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美国“深层政府”

新时代的深层政府

最初，数字技术被宣传为一种解放性工具，能够将个人从国家权力中解放出来。然而，国家安全机构对此始终持有不同看法——现在，它正在夺回对自己创造物的控制权。

作者：Paolo Gerbaudo

编辑：阿K

在令人头晕目眩的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盛将技术乐观主义推向了最令人尴尬的极端。在理查德·巴布鲁克所称的“加州意识形态”这种虚妄想象的驱动下，技术从业者、企业家和技术幻想家们将数字技术视为争取解放和个人自主的武器。他们宣称，这个工具将帮助个人战胜那令人憎恶的“国家”——一个歌利亚式的巨兽。当时，国家的形象普遍被描绘成正在崩溃的苏联集团中那些日渐衰败的庞然大物。

然而，对于任何对数字技术和硅谷起源稍有了解的人来说，这种信念从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可笑。计算机是20世纪40年代战争的产物，其开发初衷是为了破译加密的军事电报，艾伦·图灵在布莱切利园的著名工作便与此相关。被认为是美国第一台通用计算机的ENIAC（电子数值积分计算器），其研发也是为了进行火炮弹道计算和协助氢弹开发。正如黑格尔曾备受争议地指出，战争是国家最残酷的表现形式，是检验一国相对于他国实力的活动。信息技术在这种典型的国家事务中，其核心地位日益凸显。

或许至今仍有人相信硅谷是黑客在车库里焊接电路板而有机发展起来的神话。但现实是，如果没有美国国防机构的基础设施支持，以及其公共采购确保了许多我们如今习以为常的产品和服务的商业可行性，硅谷根本不可能诞生。 这其中就包括互联网本身，其通信架构至今仍依赖的数据包交换技术，正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负责开发的。

诚然，硅谷在军事部门的孵化下逐渐演变，如今其重心主要转向民用领域，从社交媒体、电子商务到游戏、加密货币和色情产业。但它从未切断与安全机构的联系。2013年，吹哨人爱德华·斯诺登曝光的“棱镜门”事件，揭示了硅谷公司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等国家安全机构之间存在着深入且近乎无条件的合作。

人们意识到，通过谷歌、脸书、微软、苹果等科技巨头交换的任何信息，基本上都可以通过直接的后门被轻易监视。这种大规模监控的广度和普遍性，尤其是在名义上的民主国家中，堪称史无前例。泄密事件曾引发公愤，但最终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对这个被揭露出的、令人不安的真相视而不见。

然而，如今，安全部门与硅谷之间脐带般的联系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唐纳德·特朗普的再度上台，不仅促成了极右翼与科技巨头之间一种直到最近还被认为几乎不可能的联盟，也为一个旨在巩固这一新权力集团的新型国家形态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科技巨头的“深层政府”。

所谓的“深层政府”——即每个现代国家核心都存在的、隐藏在议会、媒体或教会等更具亲和力的表层意识形态机器之下的监视与镇压机构——如今已与这些通信技术深度交织。如今，技术最初被吹捧为解放和自治的工具，最终却暴露了其作为操纵、监视和自上而下控制工具的真面目。

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著名地警告过军工复合体的风险，提醒人们警惕一个自主权力中心的形成及其对民主进程的干预。政治学家约翰·勃朗宁和《经济学人》编辑奥利弗·莫顿在1996年就提出了“军事-信息复合体”这一概念。现在我们应当担忧的，是“军事-信息复合体”这一压倒性的力量。 这个词汇精准地表达了硅谷与“深层政府”之间日益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正威胁着要掏空我们民主制度仅存的根基。

2025年6月13日，一场奇特的军事仪式在弗吉尼亚州迈尔-亨德森厅联合基地的康米厅举行。一群来自硅谷最重要公司的科技高管，包括帕兰提尔技术公司（Palantir）的首席技术官夏姆·尚卡尔、Meta公司的首席技术官安德鲁·博斯沃思、OpenAI的首席产品官凯文·韦尔，以及思维机器实验室顾问、前OpenAI首席研究官鲍勃·麦格鲁，身着军装出现在一大群士兵面前。作为新成立的“第201分队：陆军行政创新兵团（EIC）”的一部分，他们宣誓就任陆军中校。

这项举措以典型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被包装为“利用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以服务“公共部门”的努力。但现实远比这更令人不安。这种委任标志着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之间已无清晰界限：数字技术这个“浪子”或许长期与其军事根源疏远，但现在正踏上回家之路。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军方正在为其买单。

最极端的例子是监控与情报公司帕兰提尔。其近一半的收入来自政府合同，客户包括美国国防部、情报机构以及北约多个盟国的军方。尽管该公司试图将其收入来源向更多商业用途多样化，但随着全球紧张局势和威权主义的持续加剧，它很可能仍将严重依赖公共采购。2025年前三个月，其政府合同额飙升了45%，而其华尔街估值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增长了超过200%。

帕兰提尔在很多方面都是科技巨头“深层政府”的开路先锋。 该公司于2003年由埃隆·马斯克的密友、同样来自南非的彼得·蒂尔，与斯蒂芬·科恩、亚历山大·卡普和乔·朗斯代尔共同创立。公司在早期获得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风险投资部门In-Q-Tel的资金支持，这实际上从一开始就使其与国家安全机构站在了一起。

它的服务本质上是提供一个比十多年前斯诺登泄密事件所揭示的更大规模监控的复杂版本。其核心目标是协助军方和警方识别并追踪各种目标——有时是字面意义上的人类目标。这就是它被命名为“帕兰提尔”的原因：在J. R. R. 托尔金的《指环王》中，“帕兰提尔”是一种能看到远方的魔法水晶球。

这个“真知晶球”的比喻体现了该公司的意图：提供能够揭示隐藏在海量数据中模式的服务，并为各机构提供“可供采取行动的洞见”。帕兰提尔最著名的服务“哥谭”（Gotham）就是例证。这项服务被CIA、联邦调查局（FBI）、NSA以及美国盟国的军队使用，提供模式分析和预测建模功能，能够将人物、他们的电话账户、车辆、财务记录和位置信息关联起来。但这种“算法洞察”在战场上同样能被熟练运用。帕兰提尔的人工智能服务已被用于在乌克兰识别轰炸目标。

尽管该公司矢口否认直接参与支持在加沙的种族灭绝行为，但有报道称，自2023年10月以来，该公司已向以色列提供了一些最先进的工具。考虑到该公司的保密性质，其参与程度仍难以独立核实。但外界认为，倘若消息属实，也并不令人意外：事实上，帕兰提尔与以色列政府的合作如此紧密，以至于双方在2024年初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已将帕兰提尔列为从种族灭绝中获利的公司之一。

除了海外战争，帕兰提尔在美国国内也极为活跃，其与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的长期合作便是明证，这种合作在特朗普上台后只增不减。其软件被用于对个人进行实时监控和追踪，为工作场所和住宅的突击搜查提供支持，而这类搜查在特朗普任内已变得日益频繁。

简而言之，帕兰提尔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就是支持安全部门最残酷的行动：包括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的军事行动，以及在美国各地恐吓大片居民的残酷移民执法。

不幸的是，帕兰提尔只是庞大的军事-信息复合体的一部分，而这个复合体正成为新的科技巨头“深层政府”的轴心。近年来，几家类似的公司崭露头角。其中最反乌托邦的或许是安都瑞尔（Anduril）技术公司，它专注于“自主系统”，即应用于武器的人工智能。该公司的创始人帕尔默·拉奇曾发明了虚拟现实头戴设备Oculus Rift。他自称是“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是“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的早期支持者，早在2016年就为特朗普举办了多场筹款活动。安都瑞尔公司（其名称同样来自托尔金的作品）专注于为国防部门提供多种人工智能服务，例如边境和基础设施的自动化监控、“阿尔提乌斯”巡飞弹无人机以及为士兵配备的增强现实系统。该公司目前估值已超过300亿美元。

这些公司代表了资本主义和国家干预最坏的一面。 它们在几乎没有竞争的灰色行业中运作，依靠军事采购为生——这是一个几乎毫无透明度可言、且众所周知易受腐败和严重政治干预影响的领域。讽刺的是，像彼得·蒂尔这样的行业巨头时常以反对国家的自由主义者自居。事实上，他们与国家的联系如此盘根错节，以至于与其说他们是真正自主的私营企业，不如说他们是安全部门金融化的衍生物。

帕兰提尔和安都瑞尔这样的公司不仅已成为安全部门的新工具，在国外助长战争，在国内加剧高压警务，而且它们现在对此毫不掩饰，甚至试图将自己的行为描绘成受崇高理想的指引。

帕兰提尔的首席执行官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卡普在其近作《技术共和国》（Technological Republic）一书中，对硅谷最终回归其发源的军营大唱赞歌。卡普曾是一名自由派，拥有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博士学位，那里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该学派源于特奥多尔·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领导的团体，近代则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崇高的自由派后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在一起，哈贝马斯甚至曾短暂担任过卡普的学术导师。

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将社会科学设想为支持人类解放的批判性探究领域，而卡普却利用这些知识做了截然不同的事：为硅谷为何应该拥抱安全部门炮制出一套意识形态说辞。

在他的书中，卡普批评硅谷过于关注消费服务，而忽视了其对国家和相关地缘政治目标应尽的责任，尤其是在与东方对抗日益升级的背景下。 他希望互联网能摆脱Instagram上表情符号和自拍的“可爱”文化，转而拥抱一种牺牲和爱国的尚武精神，在一个充斥着人工智能武器系统、自主无人机、战斗机器人和其他反乌托邦科幻技术的图景中。

这一切都以“爱国主义”为名被合理化，尽管这种爱国主义恰好与卡普及其同类的经济利益完美契合。卡普将“国家与软件产业的联合”视为两者生存的必要条件。为了加剧危机感，他臆造了各种外部敌人，包括俄罗斯和中国，并指责它们同样威胁着西方民主。看来，对专制政体的危言耸听是卡普从他昔日哈贝马斯式的自我中唯一保留下来的自由派主题。

就帕兰提尔而言，这种与政府的“爱国”合作不过是一种虚伪的伪装：它反映了一家严重依赖国家采购的公司的现实需求。对于我们这些不依赖国防合同、不关心帕兰提尔股价涨跌、也不参与研发致命军事技术的大多数人来说，是时候认识到军事-信息复合体对我们仅存的民主构成了重大威胁。

正如几十年前连艾森豪威尔都曾谴责过的那样，这种利益联盟通常对民主与和平构成重大威胁。在一个饱受战火蹂躏的世界里，要想在日益抬头的威权主义威胁下恢复西方社会的民主、确保世界和平，就必须铲除这些安全主义巨头不断扩张的权力。这意味着，要将它们所催生的这个无孔不入的新“深层政府”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作者

保罗·热尔博多（Paolo Gerbaudo）是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的社会学家，也是阿拉米达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著有《大反弹：民粹主义和疫情之后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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