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无声的闪光，改写30万人的命运

1945年8月6日8点15分，佐佐木敏子，一名东亚罐头厂人事部职员，正转过头与邻桌的女孩说话。几秒钟后，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在广岛城市上空爆炸，人类原子时代正式开启的这一刻，她被压在了书堆之下。

与此同时，藤井正和，一名医生，刚在私人医院的门廊里坐下，准备看报纸。一道耀眼的黄色闪光吓了他一跳，在他茫然不知发生了什么的时候，整座医院开始倾斜，他被甩到了半空。中村初代，一位裁缝的遗孀，在核爆的瞬间，她本能地朝自己的三个孩子跑去，却“和房屋碎片一起被抛到了隔壁房间的榻榻米上”……

战争，对普通人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赫西用《广岛》给出了他的回答。

凭借着新闻记者的敏锐与对真相的执着，在核爆发生后，赫西亲赴广岛采访了灾难中的幸存者，并用冷静而克制的文字记录了六个普通人在核爆前后四十年的人生轨迹，用生动的细节将核战末日的模样真实呈现在世人面前，清晰折射出了“被爆者”一代的创伤记忆。

今日世界，战火仍时有发生，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极端对立正卷土重来，而《广岛》的价值正在于，它用文字永远留存下了六个无辜平民被战争改写的命运轨迹，以此不断警醒我们：铭记历史不是一句口号。祈愿和平，是因为我们从没忘记那些曾经或此刻正因战火而摇摇欲坠的本该鲜活的生命。

回到最初的问题——战争究竟对普通人而言意味着什么？答案会浮现在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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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道无声的闪光

原子弹爆炸的前一个晚上，临近午夜，广岛电台的一个播音员报道说，大约有200架B-29轰炸机正在向本州南部靠近，并建议广岛市民向指定的“安全区”撤离。裁缝遗孀中村初代太太住在一个叫登町的地方，一直都有让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习惯。她把三个孩子——10岁的儿子敏夫、8岁的女儿八重子和5岁的女儿美也子从床上叫起来，给他们穿好衣服，然后带着他们走到了广岛东北部一个叫东阅兵广场的军事区。她在那里铺上垫子，让她的孩子睡了下来。他们睡到了凌晨2点，后来就被飞机飞临广岛上空的轰鸣声吵醒了。

飞机一过，中村太太就带着孩子动身回家了。他们到家的时候刚过2点半，她立刻打开收音机。然而，让她棘手的是，广播里正在播报一条新的警报，她看了一眼孩子们，知道他们特别累，想到过去几个星期去东阅兵广场的次数，但都是白费力气，她不想再来回走一趟，所以决定不去管它，让孩子们在榻榻米上睡好，自己也在3点躺下，立刻就睡着了。她睡得很熟，后来飞机飞过都没有把她吵醒。

空袭警报声在7点把她吵醒。她快速起床穿好衣服，匆匆忙忙地跑到邻组负责人中本先生家里，问他该怎么办。他说她应该留在家里，除非拉的是紧急警报——一阵连续的间歇性警报。她回到家，点燃厨房里的炉子，煮上米饭，便坐下来看那天早上的广岛《中国报》。空袭解除警报在8点响起，她放心了。她听到孩子们起床的声音，走过去给他们每人一把花生，因为担心昨晚走累了，就让他们继续躺在榻榻米上。她希望他们可以再睡一会儿，但是隔壁一幢朝南房子里开始发出巨大的拆房子的声音。政府也像广岛的所有人一样，认定这个城市很快就会遭到空袭，便开始强调威胁的紧迫性，并警告人们必须完成防火隔离带的拓宽工作。政府希望隔离带和河道可以把空袭引发的火灾控制在起火点。邻居不得不为城市的安全拆除自己的房子。就在前一天，县政府已要求中学所有身体强健的女生用几天时间来打扫这些隔离带。空袭解除警报响过后，这些女孩便开始干活了。

中村太太回到厨房，看了一下米饭，开始盯着隔壁的邻居。一开始，邻居发出的噪声让她心烦，不过随后她就几乎因同情要落泪了。想到邻居一块块地拆除自己的房子，在这个无法避免破坏的时期，她无法不对他产生同情，但毫无疑问她又产生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感情，更别说对自身的怜悯了。她过得并不容易。美也子刚出生，丈夫伊泽就入了伍，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他的音讯，直到1942年3月5日，她收到了一封只有七个字的电报：伊泽君在新战死。她后来才知道他是在2月15日新加坡沦陷那天死的。他那时已经是一名下士。伊泽并不是一个特别有前途的裁缝，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台三国牌缝纫机。他死后，他的军饷就没了，中村太太拿出缝纫机，自己做起了零活。从那以后，她用做裁缝挣的钱勉强养活着孩子们。

中村太太站着注视着邻居，闪光下所有的东西都白得不可思议，她从未见过这样的白色。她并没有注意到邻居家发生了什么，母亲的本能反应让她朝孩子们跑去。她刚跨出一步，就被一股力量提了起来，和房屋碎片一起被抛到了隔壁房间的榻榻米上。

她落在地上的时候，碎木板也随之落到了她身上。由于被埋在木板下，四周一片黑暗。木板并没有把她埋得很深，她自己爬了出来，听到孩子的哭喊声：“妈妈，救救我！”她看到5岁小女儿美也子胸部以下都被压住了，无法动弹。中村太太疯狂地向她的小女儿爬过去，没有看到或听到其他两个孩子的声音。

佐佐木敏子小姐是东亚罐头厂的职员，原子弹落下的那天早晨，她凌晨3点起床，因为有一些家务要做。她11个月大的弟弟昭夫从前天起胃就不舒服，她母亲已经带他去了田村儿童医院，并会留在医院照顾他。佐佐木小姐20岁左右，她必须为她的父亲、一个弟弟、一个妹妹和自己准备早餐。由于战争，医院无法提供伙食。因此，她还得为她母亲和弟弟准备一天的食物。此外，她父亲在一个为炮兵部队生产橡胶耳塞的军工厂工作，她必须在父亲上班前及时为他准备好带去工厂的食物。她做完这些事情并清洗和收拾好厨具时，已经快7点了。她家在古井，去观音町的罐头厂上班路程需要45分钟。她负责管理工厂的人事档案。她7点从古井出发，一到工厂，就和人事部门的其他几个女孩去了工厂体育馆。当地一个优秀的海军军人、前工厂职员，在昨天卧轨自杀了。这个死法太惨烈，人们觉得应该为他举行一个悼念仪式。那天早晨10点，罐头厂准备举行仪式悼念他。在宽阔的体育馆内，佐佐木小姐和其他人为仪式做了妥善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大概用了20分钟。

佐佐木小姐随后就回到了办公室，在她的办公桌前坐下。窗户在她左边的尽头，距离她所在的位置挺远。她身后是两个高高的书架，上面装了由人事部负责管理的工厂图书馆的所有书籍。她在办公桌前坐定，把一些东西放进抽屉，并整理了一下文件。她想在登记新员工、解雇员工及离职参军人员名单之前，先和右手边的女孩聊一会儿天。就在她转过头、后脑勺朝窗户的时候，整个办公室突然被一道刺眼的光芒笼罩。恐惧让她无法动弹，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工厂距离爆炸中心1600码）。

所有东西都倒了下来，佐佐木小姐失去了意识。天花板突然塌了，上面的木质地板断成碎片，上层的人摔了下来，而且最上面的屋顶也塌了。但最要命也是最首要的，佐佐木小姐身后的书架倒了下来，随之落下的书把她砸在地上。她的左腿在她身下严重扭曲，可能断了。人类原子时代开启的一刻，在这个罐头厂，一个人被压在了书堆下。

02

深入调查

傍晚时分，大约有1万名爆炸受害者涌入了红十字会医院。佐佐木医生已经累得虚脱，仍戴着从受伤的护士那里拿来的眼镜，拿着一捆捆绷带和一瓶瓶红药水机械地走在走廊里，看到受伤最重的伤者就包扎。其他医生用生理盐水浸泡过的纱布去敷最严重的烧伤。他们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天黑后，他们借着市区里的火光和仅剩的10个护士在旁边给他们拿着的蜡烛给病人看病。佐佐木医生一整天都没往医院外面看，医院里面的景象已经如此可怕，令人窒息，他没有去想窗户和大门之外发生了什么。屋顶和隔断墙已经坍塌，水泥灰、尘土、血和呕吐物到处都是。病人成百上千地死去，但没有人把尸体搬走。一些医院的人在分发饼干和饭团，但尸臭味太冲了，几乎没人觉得饿。到第二天凌晨3点，佐佐木医生已经连续工作了可怕的19个小时，再也没有力气给病人包扎了。他和其他几个幸存的医务人员拿了草席走到外面——数千个病人和数百具尸体躺在院子和车道上——匆匆绕到医院后面，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躺下，想要抓紧时机睡一会儿。但不到一个小时，伤员就找到了他们，周围开始都是抱怨声：“医生！帮帮我们！你们怎么能睡觉呢？”佐佐木医生起身，重新回到了工作中。那天早上，他第一次想到30英里以外在向原家里的母亲。他通常每晚都会回家，担心她以为他死了。

8月7日一大早，日本广播播报了第一条简短声明。然而，在最想要了解爆炸情况的广岛幸存者中，只有极少数人听到了这条广播：“广岛受到几架B-29轰炸机的袭击，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日本当局相信美国使用了新型炸弹，具体的细节正在进行调查。”他们也不可能调到短波电台收听美国总统发表的关于新型炸弹是原子弹的特别声明：“这个炸弹的威力比2万吨TNT炸药还要大。它的威力是迄今为止战争史中使用的最大威力的英国‘大满贯’（Grand Slam）炸弹的2万多倍。”关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那些仍有精力担心的受害者会想要答案，他们会用一种原始、幼稚的词汇讨论——可能是飞机喷洒了汽油，或可燃气体，或集束燃烧弹，要么可能是伞兵做了这些。但是，即便他们知道了真相，大多数人因为太忙或太虚弱，或伤势太重，不会去在意他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袭击的目标这一事实。

那天早晨仍然十分炎热。克莱因佐格神父借来一个瓶子和一个水壶去给伤员取水。公园里有很多死人。在一座漂亮的拱桥上，他经过了一个赤身裸体、尚有一丝气息的女人，她从头到脚被烧得没有一块完好的皮肤，并且伤口已经红肿。在靠近公园入口处，一个军医正在救治伤员，但他手上唯一的药品就是碘酒，他用来涂割伤、擦伤、黏滑的烧伤等所有的伤——但现在他涂抹后的伤口都开始流脓。在公园的大门外，克莱因佐格神父找到了一个仍能使用的水龙头——来自一栋倒塌房屋的水管——他把手里的容器接满后往回走。他把水分给伤员后，又去取了一次水。这一次，桥上的女人已经死了。

在取水回来的路上，他在绕过一棵倒下的树时走错了方向。他在树林里找回去的路时，听到从灌木丛里传来的声音：“你有喝的吗？”他看到一个士兵。拿着水走过去的时候，他以为那里只有一个士兵，但穿过灌木丛后，他看到那里大概有20人。他们身上的伤同样恐怖：整张脸都被灼伤，眼窝深陷，有液体从熔化的眼睛流到脸颊。他们的嘴都已经肿胀化脓，这让他们无法把嘴巴张到茶壶嘴的大小。于是克莱因佐格神父拔了一大棵草，扯出茎秆，做了一个吸管，让他们用这个喝水。其中一个人说道：“我什么都看不见。”克莱因佐格神父尽可能欢快地答道：“公园入口处有一个医生。他现在很忙，但我想他很快就会过来给你治眼睛的。”

03

黍草和白菊

爆炸一年后，佐佐木小姐成了一个瘸子；中村太太十分穷困；克莱因佐格神父又住进了医院；佐佐木医生无法胜任以前的工作；藤井医生失去了他辛苦多年才建立起来的拥有30间病房的医院，而且没有重建的可能；谷本先生的教堂成为一片废墟，他不再像以前那般精力充沛。这六个人属于广岛最幸运的一批人，他们的生活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当然，他们对自己的经历以及对使用原子弹的看法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种相似的感受，即一种奇特的、欢欣鼓舞的集体精神，有点像大轰炸后伦敦人的感受——一种他们和其他幸存者经受住了可怕苦难的自豪感。

在爆炸一周年纪念日前，谷本先生在写给一个美国人的信中表达了这种感受：“第一个晚上的场景让人心碎！我在午夜登上河岸。那么多伤者躺在地上，我从他们身上跨过去，不停地说‘对不起’，我去取了一盆水，分给每个人喝。他们慢慢地直起身，向我点头致谢后才安静地喝水，没有溢出一滴，还杯子的时候，他们再次向我致以衷心的感谢，并说道：‘我无法帮助埋在房子底下的姐姐，因为我必须照顾我的母亲，她的眼睛上有一个很深的伤口，房子很快就着火了，我们差点逃不出来。你看，我失去了家和家人，我自己也伤得很重，但现在我已经决定倾尽所有，为祖国奋战到底。’他们就是这样向我保证的，甚至包括妇女和儿童。由于极其疲惫，我在他们中间躺了下来，但无法入睡。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很多昨晚我给过水的男人和女人死了。但让我非常意外的是，尽管他们疼痛难忍，但我没有听到任何吵闹的哭声。他们安静地死去，没有怨恨，咬紧牙关忍着，都是为了祖国！

让人惊讶的是，很多广岛人民对使用原子弹的伦理不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他们被吓坏了，根本就不愿去想它，甚至没有很多人会费心去了解关于原子弹的信息。中村太太对它的态度——敬畏——就是典型。“这个原子弹，”她被问到的时候会这么回答，“只有火柴盒大小，但它的热量是太阳的6000倍。它在空中爆炸，里面有一些镭。我不知道它的原理，但是当镭被放在一起时就会爆炸。”如果被问及对使用原子弹的态度，她会回答说：“因为这是战争，我们不得不承受。”随后她会补充一句，“命该如此”。

克莱因佐格神父和其他德国耶稣会神父经常讨论使用原子弹的伦理问题。其中一个叫西梅斯的神父，爆炸那天正好去了长束，他在给罗马教廷的报告中写道：“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种炸弹与毒气弹属于同一类别，不该对平民使用。其他人认为，在一场全面战争中，正如日本这般，平民和士兵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炸弹本身是结束流血冲突，迫使日本投降，进而避免完全毁灭的一种有效力量。因此，如果一个人原则上支持全面战争，那么他就不能对平民伤亡有所抱怨。问题的关键是当前的全面战争形式是否正当，即便是为了一个正义的目的。它是否具有物质和精神的恶 —即其后果是否超过了其所带来的善果？我们的道德学家什么时候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呢？”

很难说清，广岛那天的爆炸会在孩子们心里留下怎样的恐怖阴影。从表面上看，灾难发生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对爆炸的回忆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冒险。中村敏夫在爆炸的时候是10岁，他很快就能毫无障碍地甚至欢乐地说起自己的经历。一周年祭的前几周，他在交给登町小学老师的一篇作文中写道：“爆炸的前一天，我去游泳。那天早上，我正在吃花生，看到一束闪光。我被撞倒在我妹妹睡觉的地方。获救后，我最远只能看到有轨电车。妈妈和我开始收拾行李。邻居们四处奔走，他们身上被烧伤了，而且在流血。幡谷太太叫我和她一起逃，我说我要等妈妈。我们去了公园，后来狂风来了。晚上，一个天然气罐爆炸烧了起来，我看到映在河面上的火光。我们在公园住了一晚。第二天，我经过太鼓桥的时候遇到了女同学菊木和村上，她们正在找她们的妈妈。可是，菊木的妈妈受伤了，而村上的妈妈——哎呀——她已经死了。”

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赫西亲赴广岛核爆现场

记录六个普通人在核爆前后四十年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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