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特级教师：语文阅读考题答案应根据学生答题情况临时生成，而非提前预设

中学阶段语文试卷中现代文语段的阅读题，作者自己也做不出或者做不对、做不好，这种现象早已见怪不怪。

大约17年前，作家周国平来我所在的学校做讲座，就曾提到他自己文章被拿来出题，朋友的孩子让他试着做一做，结果他自己得分也很低。他说：“有道题问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我看到这道题愣住了，仔细回想，感觉写的时候根本没有多想就自然而然用了。但是看看题目的答案，竟然觉得还挺有道理。”

讨论作者写作用意的题目结果作者却做不出来，听起来很荒谬，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对于连作者都做不出的题目也不必一棍子打死。阅读理解题是为了检测考生的文本解读能力，只要能反映出考生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各方面素养的高下，就算成功。

文学性的语段向来“千人千面”

现代文阅读语段大致可分为社科类和文学类。引起争议的，几乎都是文学性语段的阅读题。道理非常简单，社科类的语段追求信息把握的准确性，一是一、二是二；文学性的语段向来是“千人千面”，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原本就很难有标准答案。

人们通常会诟病文学性语段阅读题，特别是主观题的答案一直有着对文本“过度解读”的嫌疑。这里就先要搞清楚“过度解读”的所谓“度”是什么。

文学性文本解读的有关理论，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作者中心论”认为阅读应该追求理解作者的本意，这就是传统文学理论中所说的“以意逆志”，为此就要结合作品写作背景，包括作者的情况以及时代的情况来分析，也就是“知人论世”。而“文本中心论”则认为作品一旦创造出来，就具有不听命于创造者的自己的生命，是独立自主的系统，假如其客观呈现的内蕴与作者本意不一致，那么宁愿以作品为准。至于“读者中心论”，则强调文本的意义是读者参与构建的，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如果“过度解读”的“度”是指作者的本意，那么作者做不出别人拿自己的文章出的题就是不正常的；如果“度”由文本确定，那么作者做不出就是正常的；如果“度”由读者确定，那么不但作者做不出正常，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过度解读”。

中高考语文阅读究竟考什么？

真正要考虑的是，对于中高考的阅读理解题，答案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定的？

传统语文教学当中的文本解读非常注重确定性，强调对作者本意的探寻。而新的课程标准强调“在阅读各类文本时，分析质疑，多元解读，培养思辨能力”“多设置主观性、开放性的题目，展现学生智慧，鼓励学生发挥和创造”，可以说是兼顾了作者、文本、读者中心的不同理论。从目前基础教育中文本解读教学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一方面仍旧致力于探求作者的本意，另一方面也不排斥基于文本乃至基于读者个体经验的解读。

此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考试时考生、作者、读者所处的解读情境是非常特别的。作者写作时，表达出的东西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下面还有没有文字写出来的个体经验的支撑。而读者阅读时只能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作者情况以及时代的背景，才能进行情境还原。这种还原必定是受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探寻作者本意本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在考试中，做题者获得的信息更是极其受限的，这种情况下，考生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推测作者本意。一旦语段写作的时代、作者的情况和青少年的生活有隔阂，背离作者或者文本的“误读”就极容易产生。这也是考场情境的特殊性。

凡能自圆其说的答案都应酌情给分

2008年上海高考现代文《灯笼红》有一道题目：家乡的女人把丈夫叫“汉子”，曾祖母却这样叫“我”，这是因为______。参考答案是：曾祖母热切盼望“我”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汉子。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文章的作者是牛汉，于是很多网友就认为曾祖母只是在叫作者的名字，答案是过度解读了。

当然，后来有人又写文章说题目无误，牛汉最开始的名字是史承汗。但其实这一补充本就多余，“汗子”“汉子”同音，曾祖母这样叫，未必就没有寄托对作者的期待。没有这一补充，原题也未必就不成立。这里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这一年的高考语段没有给出作者的姓名。考生根本就不知道作者叫这个名字，那么结合文本曾祖母对“我”的慈爱，结合问题当中曾祖母与“我”之间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很容易推出“热切盼望‘我’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这一答案。再退一步讲，如果语段给出了作者呢？那么这个答案仍旧成立。只不过需要修改一下：表层来看，曾祖母是在叫“我”的名字；深层来看，曾祖母热切盼望“我”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汉子。

所以，综合考虑文本解读的不同理论，结合课程标准的规定，根据实际教学中文学解读的情况，再考虑考场情境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语文考试中的语段阅读题，即使作者做不出来或者做不对，并不意味着题目就出得不好，也不意味着答案就是无效的。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语文考试中阅读题的答案可以脑洞大开随意来做，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题目语段的作者做不出来，也不必惊讶，这并不荒唐。

那么，对于文学性语段的主观题，标准答案到底该怎么定呢？

笔者倾向于不预先设置标准答案，而根据学生答题的情况临场生成答案。利用人工智能对答卷进行分析，如果一半以上的考生回答出某个点，而又合情合理，就确立为有效得分点；四分之一考生回答出的点讨论后就可以作为附加得分点。此外，还需要让阅卷者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凡是能自圆其说的答案都要酌情给分，这样就能使多元解读也能得到鼓励。换句话说，文本解读的“度”，比起考虑作者和文本，更应该着落在考生身上。以考生为本，这才是我们的考试应该做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长，上海市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