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人工智能与社会运行

如何看待人工智能？现在大致存在两种倾向，借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来说，一种是“好得很”，一种是“糟得很”。说人工智能好得很，是因为它是科技领域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认为它糟的很，则是因为人工智能的演进可能导致“超人”现象，霍金就曾认为，人工智能有可能会在将来的某一天赶上或超过人类，这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很有可能导致人类的灭亡。在我看来，这两种看法都可能包含偏向。对人工智能这一个合理的态度可能是谨慎的乐观：一方面对它的发展前程要做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对它可能的一些弊病要加以注意和防范。

最近，有一种现象需要引起我们注意，即文本的“复制”，其具体形式是以人工智能取代人，借助AI进行写作。前一阵复旦大学校庆的时候，便出现了很多完全雷同的贺词，数十所高校都以AI生成的文献作为贺信，其内容机械呆板，既没有创造性，也不合行文规范，这类文本的出现，可以说使斯文扫地：人工智能可能具有的负面作用，在此充分地显现。AI或人工智能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人工的东西，人工智能与人的智慧之间有距离，人工智能毕竟是工具性的东西。我曾区分了一阶智慧和二阶智慧，前者（一阶智慧和）具有原创意义，后者（二阶智慧）则往往缺乏原创性。真正创造性、原创性东西则是人的创造，人工智能属于二阶智慧：如果离开人的赋予，包括大数据、算力、算法，人工智能就什么也不是。人工智能固然可以自我学习，孤立地看，其运算能力甚至超过人类，但其功能毕竟是有限的，归根到底，属于人类的赋予。比较而言，人的智慧则具有原创性，属于一阶智慧。对以上两个方面，需要加以区分。

从广义社会的层面来看，人工智能确乎开辟了一个新的虚拟世界，人与人之间交往也因此有了更多的方式和更广的空间。在虚拟空间中，自然的人可以与机器对话，不再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然而，这种新的现象也需要认真考虑。从一个方面来说，它使人交往的对象大大地扩展了，不再限定在一个区域或一定关系之中。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不同于自然人。在与人工智能对象的交往中，人与人的情感沟通、美与艺术的交流、价值的共鸣、认知的共识都受到限定。同时，现实的交往过程涉及与人相关的各种意义、意味，对智能的机器来说这种意义和意味则基本上不存在，它对各种对象大致一视同仁、具有冷冰冰的性质。这种交往过程，显然有其限定，应当加以制约。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沉溺于手机、电脑世界之中，乐在其中，也就是说，主要囿于一个人机之间交往之中，没有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广泛社会交往，这是需要避免的现象。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应当在人与人之间交往中引入现实的社会关联，如果没有现实的人与人的沟通，便只能停留在由智能机器构成的冷冰冰的交往世界中，这对人类的演进过程显然具有消极意义。要而言之，除了理性的引导，人与人的往来不能仅仅限定于人机交流，而是需要注重现实的交往。从自然的、感性的层面，到社会性的维度，都不能离开现实的人。

人具有多方面的生命意义，包括精神层面的追求、人格的提升、不同的能力的发展，等等，这些方面往往不同于人工智能。同时，人的生命存在关乎感性规定，除了通过感性需要的满足以维系人的现实生命之外，人还通过自然繁殖来保证生命的延续，从智力发展演进看，这使理性能力无法离开人之“身”。相对于此，人工智能并非与自然之身相关，其运算能力也并不以“心”或“脑”为依托。人们谈及人工智能，对以上方面往往有所忽视，“非自然”意义上的“身”，往往未能进入他的视域。在自然之维，智能以心和意为内容，并与心意的展开无法分离。而在不同于自然的人工形态下，心与意常常游离于外：人工形态的智能，往往更多地以心意之外的逻辑运演为其特点，而不涉及自然层面的情感和体验。作为人工的产物，人工智能即使在某些方面超越人，但以上方面是它无法避免的。通过发展人的生命内涵和生命意义，人不仅将驾驭人工智能，而且能够使自身得到进一步的充实。人的目的性、人的尊严，都以非人工性为前提。对人工智能的规范，需要以此为原则。中国传统哲学肯定万物之中人为贵，这里的“人”主要即自然之人。人工智能应始终在人的控制之下，这是基于其非自然性。

理性的规定与目的性相互关联。人的理性能力与价值取向，是人不同于动物或其他存在的主要之点。人具有的理性能力表明，人是理性的存在；人所内含的价值取向则确认，人是目的性的对象。人工智能固然能够进行逻辑推论，然而，历史的发展则表明，人工智能的理性活动，是二阶性的，其作用过程，也离不开人的制约。人的价值与人作为自然存在的生命无法分离，人工智能则因其“人工性”，与人的自然生命始终存在距离：相对于人，人工智能无法摆脱物的形态。这一性质，从另一方面决定了其手段性。作为人的知识和认识能力的外化，人工智能的实际作用无法超越人的目的。事实上，人工智能的目的最终在于更有效地解决人类遇到的各类问题。以前面提到的“复制”来说，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文本的生成，在人工智能中，它同时表现为自我学习的情况下的程序“复制”。为了避免其负面影响，需要在最初的程序（包括算法、算力）方面加以防范，因为这一类广义发复制，容易失控，当然，这里重要的是作预防性的规范。在“人工”的前提下，人工智能的一切所作所为，应该在人的控制之下，在此前提下复制，有助于免于导向消极结果。

总体上，关键的问题在于肯定人的创造性和目的性，应当始终坚持只有人是目的、唯有人才具有创造性。需要以这样的观点来制约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导其未来的趋向。从人是目的这个角度来说，早期儒学已提出仁道观念，其内在涵义是肯定人具有内在的价值。《论语》中的著名记载：马厩失火，孔子闻知，马上急切地问“伤人乎”，但“不问马”。其中的缘由在于，马是为人所用的工具，而人本身即目的。这是就目的性规定而言，从理性的创造过程来看，则不能把一些东西都归之于人工智能的生成，需要始终肯定人的原创性。可以看到，肯定人是目的和人的创造性品格，将人工智能作为服务于人和社会治理的手段，并以此规范相关活动，这是未来可能的一个前景。

（本文为7月19日召开的《分析哲学》创刊15周年纪念会议发言，会议主题为“智能社会与期刊发展”）

来源：杨国荣（西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