粉碎“四人帮”条件成熟时，周恩来在不求人谅解的情况下默默地所做的一切，都发生了难以估量的作用。这种韧性的战斗，岂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如果要周恩来公开反对“文化大革命”，拒绝做任何违心的事情，又能够做到前面所说的这一切，其实完全是不切实际的空话，也只是“书生之见”。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并不是说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都是无可非议的。像对任何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后人尽可作出这样那样的评论。但有价值的评论首先要对被评论者有一个合乎实际的了解。记得西方有位哲人讲过：我不怕后人批评我，只怕后人误解我。这话讲得很深刻，因为建立在误解基础上的批评，当然是毫无价值的。

（作者金冲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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