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maskpark，可能比韩国N号房更恶劣

《杀人回忆》

文｜蛙蛙和洼

她低头划着手机，地铁车厢的灯光在屏幕上投下一小片晃动的亮斑。

她刚在社交网络上传了一张自拍，加了滤镜，配上一句无关痛痒的心情，像往常一样，等待着朋友们的点赞。

她不知道，斜对面那个同样低着头的男人，手机屏幕上并非朋友圈，而是一个幽深的界面，她的脸，刚刚未经任何修饰地被上传，成为一个庞大“素材库”里最新的战利品。

深渊回望着你，而你甚至不知道它在看。

小红书上已经出现帮助贴，提醒被偷拍的女性注意

幽灵广场：一种弥散的恶

这个名为“MaskPark”的电报（Telegram）群组，被一些激愤的网民冠以“中国版N号房”的称号。

关于中国N号房事件的帖子

我起初也这么认为，这是一个便于理解和传播的标签。

但随着那些令人作呕的截图和证词不断涌现，我开始感到一种更深沉的寒意。

韩国的“N号房”，是一个结构严密的犯罪组织，有“博士”这样的主犯，有付费入场的门槛，有对受害者明确的胁迫与奴役。

它的恶是清晰的、集中的，像一个面目狰狞的暴君，你能指认他，痛恨他，并最终在法律的断头台上看到他的终结。

而MaskPark不同，它更像一个幽灵构成的广场。这里没有唯一的暴君，只有十万个匿名的“普通人”。

他们不以牟利为首要目的，而是出于一种“分享”的乐趣，将身边女性的隐私——无论是偷拍的裙底，还是从前女友手机里盗取的私密视频，抑或是自己妻子酣睡时的裸体：

作为一种社交货币，在广场上交换、赏玩、点评。

群聊的标题为“来这里分享你的娇妻女友”

韩国N号房的恶，是商业化的、可量化的；而MaskPark的恶，是弥散的、日常化的，它暗示着一种更可怕的可能性：

作恶的门槛，已经低到了尘埃里。

它可能比韩国N号房更恶劣，因为那里的每一个成员，都可能是“博士”。

他们称之为分享，但那不是分享，是肢解。

十万“普通人”的狂欢

在这个匿名的广场上，人性中最幽暗的欲望被无限放大。

这里流传着地铁里陌生女孩的走光瞬间、大学女生在自习室里的睡颜、甚至有成员炫耀自己如何与被迷晕的女性发生关系并录下全程。

最骇人闻闻的，是一位父亲，以一种平静到令人发指的口吻，

直播自己性侵亲生女儿的过程

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观察艾希曼时，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指的正是那些放弃思考、以服从为借口而犯下滔天罪行的普通人。

MaskPark里的十万个ID，似乎为这个概念提供了最当代的注脚。他们并非纳粹军官，只是普通的职员、学生、丈夫、父亲。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温和有礼，却在匿名的面具下，心安理得地参与一场针对所有女性的、永不落幕的“猎巫”。

他们彼此鼓励，互相传授偷拍、上手技巧，将对女性身体的迷恋，异化为一种权力的展演。这权力并非来自金钱或地位，而来自“我知而你不知”的信息差，来自单向度的凝视。

传出的群聊记录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描绘了边沁式的全景敞视监狱，一个中心瞭望塔监视着所有囚犯，囚犯因不知自己是否被监视而时刻自我约束。

MaskPark则是一个反向的全景监狱：

无数个匿名的瞭望塔，共同监视着整个社会这个无边无际的囚室，而囚犯们——那些在阳光下生活的女性，对此一无所知，她们的自由，成了一种被观赏的幻觉。

我是否在过度解读这种原始的恶？或许。

但当十万个个体的窥淫癖汇聚成一股集体的、有组织的力量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癖好”，而是一种文化，一种症候。

他们不是在看，是在消费，在吞噬。

甚至有相关的真人互动游戏出现

罪恶的生态：技术、压抑与沉默

技术的进步，总是率先被灰色地带的欲望所征用。

针孔摄像头被伪装成充电宝、插座、挂衣钩，以极低的成本在电商平台流通，将每一个私密空间都变成了潜在的直播间。

而Telegram这样的加密软件，则像一座建在法外之地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为这些欲望提供了完美的庇护所。

它本是为反抗审查而生，如今却讽刺地成了隐匿罪恶的巢穴。

这背后，是否也隐藏着一种更深层的社会逻辑？

当正常的性讨论空间被一再压缩，当所有与“性”相关的文艺作品都被贴上“不宜”的标签，这种被压抑的力比多，是否会以更扭曲、更具破坏性的方式，在监管的缝隙中野蛮生长？

我们像一群拙劣的治水者，只会围堵，却不知疏导，最终洪水从我们看不见的地下管网中喷涌而出，淹没了一切。

沉默，是共犯的另一种形态。

比广场上的狂欢更令人齿冷的，是广场之外的寂静。

当义愤填膺的网民试图将此事推上公共舆论的浪尖时，却发现话题被限流，热搜被撤下。

平台方出于“维稳”的考量，迅速地用算法的抹布，试图擦去这块肮脏的污渍，仿佛只要看不见，罪恶就不存在。

这种处理方式，无异于对受害者的二次凌辱。

它传递了一个危险的信号：你的尖叫，我们听不见；你的伤口，不便展示。

那些在MaskPark里肆无忌惮的ID们，或许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才如此有恃无恐。他们知道，即使事情败露，也会有一只无形的手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一切都会回归“正常”。

这种“正常”，是一种病。

最终，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根本性的问题：

我们是谁？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怎样的社会？

鲁迅曾描绘过一群麻木的看客，伸长了脖子，饶有兴致地围观同胞被处决。

一百多年后，看客们并未消失，他们只是从刑场转移到了线上，从被动围观升级为主动参与、点赞、分享。

相关的截图流出，大家在互联网上打码分享，在不泄漏受害人隐私的情况下，希望能够引起关注

MaskPark的十万成员，就是这个时代最庞大的看客群体。他们不仅观看，还亲手制造着被观看的悲剧。

这已经超出了“平庸之恶”的范畴，这是一种“积极之恶”，一种以他人的痛苦为养料的集体狂欢。

当凝视的权力被滥用至此，当一个社会对如此规模的侵害行为选择降噪处理，我们所面临的，就不仅仅是一个治安案件，而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危机。

当凝视成为一种武器，没有人是安全的。

韩国的“N号房”事件，最终以主犯被重判、社会深刻反思而暂时告一段落。可2024年再现N号房事件。

韩国再次爆发N号房事件，引起国内媒体报道、关注

那我们呢？

当那个在地铁里偷拍的男人，第二天依旧西装革履地去上班；

当那个上传妻子裸照的丈夫，依旧在家庭聚会上扮演着好男人；

当那个性侵女儿的父亲，依旧被邻里视为老实人；

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无处不在、却又面目模糊的恶？

这或许比抓住一个“博士”要困难得多。

因为这一次，我们需要面对的，是潜藏在无数普通人皮囊之下的，那片广袤而幽暗的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