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北大副教授对话高考状元：“状元”是我的黑历史”

每年高考结束，全省名列前茅、拿下北大清华录取通知书的学生们，都会迎来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被羡慕、被夸赞。

这些年轻人作为高考的优胜者，往往被寄予厚望。

最近，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和十年前的高考状元在纪录片《十年前的高考状元，过得好吗》中展开了一次对话。状元们走出考场后面临同样的问题：我可以一直优秀下去吗？人生会就此迈向“旷野”吗？

纪录片主角吴呈杰是2014年江苏省理科状元，总分比第二名高出10分。

在高考前，吴呈杰就拿到了北大校长实名推荐，能上北大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在他的设想里，自己会去北大念新闻，毕业后做记者，最后靠写字讨生活。

高考分数公布，省状元这个头衔让情况变得复杂。

顶尖的成绩让他有更多的选择，但也“屏蔽”了一些可能性。

知道他想学新闻的人，都会问他：“一个状元去做记者，会不会太可惜了？”“这么高的分，读新闻传播是不是有点浪费？”

接受媒体采访时，面对这位“潜在”同行，记者朋友们也拿自己的亲身经验来劝退，告诉他当记者很辛苦，工资又低，状元一般都会选择商学院。

那年夏天，吴呈杰最终没有“浪费”自己的高分，进入了当时最为热门，收分最高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状元”让吴呈杰品尝到了年少得志的滋味，同时也让他知道，得志的滋味不过如此。

吴呈杰读过村小，读过县中，从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他承认，自己吃了“红利”。

因为自己擅长考试，而在他读书的时候，考试几乎是绝大多数学生唯一的上升途径。

擅长考试的小孩成为了状元，进入大学后遇到了考试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社交。

当年的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被视为精英教育象征，吴呈杰入学那年，院系中有三十多名省状元，甚至有一个全是省状元的社团。

进入大学后，吴呈杰参加了许多社团面试，大多数都没有通过。

面试学院公认厉害的辩论社时，学长学姐审视的眼光，让他觉得自己像某件被打量的商品，并陷入自我怀疑。

同省的学姐出于好意，告诉吴呈杰，在光华管理学院的四年应该怎么过。

大一要疯狂刷绩点，要尽量选择水课，不管你对这门课是否感兴趣；

暑期实习一定要去大机构、大公司；

大三的时候要想好自己的出路，保研、找工作、还是出国继续学习？

如果前面三年工夫做得到位，那么大四你可以看上去“高枕无忧”。这一年，你需要做的就是，在诸多选择中做出对你最优的选择。

大学生活像一本步骤清晰明了的说明书，学生依照统一的程式变成“预制”大学生，不断寻找砝码为自己铺一条更确定的好道路。

纪录片中，另一位顶着状元头衔进入北大的同学也表示，生活中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和问题，这让她在做选择时更倾向于那条看起来更确定的道路。

“预制大学生活”和大多数人曾想过的大学四年完全不一样，但在吴呈杰的观察中，大学时，身边的同学好像都在扮演“精英”，并希望快速将自己催熟。

林小英将这些“预制”生活比作一套系统。

80、90年代的大学生进入大学是一个不断汲取状态，但今天的孩子接受了太多的信息，孩子的家长们也学习了一套又一套的教育理论。

高考前，学生被装入一套系统，告诉你要好好学习，考一个好大学；

高考成绩出来后，学生又被装入一套系统，系统里是关于对专业前景、地区优势的分析；

进入大学，再次被装入一套系统，如何高效稳妥地走好每一步，获取最大的“效益”。

要避免成为“预制大学生”，家长需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在每一个阶段找到自己最不想做的事情，将系统中多余的APP逐个删除。

这样，我们的孩子才能在逐渐跳出统一的评价体系的同时，培养批判性思维、创造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状元”的头衔变成了一个“枷锁”，从报考到毕业工作，把吴呈杰裹挟进了成功学逻辑里。

——你曾经是世俗标准的优胜者，因此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里，你还是要做“别人家的孩子”，你还是要从事优渥、体面的职业。

另一名北大的状元同学也提到，自己的职业规划是老师，但身边的人都觉得：“考北大的人当老师，是不是有点屈才？”

众人的鲜花和掌声如潮水涌来时，状元们要求自己不断验证“成功”——学理科要拿第一，学商科要拿第一，做什么都要拿第一，要做一个符合大家期待的“状元”。

否则就对不起当初那些鲜花和掌声。

心理学家爱德华·L·德西得出结论——人的动机分两种：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

受内在动机驱动的人，是自己人生的主人，他们做事是出于自己内在的感受，首要考虑的是“我想要”，感受到的是动力；

受外在动机驱动的人，则会成为外部因素的奴隶，他们做事是受义务、恐惧、奖赏、惩罚、最后期限、他人认可等外部力量激发，考虑的是“我应该”，感受到的是压力。

“对不起鲜花和掌声”的心态，是典型的内部动机外部化。

林小英在聊“卷”话题时，也聊过这一现象：无效的过度竞争。

如果你的学习就是为了赢过别人，至于这个是否有真正的收获，是否心里真正的愉快，你根本来不及关心，这就叫“卷”。

是肉身被束缚了吗？是灵魂被束缚了吗？哪些障碍和束缚是外部强加的，哪些是自我的过度认知？

好好地审视，就是自我从“过度的内卷”当中让自己脱嵌出来的一种方式。

如何提升孩子的内驱力，向来是家长关心的话题。

实际上，家长也可以进行审视。是否帮助孩子将兴趣变成热爱，而非分数；是否让他们体验到学习时的愉快情绪，或是知识本身的趣味性，真正明白“为何学”、“为谁学”。

纪录片中有一处细节，林小英提到状元这一名头时，吴呈杰别过了头：“对，是我的‘黑历史’，可能到我死时墓志铭上都会写着‘2014年江苏省理科状元’。”

从北大毕业后的那一两年，吴呈杰从不主动提起自己是北大的，也特别害怕别人提起。

因为那几年，自己几乎“一事无成”。

刚辞职时，他索性染了一头红发，在一个工作日出现在老家村里。村支书见到他，第一句话是：这不是我认识的吴呈杰。

村支书、绝大多数人认识的那个状元吴呈杰、那个考入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吴呈杰，现在大约应该挣了大钱，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是创业成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

商科毕业、选择“鄙视链底端”的纯文科工作、辞职、待业在家，听起来，太像一个状元坠落的故事。

如果，换个角度讲述他的故事，是什么样呢？

放弃新闻理想，理科状元选择当年北大最厉害的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后，他放弃了“更确定”的那条路，成为了一名记者。

他做了十年记者，写了经得起检验的报道。去年，他去瑞士参加“全球真实故事奖”，他写了一个年轻人换了19份“狗屁工作”的故事。

@吴呈杰 社交媒体

他做了一档播客栏目，聊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私人话题，拿到了传说中文艺青年都想收到的豆瓣的奖。

他做自媒体，也拍短片，过上了刚成为状元时设想的生活：靠写字讨生活。

吴呈杰和他的状元朋友们现状是：周一到周五当苦兮兮打工人，每周末一起打羽毛球，打完吃火锅。聊天话题无非是，谁有新的crush了，谁又换工作了，下个月要不要一起去看爱豆的演唱会。

当然，这种乐在其中的日子或许还是没有达到大多数人对状元的期待。

但在成为状元十年后，他治愈了“好小孩综合征”，摆脱了优绩主义。他想明白了，成功不过是世间万物中的微小一件。

纪录片中的状元同学们在求学路上似乎都有同一种焦虑：如果某件事没做好，是不是我的人生就完蛋了。

小学没打好基础，学习习惯没养好，完蛋；

初中还不抓数理化，完蛋；

高中选科没选好，完蛋。

走错一步，人生万劫不复。

面对同学们提出来的“完蛋”焦虑，林小英平静地向同学叙述自己两次保研失败的经历，失败就失败吧，保研失败也不意味着人生完蛋。

她给学生缓解焦虑的建议是：高考依然是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但我们可以弱化一次选择对人生的影响。

人生没有所谓“正确道路”，试错是成长的一部分。重要的是保持学习能力，随时调整方向，而非拘泥于某一固定轨迹。

相比预制的道路，“成功学”的诱惑，学生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多孔”的制度和筛选机制，给每个人钻进钻出的机会和资源，随时都能重启人生。

高考后的世界不只有旷野和轨道两项选择，我们歪歪扭扭的生命进程中，会有不断分岔的小路，通向不一样的精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