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潜伏》中余则成的原型，潜伏在敌人心脏的“密使一号”

▌他是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却从国民党“心脏”送出大量重要军事情报，他是我党在敌人内部的高级情报官，被称为“密使一号”，他就是革命烈士吴石。1950年6月10日，台湾当局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对“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将军等四人执行死刑。这就是震惊天下的“密使一号”大案，又称吴石案。

吴石，祖籍福建闽侯，毕业于保定军校，后来在日本陆军大学深造。从日本回国后，吴石进入国民政府的陆军大学任教，1936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抗战末期，吴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主任，深受蒋介石的重视和信任。　　

然而抗战胜利后，吴石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部队变“接收”为“劫收”，弄得人民苦不堪言，社会民怨沸腾，而蒋介石更是违背广大民众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发动内战。吴石对腐败的国民党当局彻底失望，开始倾向共产党。

1947年，吴石开始接受中共党组织的领导，成为秘密安插在国民党高层的“密使一号”。

1949年8月14日，吴石将军突然接到台湾发来的急电，蒋介石命令他即日携带家眷赴台湾。接电后，吴石与单线联系的中共华东局领导人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

▌离港前夜的抉择

福州绥靖公署的灯光亮到后半夜。吴石将福建沿海防御图的最后一部分微缩胶卷塞进钢笔笔杆，窗外传来更夫打梆子的声音，"咚——咚——"，已是三更天。他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为大陆传递情报了。

"晦仁，真的要去吗？"妻子王碧奎端来一碗莲子羹，瓷碗在她手中微微颤抖。她刚把最小的儿子哄睡，孩子睡前还问："爹，我们去台湾多久能回来？"吴石没敢看妻子的眼睛，只是低声说："台湾也是中国的土地，在哪里都是为国家做事。"

其实他心里清楚，此去凶多吉少。

三天前与吴仲禧在鼓山涌泉寺的会面还历历在目。那位与他一同参加辛亥革命的老友，扯着僧袍的袖子劝他："留下来吧，福州马上解放，你手里的档案就是大功一件！"

吴石却指着寺内"海纳百川"的匾额："仲禧兄，我这一生错过太多机会。北伐时没跟上时代，抗战时没认清方向，如今总算明白，共产党人要的是天下太平，我这点风险算什么？"

登船前，吴石把那支藏有胶卷的钢笔交给副官聂曦。"设法交给香港的'先生'，"他拍着聂曦的肩膀，这位黄埔四期的军官是他最信任的人，"记住，我们不是为某个党派卖命，是为四万万同胞争未来。"

聂曦立正敬礼，眼眶通红："总长放心，卑职万死不辞。" 船开时，吴石站在甲板上，看到码头上有个熟悉的身影——是吴仲禧。老友隔着越来越宽的海水挥手，吴石也举起手，直到那身影变成一个小黑点。他不知道，这竟是与大陆亲友的永别。

▌台北潜伏的日子

1949年9月的台北，空气中弥漫着樟脑和消毒水的气味。吴石一家住在信义路的日式宅邸，院子里那棵凤凰木开得正艳，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但这份艳丽掩不住城市的紧张——街头巷尾都是穿军装的士兵，电线杆上贴着"检举共匪有赏"的告示，赏金从五百银元涨到了两千。

"总长，这是刚收到的'国防部'编制表。"聂曦将文件放在桌上，眼神示意窗帘没拉严。

吴石不动声色地走到窗边，假装整理百叶窗，余光瞥见对面楼顶有个望远镜的反光。"知道了，放这儿吧。"他翻开文件，手指在"参谋次长"的职位上停顿片刻——蒋介石给他的这个头衔，比在大陆时更高，却也意味着更严密的监视。

为了获取信任，吴石不得不出席各种军政会议。在一次讨论台湾防御的秘密会议上，他故意提出将主力部署在西海岸的建议，"共军最可能从淡水港登陆"，这话正合蒋介石的判断，却悄悄在文件边缘标注了"东部沿海防御空虚"的小字。

散会后，白崇禧拍着他的肩膀："晦仁兄还是老样子，眼光独到啊！"吴石笑着应酬，心里却像压着块石头。

夜深人静时，吴石会在书房铺开台湾地图。他用红铅笔圈出重要的军事据点，这些都是白天在会议上强记下来的信息。书房墙上挂着孙中山的画像，画像背后藏着一个暗格，里面放着微型相机和密写药水。有次小女儿突然闯进来，他慌忙合上地图，女儿指着桌上的饼干问："爹，为什么台湾的形状像番薯呀？"

吴石抱起女儿，眼眶一热："是呀，我们都是这块番薯地里长出来的中国人。"

最让他揪心的是与组织的失联。

到台一个月，预定的接头人始终没出现。他不知道，负责台湾地下党的蔡孝乾（即文中"老蔡"）为躲避搜捕，已经转移了三次住处。

有天在菜市场，他看到一个卖福州鱼丸的摊贩，用家乡话问："有没有鱼露？"这是约定的暗号，对方却茫然摇头。回到家，他把自己关在浴室，用冷水浇头——作为"密使一号"，他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10月中旬的一天，聂曦带来个好消息："香港的'先生'有回信了。"

他递过一个装着鱼肝油的玻璃瓶，瓶底藏着一张细如发丝的纸条。吴石用放大镜看了半天才辨认出："速备岛防图，近日有'表妹'来取。"

他知道，"表妹"是组织派来的联络员，这意味着中断的情报线终于要接上了。

▌与朱枫的六次会面

1949年10月和11月解放军攻打金门、舟山群岛严重受挫，攻占台湾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中共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地下党员朱枫（又名朱谌之）赴台与吴石将军联系。

1949年11月28日的台北，细雨蒙蒙。朱枫提着藤箱走进"永乐町"的百货公司，她穿着米色旗袍，戴着珍珠耳环，像个来购物的阔太太。按照事先约定，她在香水柜台假装挑选，当店员推荐"巴黎之夜"时，她轻声说："要福州茉莉花味的。" 店员眼睛一亮："请随我来。"穿过仓库后门，朱枫见到了蔡孝乾。这位台湾工委负责人穿着粗布短褂，像个普通商人。

"吴先生住在信义路三段，"蔡孝乾在烟盒纸上画了简易地图，"每周三下午三点，他会去中山堂听戏，你可以在门口'偶遇'他。"

12月7日下午，中山堂正演《游园惊梦》。吴石坐在前排包厢，手里把玩着一枚玉佩——那是约定的信物。当唱到"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时，一个穿旗袍的女士从他身边经过，掉了块手帕。吴石弯腰去捡，指尖碰到对方的手，那手上有层薄茧，是常年握笔留下的。

"多谢先生。"朱枫的声音很轻，带着宁波口音。

"女士客气了。"吴石将手帕递还，趁机塞给她一张纸条。

当天晚上，朱枫按纸条地址来到吴石寓所。聂曦在门口望风，客厅里的留声机放着《梅花三弄》。吴石打开书房保险柜，取出一个饼干铁盒，里面是十卷微缩胶卷。"

这是台湾全岛的防御部署，"他指着胶卷说，"西海岸有三道防线，淡水港到高雄都布了水雷，标注红色的是暗堡。"

朱枫用镊子夹起胶卷，对着灯光看。这些指甲盖大小的胶片里，藏着《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海军基地部署》等绝密情报。她从发髻里抽出一根银簪，将胶卷小心地缠在簪子上，再插回头发："吴先生，这些情报对大陆太重要了。"

"都是分内之事。"吴石给她倒了杯茶，"解放军攻打金门受挫，急需了解台湾防务。你看这张海流图，标注了每月的洋流方向，对登陆作战至关重要。"他指着图上的箭头，"下个月东北季风最强，登陆要避开这个时段。"

朱枫注意到，吴石的书房里有本《孙子兵法》，扉页上写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旁边用红笔批注："知民心者，方为知彼。"她想起出发前组织交代的："吴石是国民党高层少有的清醒人，他认同我们的主张。"

此后一个月，两人又在不同地点秘密会面五次。有时在植物园的竹林里，假装赏竹；有时在电影院，借着黑暗传递情报。朱枫发现，这位国民党中将其实生活简朴，书房的沙发打了补丁，茶杯上有个缺口。"不是缺钱，"吴石解释，"是不想让人觉得我贪图享受。"

1950年1月15日那次会面，吴石带来个沉重的消息："蔡先生可能出事了，最近街头多了很多便衣。"

他把一枚金戒指交给朱枫，"这是我母亲留下的，你尽快离开，从基隆港坐船去香港。"

朱枫却摇头："还有些空军部署图没取，我再等两天。"

这一等，就等来了危险。

1月29日，吴石接到聂曦的紧急电话，声音透着前所未有的紧张：“总长！蔡先生...蔡先生被特务抓走了！据说是在住处被捕的，万幸他后来找机会逃脱了，但现在全城都在搜捕他，风声紧得吓人！”

吴石心头一沉。蔡孝乾作为台湾工委负责人，他的第一次被捕（即使逃脱） 意味着地下党组织已经暴露在极大的危险之下，联络站和人员随时可能被顺藤摸瓜。朱枫的身份和行踪极其危险，一刻也不能耽搁了！

他当即对聂曦下令，语气斩钉截铁：“情况万分危急！必须立刻安排朱女士转移，多留一秒就多一分凶险！去舟山，那里相对安全些，还有我们可信赖的同志接应。你马上去准备，我这就给她开特别通行证！”

▌特别通行证的代价

1950年2月1日凌晨，吴石在灯下写通行证。毛笔在纸上划过，"朱谌之"三个字笔力遒劲——这是朱枫的本名。

聂曦站在旁边，声音发颤："总长，这样太冒险了，通行证上有您的亲笔签名。"

吴石放下笔，眼神坚定："救人要紧。她带着重要情报，不能落在敌人手里。"

他在通行证上盖了"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印鉴，金色的印泥在灯光下闪着光。

"你亲自送她去机场，用我的车。"

清晨五点，黑色轿车驶出信义路。车后座的朱枫紧紧攥着通行证，吴石的话在她耳边回响："到了舟山就找'海鹰'，他会安排你回大陆。记住，这些情报比我们的命更重要。"

车到机场，聂曦下车交涉，哨兵看到通行证上的将官印鉴，立刻放行。飞机起飞时，朱枫从舷窗往下看，看到吴石站在停机坪挥手，身影越来越小。

她不知道，此时的台北已因蔡孝乾的第一次被捕和逃脱而陷入全城戒严的恐慌之中。更致命的危机还在后面：

1950年3月，仓皇躲藏了近两个月的蔡孝乾终究未能幸免，再次被国民党特务抓获。这一次，在酷刑与利诱之下，他彻底叛变，供出了他所掌握的整个台湾地下党组织网络、人员名单及活动细节，其中就包括“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和代号“女特派员”的朱枫（朱谌之）。

当蒋介石看到审讯记录上赫然写着吴石的名字和罪行时，勃然大怒，把茶杯狠狠摔在地上：“吴石！我待他不薄，竟敢背叛我！“

蔡孝乾的叛变，给台湾地下党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最终坐实了吴石和朱枫的身份与“罪证”，将他们推向了无可挽回的结局。

2月2日下午，吴石正在办公室批阅文件，几个宪兵突然闯进来。

"吴次长，委员长请您去聊聊。"领头的人语气冰冷。吴石知道事情败露，平静地拿起外套："稍等，我换件衣服。"

走进休息室，他迅速将藏在领带夹里的密电码吞下——那是与组织联系的最后凭证。

审讯室里，特务拿出朱枫的通行证。"这是你签的吧？"

吴石看着自己的笔迹，突然笑了："是又怎样？台湾是中国的领土，我给中国人开通行证，犯法吗？"

特务用刑具威胁他，他却闭上眼："要杀要剐随便，别想从我嘴里掏出一个字。"

在狱中，吴石遇到了同样被捕的聂曦。这位年轻副官脸上带着伤痕，却挺直腰杆："总长，我没给您丢脸。"

吴石握住他的手，这双手曾为他传递过无数情报，如今却戴着镣铐。"我们做的事，对得起天地良心。"

3月的一天，狱卒送来王碧奎的信，里面夹着一片凤凰木的叶子。吴石知道，这是妻子在告诉他，家里一切安好。他在回信中写道："勿念，我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此生无憾。"

▌最后的绝唱

1950年6月10日的清晨，台北监狱的铁门发出刺耳的声响。吴石被带出牢房，他换上了那件藏青色西装，是王碧奎给他做的结婚纪念日礼物。狱卒要给他戴手铐，他说："让我体面地走。"

刑场设在马场町，这里原本是日本人修建的练兵场，如今成了处决政治犯的地方。

吴石走到刑柱前，看到朱枫、陈宝仓、聂曦已经站在那里。朱枫穿着一身红衣，那是她特意要求的，"我要像一团火一样离开"。

"吴先生，能与您共事，是我的荣幸。"朱枫的声音很平静。 "朱女士，你们年轻人能看到胜利的那天。"吴石微笑着说。

临刑前，吴石要求写绝笔诗。特务递给他一张草纸和半截铅笔，他蹲在地上，一笔一划地写：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

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

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

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写完最后一个字，他将铅笔一折两段："我吴石，无愧天地，无愧祖宗！" 枪声响起时，天空突然下起雨来。聂曦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朱枫则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歌声在空旷的刑场回荡。

吴石壮烈牺牲，时年57岁。1973年，吴石被国务院追认为革命烈士。在隐蔽战线上一批批中共情工人员，为了国家统一和人民解放，临危不惧 ，视死如归。他们是孤勇者，于无声处听惊雷；他们是听风者，于无形处建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