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溃败、余额宝褪色、管理层动荡：天弘基金的三重困局

7月17日，天弘基金一纸公告引发行业关注——任职超6年的基金经理刘国江正式卸任天弘港股通精选A/C类基金，产品交由贾腾单独管理。这一看似常规的人事调整，却揭开了这家曾以“余额宝”改写行业格局的万亿基金公司，在权益投资领域积弊已久的困境。

从权益产品业绩持续跑输基准，到核心投研团队流失，再到规模长期徘徊低位，天弘基金的转型之路正愈发艰难。而权益业务的溃败之外，“压舱石”余额宝的神话褪色与管理层的频繁动荡，更让这家巨头陷入“规模缩水、能力断层、战略迷失”的三重困局。

权益业务折戟：从基金经理更迭到规模困局的恶性循环

《财中社》注意到，刘国江的离任原因为“工作需要”，但却也反映出天弘基金权益业务的困境。资料显示，刘国江管理天弘港股通精选A（006752）超6年，任职年化回报仅0.55%；2025年以来，该产品回报9.92%，落后业绩基准7.79个百分点。业绩乏力直接导致规模缩水，产品规模从2021年二季度末的7.35亿元降至2025年一季度末的1.38亿元，机构持有占比更是从2024年初的52.62%骤降至不足5%。

2024年，在沪深300指数上涨14.68%的背景下，天弘基金超60%的权益产品跑输业绩比较基准；即便2025年业绩有所好转，截至7月16日，仍有17只权益产品落后基准。业绩低迷形成“亏损-赎回-规模缩水”的恶性循环，截至2024年底，天弘主动权益类基金规模不足200亿元，行业排名第46位；2025年一季度末，混合型基金规模191.6亿元（排名第38），灵活配置型基金规模66.7亿元（排名第36），在行业中处于中下游水平。

投研能力断层是业绩溃败的核心症结。2023-2024年，天弘基金多位资深权益类基金经理离职。自2023年9月“国民基金经理”王登峰离任后，2024年李宁、陈国光、任明、谷琦彬等四位任职超3年的基金经理也相继离职，其中陈国光管理的多款产品任职亏损超20%，谷琦彬管理的基金近三年亏损达31.82%，主要因重仓的锂电、军工等板块表现不佳。而新引入的“明星”基金经理还尚待观察，从浙商基金挖来的贾腾，在原公司管理的8只产品中仅2只实现正收益，更有2只亏损超40%。目前贾腾独立负责三只产品，分别为天弘精选混合A（420001）、天弘品质价值混合A（024435）、天弘港股通精选A（006752），任职天弘精选混合A已超百天，任职回报7.51%，同类排名居前20%。

余额宝神话褪色：规模腰斩与收益低迷的双重挤压

在权益业务乏力的同时，作为天弘基金“压舱石”的余额宝也难掩颓势。这个曾改写中国理财市场格局的“现象级产品”，正经历规模与收益的双重下滑。截至2025年一季度，余额宝规模已缩水至7993亿元，较2017年1.69万亿元的峰值降幅达52.7%，不足巅峰时期的一半。

收益端的表现更让投资者失去耐心。7月14日，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天弘余额宝货币（000198）7日年化收益率降至1.051%，创历史新低。在规模超千亿的35只货币基金中，其收益率位列倒数第3，但管理费率与托管费率却分别排名第7与第6，“收益低、成本高”的问题愈发突出。

通常而言，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是衡量其短期收益水平的关键指标，主要由市场利率环境主导——其投资的逆回购、同业存单、银行存款等短期货币市场工具的收益率，直接随市场利率波动（如央行降准降息会降低资金利率中枢，导致资产收益下行）。此外，基金管理费用（管理费、托管费等）会从资产中扣除，费率越低，实际收益越高。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多重因素共同加剧了余额宝的困境：监管政策趋严推高流动性管理成本，微信零钱通、京东小金库等竞品通过场景化嵌入分流用户，利率下行周期则直接压缩货币基金收益空间。更严峻的是，天弘基金对货币基金的依赖并未减轻，2025年一季度货币基金占总规模比例仍超65%。这种结构失衡，使得公司在市场波动中缺乏缓冲，规模增长陷入“余额宝缩、整体降”的被动局面。

管理层动荡：战略摇摆与定位迷失的连锁反应

业务困境的背后，是天弘基金管理层的频繁动荡与战略迷失。2023年12月以来，公司经历剧烈人事调整：原博时基金总经理高阳空降接任总经理，华泰证券资管原副总经理聂挺进分管权益投资，宏利基金前总经理高贵鑫出任总经理助理，形成“外来高管主导”的新架构。但这些调整并未带来转机，聂挺进主导的权益改革未见成效，高贵鑫的首席信息官背景更引发市场对投研能力的质疑。关于高阳就任以来的表现，详见《财中社》此前发布的文章：《天弘基金的高阳时代：一年多狂发126只公募产品 业绩或面临考验》。

2024年11月的董事长更迭更具标志性意义：蚂蚁集团副总裁黄辰立接任韩歆毅，成为天弘基金4年内第四任董事长，而其上任前10天刚通过基金从业资格考试，投行背景与公募业务存在显著差异。这一人事安排被解读为蚂蚁集团对天弘定位的调整——从“资产管理者”转向“底层资产供应商”，但这一调整尚未得到官方明确回应。

管理层变动的背后，是天弘基金战略方向的持续摇摆。黄辰立上任后推动的“TIRD数字化投研平台”建设，试图通过胜率赔率模型标准化研究员分析、引入AI辅助决策，这一平台在2025年3月曾成功预警机器人板块过热风险，助力投委会规避回调，但初期流程标准化也引发了关于“效率与灵活度平衡”的讨论。有行业观察指出，基金经理主观判断与模型输出的磨合尚需时间，部分决策环节存在短期适配成本。

从余额宝的流量神话到如今的三重困局，天弘基金的挣扎折射出公募行业转型的共性难题：过度依赖单一产品的路径依赖，在行业转向“质量竞争”时必然遭遇挑战。如何重建权益投研能力、打破“货币基金依赖症”、稳定管理层并明确战略定位，将决定这家万亿巨头能否在新一轮竞争中找到破局之路。