渎圣同盟：纳粹主义催生了欧洲天主教与新教的和解

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于1934年9月在纽伦堡的圣母教堂外，与天主教修道院院长阿尔巴努斯·沙赫莱特（左）和新教帝国主教路德维希·穆勒（右）握手。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纳粹的宗教催化剂

20世纪中叶，一场长达数世纪的敌对关系戛然而止。在神学家中被称为“两大教派”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敌意，曾是欧洲社会生活的重要组织原则，持续了四个多世纪。然而，这种敌意突然停止了。

作者：乌迪·格林伯格

编辑：阿K

要理解这种基督教内部和平的革命性，有必要回顾其前因。因为教派间的相互仇恨不仅塑造了早期现代时代，当时圣巴托洛缪大屠杀（1572年）和三十年战争（1618年至1648年）等残酷暴力事件撕裂了欧洲。反天主教和反新教情绪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仍十分强大，深刻影响了社会和政治生活。最极端的案例是德国，1871年新教徒占多数的政府对天主教少数群体发动了激烈的迫害运动。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国家当局驱逐了天主教修会，接管了天主教教育机构，并审查了天主教出版物。

在荷兰，新教徒暴徒暴力袭击天主教游行；在奥地利，一场名为“远离罗马”的群众运动于1897年发起（最终失败），试图通过大规模改宗消除天主教。天主教徒方面对新教徒同样充满敌意。在法国，天主教杂志和布道词指责新教徒叛国，甚至有人呼吁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商业协会、劳工工会甚至游行乐队常常沿宗教界限分裂。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直到20世纪，街区、政党和杂志仍严格分为天主教或新教阵营。知名政客和平信徒作家经常指责另一宗教派别落后、颠覆和性变态。一位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甚至在19世纪60年代声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是不同种族的后裔。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相互鄙视终于结束。两大教派实现和解，平信徒领袖成立联合组织，政客甚至创立了强大的跨教派政治党派。就连一度拖延的教会当局最终也转变了态度。天主教会于1964年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正式宣布，新教徒并非异端，而是信仰上的兄弟。唯有北爱尔兰的反天主教和反新教情绪仍根深蒂固，这一显著例外恰恰印证了普遍规则。

这一令人震惊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经过四个世纪的分裂，为何旧怨能如此迅速消弭？人们容易认为，这一剧变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欧洲整体自由化进程的一部分。经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创伤后，外界或许认为，许多欧洲人开始珍视多元主义。或有人推测，天主教与新教的和平源于世俗化进程的推进。20世纪60年代，人们纷纷离开教会，因此也对旧有矛盾不再关心。

但这两种假设都是错误的。因为天主教与新教的休战实际上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对纳粹呼吁结束宗教纷争、转而建立种族团结的回应。许多天主教和新教的思想家和领袖对这一革命性信息深感震撼。即使他们不认同希特勒的一些观点，他们仍相信基督教内部合作能开辟令人兴奋的新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希望团结能让他们建立一个基于不平等的欧洲秩序。在纳粹的统治下，天主教和新教领袖希望保护工人与雇主之间的经济等级制度，以及男女之间的性别差异。换言之，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和平不仅意味着新的宽容，还意味着对严酷排斥的保护。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一事实证明具有深远影响，当天主教和新教势力掌权并帮助建立了一个高度不平等的欧洲时，这一影响尤为显著。

如果反天主教和反新教情绪能够延续如此之久，这得益于它们惊人的适应能力。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许多欧洲人认为，这两种宗教信仰解释了现代世界的形成，例如资本主义的传播、城市工人阶级的崛起，或是女权主义的萌芽。当时普遍认为，理解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取决于天主教或新教对社会做出的独特贡献。

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是比利时新教经济学家埃米尔·德·拉维莱耶，他是19世纪末最受欢迎的社会理论家之一。在多部著作（其中一部销量达200万册）中，拉维莱耶主张，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活力与增长是宗教改革的馈赠。路德及其追随者鼓励信徒自行阅读《圣经》，这培养了智力创造力和自我完善动力。同样重要的是，路德教导不同阶级有不同的天职。这使得工人与雇主能够和谐共处，即使这意味着接受他们之间存在重大经济不平等。天主教则因相信奇迹、圣人和教皇权威，使人们陷入无知与故意懒惰的状态。最终，它退化为社会主义，拉维莱耶将其解释为对劳动和神圣不平等的反抗。许多新教牧师和学者也声称对资本主义有贡献，最著名的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欧洲天主教徒同样热衷于为现代经济繁荣争取功劳。例如，德国经济学家、自豪的耶稣会士海因里希·佩希与新教徒一样认为，不平等是上帝“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但他警告说，正是新教徒破坏了这一秩序核心的共同慈善精神。通过宣称每个人都能与上帝建立直接联系，他们滋生了极端个人主义，瓦解了共同体纽带，并无意中助长了宗教冷漠。佩希认为，这种宗教道德的丧失导致了社会主义，后者放弃了宗教原则，转而采用一种纯粹经济的人观。天主教徒则认为，社会和谐建立在慈善之上。正如佩希在具有影响力的著作《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与基督教社会秩序》（1899年）中所解释的，教会教导说，财产的不平等使自愿捐赠成为可能，从而培养了社会美德。为了证明这一点，佩希和其他天主教评论家引用了现代统计数据。教区记录显示，天主教徒捐赠给援助计划的金额远高于新教徒。

天主教徒借助统计数据证明新教鼓励婚外性行为

性问题或许引发了天主教与新教之间最激烈的敌意。尽管天主教和新教精英均对女权主义和性改革运动持敌视态度，但他们也视对方为对父权制家庭神圣性构成积极威胁的力量。新教小册子和婚姻手册不断警告称，天主教神父是世界性混乱的主要根源。由于独身主义剥夺了他们“自然”的性欲宣泄渠道，神父们试图破坏现有婚姻：他们利用告解制度对女性施加心理控制。加拿大作家查尔斯·奇尼奎在其畅销书《神父、女人与告解室》（1874年，被译成九种语言）中，是众多将天主教描绘为破坏丈夫对妻子权威的阴谋论者之一。他以厌恶与嫉妒交织的语气警告：一旦女性向神父坦白性幻想，便会永远陷入追求“秘密淫乱”的漩涡。

天主教徒反驳并指责宗教改革对离婚的认可导致家庭衰落，这一趋势在离婚普及和非婚生子女数量上升中愈发明显。如果终身婚姻不再神圣，还有什么能阻止男女不断结婚离婚以追求性冒险？天主教徒再次援引统计数据证明新教鼓励婚外性行为。比利时记者普罗斯佩尔·德·奥尔维尔于1876年声称，新教占多数的普鲁士，在2983146名育龄妇女中，有39501例非婚生子女，这使该地区成为道德沦丧的“地狱”。相比之下，奥尔维尔坚持认为，天主教占多数的意大利是贞洁的“避风港”。

总之，天主教与新教的刻板印象和敌意始终是理解现代生活的日常框架。如同反犹太主义，这些旧观念不断以新形式和变体出现，借助统计数据和大众媒体等现代工具。

当然，此类焦虑从未普遍存在，其强度随时间和地点而异。在一些社区，平民大多忽视这些观念，甚至偶尔与不同教派的人通婚。然而，到20世纪，天主教与新教的敌对关系已成为欧洲生活的深层基石。很少有欧洲人能想象一个没有这种分裂的世界。

那么，为什么在短短几十年内，如此多的欧洲人放弃了这些分裂？答案在于20世纪30年代，尤其是纳粹主义的崛起。

纳粹党今天通常因其极端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灭绝暴力而被记住。但在其早期，他们的信息常常围绕经济和性别主题展开。这两者都呼应了许多基督徒的关切。在经济领域，他们承诺发起一场反对社会主义及其更激进形式——共产主义的圣战，并呼吁工人和雇主在和谐的不平等中合作。在性别关系领域，纳粹坚持男女分离与不平等，并通过福利政策将女性排挤出劳动力市场，使其专注于生育。早期纳粹文献常明确宣称这些理念与基督教教义相契合，并自诩为基督教的盟友。

但纳粹意识形态还引入了一个重要创新。尽管这一点常被忽视，纳粹主义还承诺终结宗教派别分裂。在其1920年的建党文件中，该党宣布支持“积极基督教”，即一种新的、带有种族色彩的宗教观念，涵盖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阿道夫·希特勒本人对宗教派别分裂极为关注。在《我的奋斗》（1925年）的多个段落以及多篇演讲中，他将德国的内部分裂和弱点归咎于宗教分裂。纳粹因此声称，建立新秩序需要历史性的跨基督教合作。基督教的团结、结束长达数世纪的宗教战争，是击败“犹太-布尔什维主义”的必要准备，而这一目标被希特勒及其追随者视为不可避免。

只要纳粹主义还是一个边缘运动，基督教精英大多忽视了这一信息。但其掌权后，首先在德国，随后通过军事征服占领欧洲，促使许多人效仿纳粹的宗教团结号召。例如，1932年，天主教作家罗伯特·格罗斯切创办了第一份公开支持纳粹主义的天主教期刊。格罗斯切认为，教会与纳粹运动都认识到，上帝的恩典并非通过个人，而是通过种族共同体发挥作用。

格罗斯切坚称，天主教徒与纳粹是盟友，共同致力于创造一个“神圣空间”，其中整个社会团结一致，共同追求集体救赎。格罗斯切还成为与新教徒接触的最积极倡导者。他认为，两大教派是“血的共同体”中的兄弟。奥地利主教阿洛伊斯·胡达尔发表了将天主教教义与纳粹教条相调和的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与格罗斯切一样，他设想了一个共同的未来：“谁……消除了宗教分裂，”他解释说，“将为‘德国民族和欧洲整个文化领导层’提供最大的服务。”

纳粹启发的宗教统一观念不仅限于神学。它们影响了对经济等民生问题的流行评论。例如，新教德国经济学家乔治·温施在20世纪20年代曾攻击社会主义和天主教对经济增长有害，但在30年代他改变了立场。当温施于1936年宣布支持纳粹经济政策，尤其是公共工程时，他宣称这些计划体现了两大宗教教派的价值观。温施认为，纳粹公共工程将促进雇主与工人之间的和谐，同时维持神圣赋予的不平等（因为私有财产仍受保护）。20世纪30年代，天主教和新教理论家开始批判早期刻板印象，并坚持认为两大宗教教派均可为现代经济做出贡献。德国最大的新教慈善机构“内陆传道会”的一位领导人宣称，围绕经济政策的“激烈斗争”不再是教派之间的斗争，而是“基督教教派与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无神论世界观之间的斗争”。

在整个欧洲，许多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钦佩纳粹对女权主义和性少数群体的打击。反过来，这促使他们坚持存在一种跨教派的性伦理。例如，德国新教记者阿尔弗雷德·德多·穆勒，他在战后成为一名成功的政治家，拒绝了早期的反天主教焦虑，并解释说，两个教派实际上在捍卫生育家庭的追求中是团结的。在他看来，两者都明白，健康的家庭是健康国家的基石，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合作，将生育限制在那些“种族健康”的人群中。比利时天主教家庭专家雅克·勒克莱尔克对比第三帝国鼓励妇女离开职场专注于育儿的政策印象深刻。他在20世纪30年代满意地指出，许多新教徒赞同这些政策，这表明他们现在已成为天主教徒在捍卫家庭问题上的盟友。

这种热情意味着，到了20世纪30年代，跨教派合作突然似乎成为解决诸多问题的方案。新的跨教派组织相继成立。例如，奥地利高级政客、维也纳大主教特奥多尔·伊尼策尔于1933年与新教徒埃瓦尔德·阿门德共同创立了一家慈善组织。

作者

乌迪·格林伯格是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的历史学副教授。他是《分裂的终结：天主教徒、新教徒与1880年代至1970年代欧洲基督教生活的重塑》（2025年出版）一书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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