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首都掀起“改名潮”，让人啼笑皆非

在那个特殊年代，整个社会充斥着浓烈的政治氛围。

随着“破旧立新”等思潮兴起，一批热衷参与社会运动的青年群体，掀起了一股“改名热”。

他们主张，将地名、店名乃至人名中，凡是带有“旧文化”色彩的元素，统统改换，换成能体现“新风貌”的称呼。

这不仅被视作一种表达政治立场、彰显忠诚的方式，也被当作清除“落后文化”的举措。

很快，全国范围内便迎来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改名潮：

红旗区、红卫区、红工区、卫东区……

一夜之间，街头巷尾焕然一新。

这种现象，也从侧面映照出当时社会的一种独特政治热情与文化风向。

1966年的“红八月”，成为这股改名潮的高峰期

为了紧跟当时的主流导向，青年群体们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命名革命”。

凡是带有“封建、旧社会”等色彩的名字，一律被要求改掉。

改名模板也很统一，常见的有：

“红”、“革命”、“东风”、“反帝”、“反修”

这些字眼被大量用于新名字中，目的是彰显时代气息。

一些知名老字号也难以幸免：

• “全聚德”一度改名为“北京烤鸭店”
• “盛锡福”改成“前进帽店”
• “王麻子刀剪”变成“北京刀剪厂”
• “张一元茶庄”成了“红旗茶庄”
• “吴裕泰”被改为“红日茶庄”
• “内联升”叫做“从头越鞋店”
• “六必居”更换为“万水千山只等闲酱菜园”

街道名称也进行了调整：

• “长安街”一度改成“东方红大街”
• “王府井大街”改叫“人民路”

最让人哭笑不得的，是：

• “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
• “西交民巷”变成“反修路”

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老字号“亨得利”钟表店的牌匾也未能幸免

改名浪潮之下，“亨得利”被拆牌改名为“首都钟表店”，以符合当时“破旧立新”的要求。

类似现象在高校中也频频出现。

据记载，当年清华大学的部分青年群体认为“清华园”这一名称不够革命，甚至将其解读为“旧文化残余”。

牌匾被拆除，一度从校园内消失。

具体的政治解释未必严密，但在当时的氛围中，“能改就改、能拆就拆”已成为一种普遍做法。

更有消息称，当年红卫兵曾计划进驻故宫进行“革命改造”

所幸在关键时刻，有关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封闭宫门，保护了这一珍贵的古建筑群

尽管未能如愿进入，部分标语却出现在宫门外墙上，成为当时过度政治化氛围的一个注脚

“四联理发馆”也在此轮改名中更名为“北京理发馆”

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只因“四联”二字被视作有不明含义，改名后则显得“更符合时代精神”。

即便一些店名已具有一定“红色”色彩，仍被认为不够鲜明

例如一家名为“红光理发馆”，依然受到整改建议，要求更换为更加直接体现政治立场的新名称。

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其他行业：

“云裳理发馆”因名称被认为过于文艺化，被迅速更名为“东风理发馆”

“王府井百货商店”，因“王府”二字涉及“封建”元素，一度被改名为“北京市百货商店”。

王府井百货商店 → 改名为 →北京市百货商店

老字号餐饮业亦未能幸免。

“全聚德”烤鸭店，因店名中包含“全”“聚”“德”三字，遭遇批判，被改名为“北京烤鸭店”

餐饮消费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意味。

西交民巷” → 改名为 → “反修路

老字号餐饮业亦未能幸免。

“全聚德”烤鸭店，因店名中包含“全”“聚”“德”三字，遭遇批判，被改名为**“北京烤鸭店”

餐饮消费也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意味。

日常生活领域也深受影响。

公共交通场景中，朗读政治文献成为常态，乘客往往无法回避，被动参与学习活动

部分乘客若态度消极，甚至会面临“点名批评”，形成了一种高压的公共空间文化。

“协和医院”，因其历史背景，被更名为“反帝医院”。

医院本应作为服务民众、救治疾病的场所，但在当时氛围下，同样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符号

更具象征意义的，是街头常见的“批判口号”“改名行动”

部分群体将改名视为清除旧社会痕迹的重要手段，所到之处积极更换招牌、修改名称，这种现象，虽体现了当时的政治热情，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城市文化与历史积淀

回望那段历史，可以看到，在极端化氛围影响下原本多元的文化表达空间被压缩，历史与传统的符号被大量清理

这一过程，固然出于当时的特定社会背景，但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反思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