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爱华：评张黎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

作为中国小说发展史源头期的代表性作品，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史地位，也一向为学界所关注，在上百年研究历程中，成果丰硕，如文献资料整理（如中华书局的“古小说丛刊”系列）、小说史构建（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等都影响深远。

张黎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

然而，相比于古代其他时期的小说，如唐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等，志怪小说研究仍显薄弱。

近年来，志怪小说研究成果数量激增，尤其以硕博论文为代表的新生代学术力量增长迅速，但质量的提升却无法媲美数量，存在选题重复、论述浅表化乃至拼凑现象等问题。

在此学术背景下，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张黎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一书令人眼前一亮，该著作体现出扎实的文献功底，秉承不尚虚言重视考辨的实证学风，为志怪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学术范式。

该书是张黎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成果，也是作者十余年来致力于古小说研究的总结、凝练和深化。该书视野开阔、思维缜密、创新性强、实证性强，系统深入地探讨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引书问题。

据笔者所见，该书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志怪小说“刺取故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语）现象的学术专著，具有“拓荒性”价值。该书的开创性及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维度：

《中国小说史略》

一、开拓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的新领域

干宝《搜神记序》云：“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这是言明《搜神记》的内容很大一部分是“承于前载”，乃博采众书而成，干宝为“撰”书而非“著”书。

《搜神记》的这种成书方式在魏晋南北朝小说中具有普遍性，如《世说新语》多采撷旧文，殷芸《小说》更是直接标注取材来源。

对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承于前载”的编撰特征，学界诸家常论及，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计有七八处之多，但很少有系统、深入的探讨。

究其原因，一则因唐前文献散佚严重，文本源流考辨难度很大；二则学界对这一成书方式评价不高，如鲁迅批评其“殊乏新异”“非自造也”（《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

《唐前志怪小说史》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一书突破此学术窠臼，不惧成说，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审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博采众书”现象，使“老问题”焕发出“新面貌”，开拓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研究的新领域。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一书不避繁琐，对材料的挖掘可谓竭泽而渔，对《列异传》《博物志》《搜神记》《拾遗记》《冤魂志》等11部志怪小说代表作品的引书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辨析其引书数量、类别、特点等，并形成了清晰明了的引书目录，厘清诸书的文献来源问题，可谓志怪小说研究的一大收获，使得传统论题焕发新机，为魏晋南北朝小说研究开拓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

《唐前志怪小说辑释》

二、创建了从文献学角度研究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新范式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认为“引书现象”关系到志怪小说的题材来源、故事特点、原书体例等诸多重要而具体的问题，该书提出：“志怪小说的这种引书式成书方式虽带有小说初期阶段的不成熟性，但并非简单地陈陈相因，而是在引书中有继承，有变化，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中。”

这一认识突破了以往文献整理局限于文本校勘的固有范式，将文献考辨与文学阐释有效结合起来，不仅使文献研究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也为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文学研究提供出新的探讨视角。

在既往的志怪小说研究中，文献整理虽然成绩斐然，但多集中于辑佚、校勘等基础性工作，而典型的文学研究则始终处于相对薄弱的状态，传统学术话语中，志怪小说常被冠以“丛残小语”“粗陈梗概”“文学性不突出”等标签。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则在整理引书文献的基础上，对志怪小说的文学特质进行了开创性探讨，如该书第七章，在系统梳理《搜神记》引书来源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其取材史部典籍中“信”与“变”、取材子部典籍的“游心寓目”之处，展现出干宝的“创作”之处，认为这是走向文学自觉的第一步。

再比如第八章以《拾遗记》为个案，《拾遗记》记事诡异怪诞，常被认为是“全构虚辞”（《史通·杂述》）“其言荒诞”（《四库全书总目》）。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则经过仔细爬梳，认为“《拾遗记》在素材选材上‘有迹可循’，……将虚和实杂糅在一起，从而使《拾遗记》形成了以历史脉络为框架，以逸闻轶事为血肉，又偏重奇珍异物的叙事文本”，通过将《拾遗记》与《帝王世纪》《洞冥记》进行互文性考察，不仅厘清了其独特的史传体例，更对其怪诞诡谲、辞采缛艳的文学风格作出了富有洞见的阐释。

中华书局整理本《拾遗记》

三、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要学术观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不受重视，常被认为成就不高，这一现象实则折射出古代小说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理论困境：“以西律中”“以今律古”思维惯性制约了研究范式，以西方小说理论作为评判标准的话，对志怪小说这样一种“典型”的古代小说就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偏差。

2022年，国家领导人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重新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理论指引。《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正是践行这一学术理念的典范之作，为构建中国小说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借鉴。

《经典文言小说解读》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志怪小说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概念。该书将志怪小说中引书现象分为“行文中引书”和“文本辑采类引书”两种基本类型，并着重论析后者不仅是一种“古代典型”的引书类型，而且是唐前小说最核心的成书方式，文本辑采类引书“与传统‘小说’观念及古代图书修撰史都有关联”。

基于这一理论认识，该书对“文本辑采类引书”进行了全面考察，原创性提出其源头始自抄撰传统，在唐代以后，则发生了双向嬗变：在外部形态上，演变为独立的图书编撰体例，以类书体小说集为典型代表；在内在特质上，则形成了古代小说多文本性本事的叙事特征，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论的重要传统。这一系列关于小说引书式成书的生成机制以及发展嬗变的讨论颇有新意，都是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成果。

作为首部研究志怪小说引书问题的学术专著，张黎明《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引书考辨》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在研究视角、研究思路上具有开创性，其学术观点、理论思辨也具有原创性意义。

《古小说乱世书写研究》

从更宏观的学术视域看，该书对彰显我国学术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